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盗火者：大陆版铜锣湾书店事件|旧闻记者

野兽按：刚刚写完上篇《因出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而入狱五年的戴学林》，马上发现2017年端传媒曾经报道过这个事情。写过一篇《囚禁盗火者：大陆版铜锣湾书店事件》：

一个“80后”图书营销编辑，因为通过个人微信号转售港台书籍，被判“非法经营罪”，入狱五年。

端传媒记者 苏昕琪 发自香港

2017-02-17

一切都很突然，戴学林从被抓捕到被判刑，事前几乎没有任何征兆，事后很久才被外界获悉。但一切又都波澜不惊，无论是被捕还是被判刑，大陆媒体没有任何关于其案件的报导。

这个八零后年轻人，原为大陆著名图书品牌“理想国”的营销部编辑。该品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机构之一，出版、推广了诸多重要思想作品。

2月10日从网络上传出的戴学林判决书部分内容显示，戴学林去年5月19日在北京被捕，当局指控他在2015年5月到2016年5月，通过名为“禁忌的游戏”的个人微信号出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下称《红太阳》）等港台书籍，构成“非法经营罪”。戴学林至迟已于今年2月10日前被宣判有罪，获刑5年有期徒刑。

戴学林案与此前备受港人关注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以及去年被抓捕的深圳网上书店“壹仁网”负责人杨海玲案有紧密联系。

负责“理想国”办公楼所在片区的民警说，抓戴学林“不是北京公安的事儿，是浙江来人抓的，我们是带他们去。”

祸起铜锣湾书店

相关知情人向端传媒透露，“壹仁网”是“禁忌的游戏”的主要供货渠道，而铜锣湾书店是“壹仁网”的货源之一。去年香港《苹果日报》有报导称，2016年4月，“壹仁网”住在深圳的女负责人被捕，其官方微博“壹仁文化”在当年4月5日之后停止更新。

截至目前，“壹仁网”仍不能正常打开，“壹仁文化”上留的联络电话也显示为空号。

戴学林的案情细节就包括，从“壹仁网”负责人杨海玲处，购买了超过17万元的港台书籍，由杨海玲邮寄给通过“禁忌的游戏”购书的人，其中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的书籍的金额超过9万元。与戴学林同案处理的张晓雄，则被指控负责为戴学林购入港台书籍，再邮寄给买家，两人合计共出售了超过1300本港台书籍，其中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的书籍金额超过23万元。

“这个圈子其实蛮小的，”通过网络主营港台书已近10年的曲汉田（化名）向端传媒记者说，“壹仁做得可能比较大，单独做了一个网站，后来出了问题，（杨海玲）被抓了之后才有人跟我说壹仁出了事，我才多方打听到，壹仁的进货渠道是铜锣湾（书店），铜锣湾（书店）出事了，就把壹仁牵扯进来了。”

2015年10月到12月，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震惊舆论。（详见端传媒专题“铜锣湾书店”）2016年初，当事人桂敏海、林荣基、吕波、张志平，被大陆警方指控涉嫌“非法经营罪”，当局称他们向大陆380名购书人，邮寄4000多册书籍，目前案件未有开庭审理的消息传出。

2016年4月深圳的杨海玲被捕后，至目前其案件进展情况亦无进一步信息传出。

“理想国”的办公地点是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兴化东里26号楼，端传媒记者2月12日曾致电负责该片区的民警。民警在电话中确认，去年5月的确有抓捕戴学林一事，“但这不是北京公安的事儿，是浙江来人抓的，我们是带他们去。”记者追问是否浙江宁波的公安、为何要抓戴学林、抓捕当时情况如何，该名民警不断表示，事情过去太久，他记不清了，让记者去问浙江的公安。

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林荣基、李波、吕波、张志平也都是由宁波公安抓捕和处理，桂敏海原籍浙江宁波。

“壹仁网出事之后，我还跟戴老师在微信上聊过，当时他说担心壹仁的老板，不知道会不会受苦，还说自己要低调一些。”

