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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人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的故事

野兽按:虽然天涯博客算是国内尺度最松的博客网站了,但是还是有不少文章发布后被隐藏。自2006年2月22日受李国盛邀请,要天涯开办【陈寿文专栏】,至今已经十四年了。不过自从2013年有了微信公号【心灵自由】之后,就很少使用这个博客,只是偶尔想起会去那里发一篇微信公号发布不了的文章。刚才看了一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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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总共有74篇文章被隐藏。今天开始,把这74篇翻出来。站友们,我又要开始刷屏了。

32.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

外国商人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故事

――读《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人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的故事》

作者:何清涟

一、中国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在世界上,曾两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国土不多,中国却有此罕见幸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上海曾有几十年黄金岁月,那黄金岁月就是上海成为“冒险家乐园”的时期,至今那段时期形成的文化已经化为上海人永恒的家园之梦。

只是强弱易势,在七、八十年前的“冒险家乐园”中,外国人是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者,中国的官员们见了洋人得卑躬屈膝,恭敬有加,“官怕洋人”之谓即指这种现象。而数十年过去,斗换星移,棋枰翻覆,“中国政府终于站起来了”,中国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只是中国政府官员与洋人们的地位正好倒了一个过,凡洋人们见了中国官员得打躬作揖,中国官员们得考较考较洋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好坏,以决定给他们设置的“市场准入门槛”之高低。这“态度”一词含义丰富,具有物质利益等实际内容。“态度”好,市场准入门槛低,商人们则财源滚滚;态度不好,那就卷铺盖走人。在中国的外商们没有人敢与中国游戏规则对着干,因为那等于拿自己的钱包开玩笑。

因了这一地位变异,冒险家的乐园也就演绎出无数以前没有的新故事与新风情,艾沙•古德曼的《失去新中国――一个美国商人在中国的故事》,真要算是一本此中奇书。该书以亦庄亦谐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众多冒险家的故事,尤其是外国商人们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过程,更是描绘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让人读来解颐之余,又不免难受,比如我辈为华夏文明之子的人会想:中国竟然堕落于斯!而外国人读后,除了吃惊之外,定然生出想亲身体验一番的愿望。毕竟和平民主国家,那种必须奉公守法的人生也太乏味了一些,而遥远的中国,对于挟资而去的外国人,酒宴、美女、各种对人类经商智慧形成挑战的奇谲变幻之商战新技、不知什么时候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安全部特工人员,所有这一切,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呀。尤其是想到一个即使不名一文的外国人,在中国只要有足够的聪明与妥协精神,掌握了登龙术之一种(书中介绍三大类,每类别里当然有百变千幻之各种技巧),努力为自己创造机会,时机一到,定能蚕蛹化蝶,成就一番事业。而且只要这些大大小小的冒险家愿意,抱得无数中国美人归临时香巢更是小菜一碟。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腐败

外商去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探险,而是为了赚钱,但一个被翻来覆去讨论的问题却是:外资在中国到底赚不赚钱?

作者给出了结论,这个结论与中外媒体的结论不一致,但与笔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能够有季度性的获利,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么只有大约5%的公司赚钱。”作者认为,“对在华的绝大部分美国公司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个无底洞:一个由口是心非的中国搭档、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蒂固的盗版产业(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愿驱使下,连GDP增长这样的数字都不能使人信服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卷入中国市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大额利润,到底是什么支撑美国在北京的新兵训练营并使其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经济前景?”