戴学林被带走后，其家属保持低调，未接受过媒体采访。截至目前，端传媒记者尚无法获知戴学林是否有聘请律师、是否提出上诉。

戴学林被捕后不到一周，2016年5月22日，广西检方公布消息，对“理想国”所属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前董事长何林夏决定逮捕，理由是涉嫌受贿罪。何林夏的案件亦尚未开庭审理。

2015年11月，该社曾出版《红太阳》作者、大陆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遗作《历史学的境界》，被大陆当局要求下架。

妻子的朋友圈里，他好像一直都在

“壹仁网出事之后，我还跟戴老师在微信上聊过，当时他说担心壹仁的老板，不知道会不会受苦，还说自己要低调一些，但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戴老师的朋友圈不更新了。”正在广东省某高校读大四的陆静曦（化名）对端传媒记者说。

陆静曦通过微信认识戴学林已有两年。平时，戴学林会用自己的同名个人微信号处理“理想国”的事务，也很注意切割其与“禁忌的游戏”的关系。陆静曦印象中，“禁忌的游戏”有书卖不出去的时候，“戴学林”才会转发一下，而且会说是“帮转”。

2016年6月，陆静曦在微信上问戴学林的太太“贝塔”（微信名），“戴老师怎么不用微信了？最近怎么联系不上了？”当时“贝塔”告诉陆静曦，“戴老师还好，我俩有时工作忙，见不上面。”后来陆静曦才知道，实际上那个时候戴学林已经被捕了。

戴学林的朋友、大陆文化界人士西木向端传媒记者表示，看到报导称2016年5月戴学林失联，到9月确认被公安带走，这之间他们有过一次联系。具体日期西木已经记不清了，应是网上传出“理想国”总编辑刘瑞琳“被辞职”之后不久。西木向戴学林询问此事，戴学林很快回复，“虽有风波，但一切安好，勿挂，勿念”。西木再追问，戴学林便不再出声。

在“理想国”的社群页面“理想家社区”，8个月前有这样一组问答。网民“彼此”问：“理想国运营官戴学林同学到哪去了？好久不见他的消息，一切顺利平安否？他还在理想国工作吗？”“River”回复称：“学林最近家里有私事，暂时不在一段时间，过阵子回来，多谢关心！”

2月12日，知名作家章诒和通过个人微博透露，2016年末曾收到“小D”从看守所寄来的信，问章“不知你当年狱中日子如何度过”。

戴学林被判刑的消息被公开报导之后，2月12日，知名作家章诒和通过个人微博透露，2016年末曾收到“小D”从看守所寄来的信，说当年3月份与女友登记结婚，原计划9月办仪式，请章做证婚人，没想到5月“自己进去了”，并问章“不知你当年狱中日子如何度过”。

新婚不过两个月的丈夫被捕，之后“贝塔”的朋友圈里还不时出现“秀恩爱”的帖子，“就是打引号的那种秀恩爱，”陆静曦说，“感觉好像戴老师一直还在。”

2016年10月31日，“贝塔”发了一张她和戴学林的自拍合照，戴著红色毛线帽子的“贝塔”在戴学林身后，抱著他的手臂，戴学林短发，戴著长方粗框眼镜，照片中阳光明亮，蓝天白云，两人对著镜头温和微笑，“贝塔”的配文是“会一直爱你。”

今年1月16日，“贝塔”发了三张戴学林的照片，说“三张照片分别是2011年，2014年和现在的他”，并打趣道“他同事说跟我在一起以后，这穿衣品味上升很多，嗯，是帅了很多，哈哈哈。”那张被指是“现在的他”的照片中，戴学林穿著衬衫、毛衣，还戴著那副长方粗框眼镜，但难以从图像判断拍摄时间。

此后不到1个月，2月10日，戴学林被指出售非法出版物的文件照片流出，陆静曦说，那天“贝塔”的朋友圈对她就不可见了。

2016年夏，网购港台书籍成当局严查对象

“好生气，好难过，好冤！”这是陆静曦得知戴学林被判入狱5年之后的连串反应，“这真的很黑色幽默，戴老师在中国卖中国人写另一个中国人的书，竟然被判刑了。”

虽然被大陆视为“禁书”，但陆静曦的观察是，现在得到这些所谓“禁书”的途径很多，相比高价的实体书，电子书则传播得更广。“以前看到豆瓣上经常有人用‘百度云’什么的分享这种书。所以，看到戴老师因为这样的不算很小众的‘禁书’被判五年，觉得好冤。”

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专研版权法的曾律师向端传媒表示，理论上说，在中国大陆，只要不是中国政府批准的出版单位发行的刊物，均不能在大陆用于营利性发行。“非法出版物”一般分三类，一类是盗版侵权，一类是内容色情暴力，一类是涉及政治问题，比如内容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民族团结等内容，“如果书中的内容，用一个文革时的词来形容，是‘反动的’，与现在的政权、政治非常对立，这肯定是（属于非法出版物），无论是买卖、携带还是持有，都涉嫌违法。”

曾律师称，电商平台上的港台书店本身，在大陆司法界是一个模糊地带，“跟海外代购是一个道理”，如果淘宝店主自己通过非法的方式，将大批非法货物带入大陆，再进行集散营利，店主是有责任的，“但这个过程非常难界定”。

据端传媒记者了解，去年3月初至7月初，大陆已有多宗个案，个人由于拥有港台出版的书籍，而被警方上门要求收缴、或召唤约谈、或要求拍照备份、或要求协助调查、或被指“涉嫌购买贮存非法出版物”。他们的书大多是通过网购或代购所得，有的涉及政治，或不能在大陆出版，有的则不过是文艺小品，风花雪月，在大陆亦有版本。这些个案中的当事人，被问到港台书惹来公安的事件时，都非常谨慎。

程先生说，2016年夏天，警方循“壹仁网”顾客名单在全国多地进行传唤询问，“前后有一个多月吧”，“书友圈里都有在说，好像是宁波警方在办”。

2016年3月4日，宁波市江东区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和公安共5人，进入律师袁裕来的办公室。来人带进一个包裹，并现场拆开，里面是14本袁裕来通过淘宝网购的港台书籍。来人指袁裕来“涉嫌购买贮存非法出版物”，现场做了笔录，14本书被作为“证据”扣走。

7月4日，网民“茧斋桑农”在发微博求助：“刚才有警察上门来收缴我在淘宝买的这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董桥所著的《夜望》。7月6日中午，“茧斋桑农”再发微博称：“我刚从派出所回来，书以学术研究需要和善意第三方权益得以暂时保留”。

7月7日凌晨，“茧斋桑农”有关这次“收书”事件的微博消息全部消失──页面显示是作者删除的。当日上午，端传媒记者电话联络上“茧斋桑农”，他一连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好吧……”

7月5日晚，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在微博上转发另一网民“-aller-”的消息：“说是淘宝等处有不少卖港台书的店主被查，然后按电脑的购书记录来找买书人收缴，派出所出马，京津沪粤都有，要波及全国的架势。”

同在7月5日，中午1时，网民“Te5la”发微博：“刚才派出所来电话，一个手机号打来的，说我去年某月某日买了本书（日子说的应该还是挺准确的，我的姓名，以及派出所地址说得都很清楚），卖书人已经被处理了，要我拿著书去派出所好像是要备份拍照留存资料。我想了想，应该是那本牛津大学出的《储安平传》和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浙江衢州的程先生也向端传媒记者讲述了相似的情况，但警方名单来源更具体到了“壹仁网”。程先生原本在广州开书店，2015年初结业，后回到老家衢州，但仍有为朋友熟客代购图书，包括2016年初从“壹仁网”购买了“二三十本吧，具体数字记不清”的书籍。

程先生说，2016年夏天，警方循“壹仁网”顾客名单在全国多地进行传唤询问，“前后有一个多月吧”，“书友圈里都有在说，好像是宁波警方在办”。当年7月6日，衢州当地警方致电程先生，要求他到警局说明情况。