说穿了,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市场上折戟沉沙的外资企业用谎报业绩的方法来蒙骗美国总部。作者告诉读者,“过分强调在中国经营的亏损对美国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美国金融界认为,在世界上最后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也是最大的市场――中国投资,是企业对自身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体现。你可以关闭一条生产线或者卖掉一座工厂,但是从中国把投资全部撤出会给企业的整体形象带来不成比例的损害。”而“公司形象”是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保持升值潜力的重要因素,为此,所有大公司的中国代表都对总部说谎,声称自己赢利。书中生动地叙述了作者所在的公关公司如何与各大公司驻中国代表处一起,在母公司的总裁与财务总监之类来检查工作业绩时,如何运用各种技巧愚弄上司,以华而不实却又头头是道的解说包装自己的业绩。

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在本土都要讲诚信,而一到中国就大都变成精明的说谎者?这实在是“淮桔成枳”,环境使然。作者在第五章里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作者声称,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三、中国: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简言之,外国商人挟资来中国,有如拎着满口袋的金钱来到拉斯维加斯赌博。但是否能够赚钱,却不取决于他们在本国炼就的经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们到中国后的“悟性”――能否尽快悟出结交中国政府官员的门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将这类事务交给“公共关系公司”去打理。公共关系公司的职员人手一本《游说者手册》。作者总结说:

对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美国公司来说,有两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真正法制和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根本没有选择忽略中国政府部门的余地。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有庞大关系网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象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通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其次是就是与公司总部的关系,尽管在我们的手册中没有列出。当某个公司总部的执行总裁或者更糟糕一点,是财务总监宣布即将到北京来,很多公司驻华代表都会不露声色地陷入紧张之中。为避免被问到一些有关盈利方面的问题,第一道防线就是准备大量的套话。因此,我们会为他们预备大量的简报和幻灯图片:都是高质量的、谨慎乐观却又模糊不清的关于市场发展机遇的长期计划,同时又靠指出与当地政府交往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而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第二道防线就是雇佣帮手,那就是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会议上我们扮演独立的审计角色,表示在经过多番精心调查和验证后,十分赞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场计划。第三道防线是,总之,要执行总裁或财务总监忙不接暇。这又会用到我们:我们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与中国同行举行座谈和宴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满足感,即便所讨论的细节没有一项落实到实处(在中国,要想细究一个问题可能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良好的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必然赚钱?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终于道出了外国商人的感受:“他们与令人厌恶的强盗般的中国搭档共同经营龌龊的合资企业,他们需要解除合约后仍旧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在5─10年期间金钱损失得好比人体大出血,即使不断调整自身的烧钱率也无济于事,直到最后,公司总部不得不说,够了。”

中国已经成了“不少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四、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

上一世纪的“冒险家的乐园”中,洋人们不需要扭曲自己在本国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但今非昔比,中国到底不是当年那种半殖民地,“官怕洋人”的光景早已经“俱往矣”,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既然能将臣民治得服服贴贴,还怕洋人不成?洋人如果要想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见官恭敬有加,贿赂有术,还必须伴以“思想改造”,承认“资本主义的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即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并无条件论证今日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而且排斥掉这些因素也能够进步,成为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之星,如果能够用英文写上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发表在西方报刊上,比如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么,中国政府绝对不会亏待这些“中国人民的朋友”。尤其是,作为美国商人,一定要在中美冲突或者两国外交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论证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霸权主义的表现,至少也得温和地指出从策略上来讲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这样更能够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之形像加分,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铁杆朋友。

外国人对这点并非“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而属于“困而知之”一类,暂且让我们回到书的开头。

书的第一章是作者对“炸馆事件”后中国政府发动反美游行的近距离观察,因为今年中国政府执导的国家游戏“反日游行”与当年如出一辙,连手法都一点未变,包括一些小细节:警察让一批人进去示威,投掷石块后,再让另一批人进去。今年反日游行这一细节被《纽约时报》记者维妙维肖地写出来,让人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智慧与操控能力有足够的了解。

五、外商在华成功的“葵花宝典”

作者以此情节作为开篇第一章并非无因,因为一个政府能够如此收放自如地控制人的思想情绪与行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之严密可想而知,而一个外国商人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做生意发财,“想不与政府官员做交易,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性”。

接下来,作者写出了外商们为炼就“中国特色”神功的葵花宝典: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50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写到这里,读者真要感谢作者的坦诚,上述三个办法确实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秘籍宝典,但因对本身形象有损,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

六、外国人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

中国被渲染成梦幻式的东方黄金梦,这个寻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许多外国商人的生活方式,还将商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改造成“中国特色的新人”,这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特色新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原则,唯利是图。中国一些冬烘学者至今还在那里津津乐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能够成功克制人的贪欲,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到哪怕三分成色。但可惜的是,中国人哪怕负笈西洋,也并未能将马克斯•韦伯津津乐道的西方精神学到,倒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少染上了“中国特色”(这是本人亲自观察这个群体得出的结论,连他们自己也多少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充满了对权力的膜拜与歌颂,这种膜拜经常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如果外国人投身中国并生活于其中,这些人在本国耳濡目染几十年之教养,最后都不得不服膺于中国文明。

作者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中国的成功故事,这位叫做龙安志的商人想尽办法在中国阿谀奉承,以便捞取好处。这位商人90年代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妻子是中国军队的高干女儿,除了长袖善舞,在中国赚了不少钱之外,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20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比如《中国第一》,还有歌颂香港巨富李嘉诚的《红都》,这些书热情歌颂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而《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则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最让中国政府满意的是龙安志经常为英文报刊撰写与人民日报论调类似的文章,作者总结说,龙安志“用尽三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

龙安志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他又怎能不倍加热爱呢?尽管这个国家充满了种种不公平与不人道的事情,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为那微薄的工资(每小时25美分-35美分)而辛苦劳作,但龙安志的笔下,中国仍旧是一颗熠熠生辉、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星,那里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尤其是中国政府对龙安志的满意,那真是许多外商梦寐以求的恩遇。

在本国能够以“扒粪者”自居且自傲的无冕之王们,到了北京“也不得不象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只报道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得乖巧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字、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打入另册。”

这个由自由人变为半臣民的过程是痛苦的,每个人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挣扎,诸多外国人都被“弄得疲惫不堪,道德继续沦丧。作为各人而言,我们的防波提差别很大。一些人紧紧地抱住了中国政府这块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则与海岸保持一种不切实际的距离;一些人在市场里恐吓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却收养他们,但压力仍旧存在。”

一向被骂为没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看了这一段以后,或许会获得心理平衡?甚至还可以为中国人有面对中国冷酷现实而保持一颗坚硬无比的心灵而感到自豪?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办公楼走廊里悬挂的一幅字:“东方无穷”――真正是神秘莫测,度人无数的“东方无穷”呀。

与上个世纪的冒险家乐园相比,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世界发生的变化比中国更大,不过中国媒体更乐于谈中国的变化):矗立于各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追比美国欧洲的物质生活,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还有世界上最先进无与伦比的网路监控技术,挟巨资出国定居的中国精英(他们远比当年国民党败逃时仓皇出逃的上层精英气定神闲)……

但中国也还有不变的东西:官僚们贪污腐败横行,国民依旧是臣民而非公民,工人(包括农民工)仍然在血汗工厂里打工,新闻自由依旧渺然难追,“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的情况遍及中国,穷人的孩子依旧无法读书,女子迫于贫穷而为人妾侍(现在叫做二奶或小蜜),老百姓见了官依然矮三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号称已经学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民主,至今连民主的第一要义程序正义还没学会遵守,……

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所以中国政府官员也站起来了,官员们成了“能够造就国王”的人,外国商人到了中国,也得依靠官员们的恩赐才能发财,能说我们的祖国没有变化?

还是借那首传唱了二十来年的“新编社会主义好”做为本文结尾: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或说是翘着尾巴)回来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社会主义性高潮。

这样一个中国,我,还有我的那些良知尚存的同胞们能发自内心地拥抱它吗?