程先生说，警察态度很客气，没有特别提到具体书目，因为他的图书已经转手，也没被没收，整个过程“可能就半个小时”。程先生不愿多讲当时的具体情况，“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我这里是小地方，没什么说的，别还惹了麻烦。”

被抄过家的书商：自我审查，完全不碰政治和历史

数年前，在大陆经营港台图书的曲汉田就曾经被迫向执法人员交出买书人的名单。

那是一个上午，7、8个身份不明人士，敲开他的家门，之后把家中所有书籍，连同他的电脑都抄走了。曲汉田被带到了当地文化局，那时才被告知，“执法人员”中包括工商部门、文化执法部门的人，曲汉田估计其中还有国保或国安人员。他在文化局被扣了5个小时，“做调查，说我卖港台书，非法出版物，上了一堂‘普法课’，现在看完全就是恐吓，大陆有一个罪名叫煽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当时我还不知道有非法经营，就说这个煽颠可以判多少多少年”。

获释前，曲汉田被迫交出了买家名单，“我电脑都被抄走了”，“不可能对著干，轻则罚款，重则……估计就可以判了。”

曲汉田被没收了大约一千多本书，其中港台书大概几十本，当局只给他看了一份有关没收这些财物的书面证明，但没有让他保留这份文件。被没收的港台书中有关于毛泽东的书——但他已记不起名字，还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曲汉田说，当初入行做这门生意，就是看了这本书，“大陆学的历史和港台书里面介绍的，是比较错乱的，想一是能赚钱，而是能把信息传递过来。”

“要不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谓情怀和理念在里头，有这心思和时间，我早他妈干其他活了。”

被抄家之后，曲汉田仍然在网上主营港台书，但开始改卖一些“比较平和的”，虽然不卖紧俏的“禁书”每月可能少赚了四五千人民币，但他搬离了那个城市，至今也没有再被当局找过。

他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明显感觉到紧张，“紧张的其实并不是外界给我的，而是我自己心里比较紧张，毕竟是同样做图书的，走的都是一个灰色地带，虽然一直想往白色地带靠拢，这个东西弹性非常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他说，打算“完全不碰政治和历史了”，“用一种自我审查的方式来做呗，选书的时候，稍微有苗头，涉及中国政治的，就不做了。”

戴学林没有“及时转身”。2015年11月“禁忌的游戏”在朋友圈里说道：“要不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谓情怀和理念在里头，有这心思和时间，我早他妈干其他活了。”

2016年5月，戴学林被捕，2017年2月，戴学林被判刑，大陆媒体上却搜不到只言片语。

而“作案现场”——已经许久没有更新的“禁忌的游戏”朋友圈，最底写着：“丫却无声。”

声音

到处都是敏感字符，简单的一个帖子弄得格外敏感。

戴学林豆瓣日记，2009年4月22日

传播黄色短信者，一律 河 蟹 你。恶心，需求什么理由吗？从发展的眼光看，恶心的事将接连发生。

戴学林豆瓣日记，2010年1月19日

在这里，我也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只要我知道某本作品内地版是“阉割本”，哪怕已出港台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购买，尤其是那些有追求的出版社，只因你们戴着镣铐跳舞。

戴学林豆瓣日记，2010年5月6日

如果是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侠客就不至于那么多；换句话说，如果侠客流行，那这个国家一定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在现今状况下，传统的侠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我也看到，真正的侠客“行”少，侠客“气”是越来越多。