伊沙•古德曼(Ethan Gutmann):《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人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的故事》(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博大出版社(美国)即将出版。

(原文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

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博大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评伊森·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

作者:谢田

到中国投资这股热潮已延烧多年,但人们却难得有机会了解在华外商圈的内幕,尤其是在北京的西方公司商圈的内幕。最近,博大出版社出版的《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一书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外商圈外之普通民众无法得知的信息,对人们认识对华投资热很有帮助。该书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获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士、国际关系硕士及博士学位,80年代在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外交政策研究员,90年代曾任“美国之声”电视网络的首席调查员,现为《亚洲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投资者日报》撰稿人。他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荣获2004年纽约《太阳报》纪实作品年度奖、亚洲公司2004季度读书奖、富士比读书俱乐部2004年推荐作品,其中译本出版后获得了2005年度华语作品的“天安门精神奖”和“万人杰文化奖”。

1998年,伊森·葛特曼到了北京,先后在一家制作电视记录片的公司和一家专门为美国公司服务的外资公关公司工作,他的妻子研究中国历史,能讲流利的中文,有许多中国朋友,而伊森·葛特曼本人则融入了那些在中国寻找财富和其他的外国人的北京生活圈。2001年8月,他回到了美国。关于这本书,伊森·葛特曼写道:“在我动身去中国之前并没有写书计划。在北京时这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回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想法。”(298页,中文版,下同)他在中文版自序中说:“我当初写书的第一批假设读者是美商公司的执行长及美国母公司的职员干部群。第二批读者则是华盛顿特区的政策执行者,特别是决定中国政策的行政官员。我也想到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一大部份可能会走上一条导引他们到北京工作的职场道路。我心中期望的第四批读者是北京的美商社群,虽然我不期盼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但只要有一些人能够露出些许认同的笑容,那也足以让我骄傲半天了!”(15页)

笔者和伊森·葛特曼今年8月应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之邀,在“中国经济和台商战略论坛”上演讲,并在台北出席了葛特曼此书在台湾的发布会。伊森不是那种典型的、面孔冷峻的记者或精明的、笑口常开的商人,而更象是二者的结合。他属于那种既观察敏锐、富于感情交流,又直觉丰富、善于体察人的情绪变化的人。他敏锐的观察和洞测人心的能力在他的书中也体现了出来,这本书给了读者一幅描写现代中国非常及时、准确的图像。

一、外商在华成功的秘诀

二战结束后不久,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曾经谈论过,“我们怎样失去了中国”。这是指二战期间欧美盟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希望中国从此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最后中国却落入了前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事实证明,当时西方误判了中国的走向。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西方人相信,中国通过与国际商界的合作会增进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了解,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商业和投资活动也会帮助中国走上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伊森·葛特曼的书使用了“失去新中国”这样一个书名。他试图表达的意思是,西方人在商业利益的迷惑下,在中国尽量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治和商业文化,从而又一次失去了帮助中国进步的机会。伊森的书代表了一个时代和认知的变迁,即西方人对中国爱恨交加的情感和理智的变迁。他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以往的理念,如以商业贸易来改变中国社会,以中产阶级的崛起来促进自由民主,是越来越难以企及的一厢情愿;而从与政府愉快合作,到渐渐撕开“皇帝的新衣”,这样一个转变似乎正在进行之中。

伊森总结出的外商在华成功的秘诀有三:一为紧紧跟党走,二为请客送礼,三为拍马屁。这当然不是什么太秘密的“秘诀”,熟谙此道的人们已默默实施了许多年。[1]

只是如此明显的公诸于众让大家觉得尴尬而已。伊森不指望他的书能够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但海内外的华人难道能为具有这样“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吗?

伊森还谈到了“美国在华商会”的角色。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之后,“美国在华商会”“不声不响的在美中关系上扮演了润滑剂的作用”,它迅速拜见美国国会重要的参、众议员,向议员们介绍在华美商的商业前景,勾画中国市场“惊人的”进展,强调美中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当然,中国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着这些机会的影响。所以,在经济利益面前,正象伊森提及的那样,当谈到事关中国的一些敏感问题时,这些游说团的代表们发现他们的话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传声筒。美国商会的负责人还规定,不许商会代表单独会见国会议员,而必须“三人一组,统一口径,以避免各说各话,引发混乱。”据笔者判断,美商的“三人组”作法显示他们道德心一息尚存,不愿完全成为“喉舌”。商场如战场,运用之妙,存乎于心;东西方的“默契”,竟至于此!

伊森注意到,美国公司的上述做法实际上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愿意与中国政府合作,彼此的商业利益是牢牢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这让中国政府懂得了,中国经济的诱惑以及以市场换原则的谋略是可以奏效的,看来美国人也是可以被改造的!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被改变成为和平演变的对象之前(杜勒斯语),热衷于中国市场的美国人居然轻而易举地就被中国改变了颜色!读过启示录的人应该都记得圣经所描述的古蛇、大淫妇及其金杯里的秽物,两千年前的经典语言成真,真是令人感叹。

一些西方的高科技公司为了对中国销售产品,如“思科公司(CISCO)”与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军方合作,并让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直接监控其产品在中国的使用(185页),这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例如,“思科”将其“防火墙”产品按照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对内监控的“特殊要求”加以改进,并且宣称,对中国当局如何使用其产品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在其公司内部就有争议,在面对股东大会和国际舆论时将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摩托罗拉公司”也对他们在中国的“成功之道”讳莫如深。

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很容易发现美国人普遍的天真,这是褒义的、天真无邪的意思,亦即他们似乎离人类和我们所存在的世界的根本特性──“真”──相去不远。伊森也不例外,在台北,他向记者们坦承他在北京时的挣扎,那种在道义、良心和诱惑之间的苦苦挣扎。笔者颇为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他的坦率:在进入北京外商的“上流社会”圈子之后,在享受北京国际俱乐部豪华的服务、一流的餐饮、身份地位的承认之时,他坦承绝对不想被赶出去。自然了,有几个人愿意被赶出去呢?这很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人,特别是现代文明下的人,就必然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在钱的诱惑之下是否要维持道德操守?伊森决定选择离开北京以及他写的书,给了我们一些启迪。

二、“天高皇帝远”──外商的“淮桔成枳”

西方商人憧憬中国市场由来已久,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商人的那句“名言”,“如果每年卖给中国人每人一双鞋子,一年就是多少多少亿双……”。截至2002年,有30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了2,500亿美元,并且雇用了2千万中国工人。但这些外资企业赚钱了没有呢?伊森提到,“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据美国大使馆商务处官员“私下透露,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能够有季度性的获利,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么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公司赚钱。”(157页)这样的估计并不是用于对付中国的税务部门,而是美国在华商圈内部的真实估计,但外资企业界并不想公开这些情况。

东西方文化相隔,有时看起来是那么的遥远,人们很难互相理解,但有时双方的文化又是那样的相象。比如象“天高皇帝远”这中国的国粹在北京的美国商人圈子中有了新的诠释(152页)。对于“天高皇帝远”,他们的理解是,北京是那么的遥远,美国政府和公司的美国总部遥不可及,同样遥远的还有美国的司法制度、经商理念、星期天牧师关于道德操守的提醒和“正的人本倾向”的传统。于是,美国商人们可以在中国随心所欲地解释“成功”的概念并采用达到这一“成功”的所有方法了。

人类学研究中常用“人性本质的倾向”(简称“人本倾向”,Human Nature Orientation,HNO)的正或负来判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其大意是,如果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即使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都会自觉守法、按章办事,如深更半夜在没有任何汽车和警察的路口停在过街人行道的红灯前,等灯变绿后才穿过马路,这就是正的人本倾向;反之,则为负的人本倾向。一般认为,大多数美国人的人本倾向是正的,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的人本倾向则是负的。但显然,就象何清涟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商人在中国的表现就象“淮桔成枳”[2],由正变负了,真是环境使然。