戴学林豆瓣日记，2010年11月11日

妈妈，我的肚子饿了，该用什么去填饱肚子，冰箱里是空的。 爸爸，我的喉咙难受，想大口大口喝水呢，可剩下的水只有那么一点。

戴学林豆瓣日记，2011年5月26日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中国历史学家高华（1954-2011）通过十余年研究，写出毛泽东在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尤其细致地解剖了“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以及这场运动中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如何“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研究200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重印数十次。出版社介绍此书为“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该书在大陆没有获得出版，但在大陆做港台书生意的行内人说，顾客对此书需求一直旺盛。据称“原价165人民币，卖到近300（人民币）都有人愿意买”。 2002年，大陆律师朱元涛在北京首都机场入境时，其携带《红太阳》被海关没收。朱为此告上法庭，称此书是严谨的党史著作，不符合“非法出版物”的认定标准。一审败诉后，朱继续上诉，北京高院终审判其胜诉，但理由是海关作出处罚的手续不清，未涉及对该书性质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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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囚禁盗火者：大陆版铜锣湾书店事件》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17-mainland-daixuelin/?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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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闻

因转售港台“禁书”，大陆图书编辑被判“非法经营罪”罪成囚五年

2017-02-11

据明报报导，曾担任大陆著名图书品牌“理想国”营销编辑的戴学林自去年5月失踪后，近日外界首次知晓，他已被当局控告因转售香港、台湾出版的“非法出版物”，而触犯“非法经营罪”被判5年监禁。

此罪名近年来多次出现在大陆当局对贩卖政治“禁书”相关人士的起诉书中。

声音

中国人在中国卖中国教授的书，因此被中国政府判刑5年。

大陆网友讽刺此案

明报指，戴学林被指控于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与另一被告张晓雄合伙销售1300多本等港台书籍，当中被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金额达23万余元（人民币，下同），由戴学林负责在微信公众号“禁忌的游戏”出售。

除了大陆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学术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外，报导并未一一列举戴出售了哪些“非法出版物”。而《红太阳》一书因系统性揭示了中共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尤为学界所重，自从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重印数十次。

明报报导提及，当局指控戴学林又曾向深圳网上书店“壹仁网”负责人杨海玲购买港台书籍共计17万余元，经由微信号“禁忌的游戏”推销后，再由杨海玲寄给购书者，以赚取差价。而据苹果日报报导，“壹仁网”的书源是由香港铜锣湾书店供应。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回应明报时则表示，他确实有向深圳一名杨小姐供货，但不清楚她的全名，也不知道其单位是否就是“壹仁网”。

现年30多岁的戴学林平日在北京工作，2016年5月19日被北京公安拘捕后即失去联系，直到9月其亲友才确认他被公安带走；但其妻相当低调，并未公开透露案情。

戴学林曾长期担任大陆知名图书品牌“理想国”的营销编辑，又是“理想国”微博、微信相关账号的管理者。该品牌在社科、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出版了大量优秀书籍，且举办了各类文化讲座、沙龙等活动。

翻查过往报导，在戴学林被北京公安带走的前两个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亦被警方拘捕，指其涉嫌受贿罪。当时，大陆作家章诒和对苹果日报表示，她认为何林夏被查与“他手下出版的那些敏感政治书籍有关系”，是当局“用经济手段处理敏感政治问题的又一案例”。

而近几年来，当局经常用“非法经营罪”控告与“禁书”相关的作者、出版者，以至邮寄人员。去年震惊中外的“铜锣湾书店案”中，股东之一的桂民海就被指涉非法经营罪，在未取得新闻出版部门发行许可的情况下，向境内销售书籍。

2016年7月，香港政论杂志《新维周刊》和《脸谱》创办人王健民、呙中校同样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刑，王妻更是因为帮助丈夫将在香港出版的杂志寄给大陆客户而获罪。

2015年，82岁的著名右派作家铁流，因自行印刷讲述反右运动经历的《往事微痕》期刊，被判“非法经营罪”罪成。

来源：明报

原文：《因转售港台“禁书”，大陆图书编辑被判“非法经营罪”罪成囚五年》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11-dailynews-hk-political-books/?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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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调查：铜锣湾书店一年后，禁书读者、作者与岀版商之死