笔者无意给美国公司说好话,但在扭曲自己的原则、贿赂政府(明的或暗的)方面,欧洲公司似乎有政府的撑腰,相对而言比较肆无忌惮,美国公司为了与欧洲公司竞争,不得不“东施效颦”,但似乎学得不如欧洲人到家。伊森工作的外商公关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如何帮助美国公司驻北京职员应付美国总部来员的视察,诸如“包装”业绩、用娱乐招待转移总部来员的注意力等等。他对外商驻京人员的这些手法有详细的介绍。伊森书中有关在华外资公司处理账目上的把戏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听闻已久的传言。它们常常把付给投资方的红利当作支出而不是利润,以在年度财务报表上显示亏损(156页),当然实际操作中的花样远不止这些。笔者从北京的朋友处获悉,在北京的几乎所有外国公司都在造假,那些在美国规规矩矩的会计公司主动提供帮助他们造假的方法。在一个媒体充当“喉舌”、政府制造谎言、各地造假成风的社会里,外资企业还能独善其身吗?

在西方商学院的课堂上教授“国际营销”课时,通常会涵盖“退出战略”(Exit Strategy)的内容,告诉未来的公司经理们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如何从一个市场或一个国家撤出来。学生们在做课程的调研报告、商业企划时也必须加入这一章,以构成一个完整全面的市场营销和商业发展计划。在北京的外商们似乎故意忘掉了这一点,而这一点对在中国投资了2,500亿美元的外国公司来说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不可能完全是疏忽,而是象伊森所说的,是怕别人感到“沮丧”(159页)。

一些海归派回美国探亲时常常喜欢用夸耀的口气说,他回中国后才发现,自己的前半辈子全都“白活了”,指的是国内现在的性服务是如何的方便、“上档次”。

伊森该书的最后一章介绍了一些外国商人在北京“流连花丛”的情形,读起来简直就象是现代版的《金瓶梅》。由此似乎可以看出,为什么在中国商场上“打滚”的外商们“乐不思蜀”了。然而,性产业的泛滥,乃至“花丛”中对洋人的崇拜和投怀送抱,究竟代表着“改革开放”的哪一面?是“成就”还是“危害”?中国的投资环境必定得包括这一部分吗?

三、伊森和“龙安志”:谁是中国的真正朋友?

“龙安志”是伊森书中描述的一个已经相当“中国化”、在北京的官场和商场上纵横自如的美商,他是红都俱乐部的创始人,“龙安志”是伊森为这个真实人物起的假名。在中国当然有很多象“龙安志”那样的西方人,他们生活在那里,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他们的“中国朋友”不亏待这些“老朋友”。但伊森和“龙安志”,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呢?

“龙安志”为了出一本迎合中国官方的书,就将收入书中的另一作者贝彼得的文章修改得面目全非(145页),其作法简直与焦国标讨伐过的中宣部雷同。贝彼得最后愤而将自己的文章撤出了“龙安志”的书,而书中留下来的那些文章其内容和语调就可想而知了。“龙安志”的书最后得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书发行会,朱镕基专门出席并接见了“龙安志”,这无疑是对“龙安志”之类外国人的一种奖赏。与龙安志类似,有的西方记者也学会了怎样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弯曲”自己的原则,就象一位美联社记者自以为得道的说法那样,“只要他一察觉采访对象流露了愤怒或报复的‘动机’,就立即打住”(134页)。按照这样的原则采写的关于中国的报导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对西方社会了解中国人内心的真正意愿有什么帮助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伊森这样的诤友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而那些媚友,只是图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钱,这样的人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纽约、波士顿或者法兰克福,随时召之即来。正如伊森所指出的那样,“龙安志”之流的文章和行为“背叛了美国的精神”,它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可能以后才能显现出来。伊森这个美国人看到了这点,中国人呢?

该书第三章的最后一页,在笔者看来,是全书最精彩、最透彻的分析,也是对所有人最佳的忠告和最好的警示。伊森以一个美国在华商圈圈内人当年的口气写道:“我们比在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爆发危机的临界点……我们知道中国官僚体制的真实情况:墙头草,两边倒,口是心非、贪污腐败和盲目自大。我们也知道我们我们扭曲了美国商业原则,对秀水街贩卖的盗版和仿冒商品的行为做出了妥协,使之成为中国建设过程的一部份。我们清楚地知道,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无疑是一场大赌博:某一天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是负有责任的。”(112页)