香港“禁书”出版业当下面临灭顶：作者不敢写，出版社不敢接，印刷厂不敢印，书店不敢卖，房东不敢租房给书店，货车司机不敢送，大陆旅客不敢买——甚至网购也会被抓。

端传媒记者 陈倩儿 张洁平 孙贤亮 发自香港2016-12-30

继铜锣湾书店之后，香港最老牌的独立书店、发行代理商田园书屋，也快要维持不下去。与前者的突然死亡不同，经营了田园四十年的老板黄尚伟觉得，自己几乎是在跟整个行业一起慢慢没顶。

“你问起这些我就伤心……”在旺角的咖啡厅，黄尚伟低着头，语速飞快：“捱不下去了，很难捱。没有书可发，有书也发不出去。”

或许我们静静地收了它算了，不要惹来麻烦，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正，但可能别人觉得不是。——香港田园书屋老板黄尚伟

他今年70岁，个子不高，头发花白，低调精明，做书商的日子超过人生的一半，但却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灰心。2016年原本是书店四十周年纪念，黄尚伟却说：“或许我们静静地收了它算了，不要惹来麻烦，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正，但可能别人觉得不是。”

田园书店专营文史哲图书，也做大量书籍代理、发行，发行的书籍大多有关中国政治与历史，不少是外界俗称的“禁书”。黄尚伟有闲钱时，也会为欣赏的作者出书。2016年，田园的零售额比上年下跌三成，而发行生意大跌九成。

另一间主打禁书、奶粉的独立书店“人民公社”也告诉端传媒，“今年生意惨淡，每个月要亏几千到一万。”而2012年，在禁书销情最火红的日子，这家书店每个月的营利可有五六十万。

这是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的一年。

2015年12月30日，书商李波在香港突然失踪，在没有回乡证的情况下“返回”内地，更早之前，他所在的专售政治禁书的巨流出版社及铜锣湾书店，有四名同事先后从大陆、泰国失踪。不久，五人先后登上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承认不同罪名。其中，书店店长林荣基失踪8个月后现身，召开记者会说出拘留经过，震惊香港。

事件之后的这一年，在香港，只要经营和中国有关的政治出版物，所有人都感受到彻骨严寒：作者不敢写，出版社不敢接，印刷厂不敢印，书店不敢卖，房东不敢租房给书店，货车司机不敢送，大陆旅客不敢买——甚至网购也会被抓。

曾经在香港风光了二三十年的禁书产业，一两年间，几近灭顶。

与产业萎缩、生意难做相比，让老书店人更忧心的是恐惧的蔓延：

邓子强说，有内地顾客上来书店后第一句就问：“这里有没有监控的？”

黄尚伟提到，朋友们现在都变得很敏感，有大陆作家来香港，大家见面，都避免问对方住在哪儿：“免得到时候你被朋友抓了，以为是我漏出来的（消息）。”

“我都不想讲话了，多可怜，以前哪有这种事？完全没有。”这个老书商苦笑着说。

一本禁书救全行的时代

1976年，黄尚伟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香港，创办田园书屋。

那时，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冰冻的思想市场刚刚解封，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重又兴起。黄尚伟记得，在香港，关注中国政治历史的政论杂志开始接到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的投稿，昌盛热闹起来，比如金庸创办的《明报月刊》、李怡创办的《七十年代》、温煇创办的《争鸣》，到了八十年代，又有金钟创办的《开放》等等。

香港出版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告诉端传媒，“在80年代，香港的政治出版物对北京的政局确有影响。”1985年，香港新闻人陆铿专访胡耀邦并在自己创办的杂志《百姓》上发表，这次采访中胡耀邦说的话被认为是“一言丧邦”，甚至牵连到他下台。鲍朴说：“在当年，北京中南海还有一帮老人拿着香港的书相互送。六四以前，大陆高官也会用香港媒体来放消息。”

1989年六四枪响，震惊海内外。港台两地对中国时局更为关心，政论文章、放风消息不只在知识圈流传，更变成市面上的畅销品。

黄尚伟回忆，九十年代环境宽松，海关搜检不严格，“满街都堆满政论杂志，卖得最好的是《争鸣》，最好的几期卖过百万本”，“机场是最大的热销点，许多大陆游客买了带回去给亲戚朋友”，他特别提到，当时机场书店以新加坡的华捷为主，不像现在，“都几乎被联合集团垄断了”。