“龙安志”是“中国化”的美国人,在中国更多的是“海归”。伊森以其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同事魏女士,从她的身上读者可以看到留美归国一代的侧影。魏是80年代中期到美国留学的,她回中国后的变化意味深长,从如何拥抱拜金主义,到为此而被党文化和“中国特色”再次同化,许多人有着相同的经历。魏现在虽然身在中国,却继续保留美国的绿卡(很可能是因“六四”发生而根据美国政府对中国在美学生的特别保护法令,以同情“六四”被害学生、回国担心受迫害为由申请获准的“六四绿卡”),这也是很多从美国回去的海归人物的共性。尽管魏还想留一条后路,在不测时可以回到美国,但同时她又对美国的制度持批判态度。最令伊森惊讶的是他经历的一件事,“环球视野”记者采访了李洪志先生,这是当时国际上首次对李洪志先生的采访。当时魏正在纽约,她在中国有严重的资金困难,当得知“环球视野”记者的这次采访后,她反复向该记者要求得到采访的原始录影带,甚至提出愿出几千美元的代价购买。在伊森的追问下,魏最后承认,并非她需要这盘录像带,而是要转交给“香港的某些人”,这表明她已经沦为一个为当局搜集情报、充当线人的角色。

四、写作和翻译中的白璧微瑕

虽然伊森对中国的了解难能可贵,但作为朋友,笔者必须直言其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的欠缺之处。比如在描写他的中国同事魏女士时,说她60年代生在南京,出身地主家庭,“出身富贵,享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64页)。这样理解无疑是有偏差的,在当时的中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不仅没有任何特权,相反还背着家庭出身的包袱。另一个笔误的地方是,大批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始于1986年到1987年,而不是1997年到1998年(243页)。

该书中译本文笔生动,可读性很强,但翻译得似乎有些仓促,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例如,波特金村(Potemkian Village)可能需要一个注释,那是俄国叶卡捷林娜女皇时代的故事,部下因为要取悦于她,专门为她建立了一个样板村庄,里面有事先布置好了的村民、景观,以显示在女皇治下的升平世界。这很象袁世凯称帝时,其部下为他一个人编的《顺天时报》;也接近当下在中国耳熟能详的所谓“盛世”、“最好的时代”之类的喧嚣。另外,“艾兹拉·乌戈尔”(Ezra F.Vogel,中文名字为傅高义)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中国、日本问题的教授,译者误把“Enter”一词加入他的名字(49页),属于翻译中的疏忽。另外,辉瑞(Pfizer)是制造威尔刚(Viagra)的制药公司,它们不是两个不同的产品(154页)。第166页“每小时三十角和十五角”应该是“每小时三毛和一毛五”。在196页,“公安部需要三百掌握种病毒”应为“公安部需要掌握三百种病毒”。第七章似乎是另外一个翻译所译,语句、结构、用词不一。如“信息产业部”被译成“资讯工业部”(244页,249页),这好象是台湾的译法。中译者未查对北京的街道胡同名,误把伊森住过的菊花胡同译成了猪耳胡同。我后来向伊森求证,他说胡同名是一种花的名字,不是猪耳朵。再有,两个西方公司的英文拼写有误,如Nortel(Notel,250页)和Lucent(Locent,250页)。不过这些细节都暇不掩玉,也许可以在再版时纠正、缕顺一下。

结束语

伊森在失望和绝望之后,可以回到佛蒙特州的青山绿水之中;许多拿着绿卡和美国护照的“海龟”们,如果在中国碰了壁,也可以如法炮制。其实中国的高官们,也早在旧金山或洛杉矶等地预置家业。可是,那些国际投资者、购买他们股票的西方民众、数千万中共的普通党员和中国十几亿民众呢?我们有理由为他们担心,从这点考虑该书的问世极有意义。感谢博大出版社的努力,笔者愿意向读者们郑重推荐本书。

【注释】

[1] 华盛顿邮报,2005年8月22日。

[2] 何清涟,“外商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故事”,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一书中文版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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