杂志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九十年代初，一批有关中国政治的禁书开始冒起。

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当时就在田园书屋打工。他记得，第一本在香港卖超过一万本的禁书是1991年出版的寓言小说《黄祸》，作者是中国民族问题专家王力雄，当时笔名“保密”。该书描绘中国深陷政经、人口和生态危机，最终崩潰，大批难民逃出中国的意象，深入人心，至今仍时常被引用。

其实在香港做书一直很艰难，《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可以说是救了全行——田园书屋张小姐

1994年，现象级禁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简称《毛医》）出版，业内盛传“一本书养活田园书屋20年”。这本书由毛泽东贴身保健员李志绥移居美国后所写，披露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先在美国出版，中文版则在台湾出版。黄尚伟记得，《毛医》甫一上市，便在香港一书难求，田园作为发行商，前后引进了三十万册，仅靠这一本书，净盈利195万。

“其实在香港做书一直很艰难，《毛医》可以说是救了全行，当时书店即使不打折，也有很多人买，每本书书店可以赚50多元。”田园书屋负责发行工作的张小姐说。

这是人们第一次尝到禁书的巨大收益。禁书产业自此兴起，在香港长盛20年，养活了书商，也让历史冷板凳上的诸多声音，得以被世界听见。

中国著名纪实作家戴晴在接受端传媒记者采访时感谢香港：“1989年后，我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所有已经出版的书被下架，出版社也不再接受我的作品。但没有改行，我这辈子只会写作，所以我所有的作品，想和读者、同胞说的话，全部通过香港出版。我可以发出声音的地方只有香港。”

作者戴晴生活在中国大陆，她的绝大多数读者也来自大陆，而他们之间以出版物为媒介的交流，只能通过香港。这也是香港禁书产业的特别之处，它像是一个飞地，写书的，看书的，甚至大部分卖书的，都来自中国，禁书的主题也全是中国，和本地人生活交集甚少；但这一块飞地，又成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温度计，和金字招牌。

“把反共当成一门好生意”

从2003年开放大陆游客到香港自由行，直至2012年前后中国政坛变乱丛生，禁书的顾客和题材一路翻了数倍，市场急剧膨胀，一度出现了“书店像超市”的盛景。

在书店里，历史冷板凳题材只能靠边，摆在头排的，常常是那些独特美学的封面设计：高官大头像逐一排布，顶着“秘闻”、“内幕”、“桃色”等悚人标题。

出版人鲍朴说：“自由行之后，禁书总体上多了，但是质量下降了，因为消息就这么多，出书门槛很低，市场又这么大。特别是2012年王立军事件出来以后，那年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书恐怕有几百种，有些是这周有新闻，下周书就出来了。”

端传媒通过网络加密采访，联系到一位禁书写手，他从2012年开始和巨流出版社合作，描述了“这周有新闻，下周出书”的运作模式：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笔名，其中有个笔名叫段晓峰，你可以用这个名字来指代我。我跟阿海（桂民海）合作了3年，写了大概20本书，都是王立军事件、薄熙来案以及后来的令计划、徐才厚、周永康等人。

一本书一般14万字，需要20天到一个月，出版需要10天。我一天至少写一万字，还得留些时间修改。比较急的话还能快点，最快的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王立军火并薄熙来》，写了10天，出版5天。阿海逼得太急，我叫他黄世仁（编注：《白毛女》中的反派角色，无恶不作，欺压百姓），后来他就用来做作者名了。一般书名和作者名，都是老板决定的。

最初我是用网上盛传的东西写的，但后来的基本就当小说写，因为我们没有来料了。比如“攻打政法委”、“北京三一九政变始末”，“令计划灭门案”、“三峡案喋血记”等，阿海有时在书里写什么中南海爆料，其实都是为了卖书，故弄玄虚。不过这些书里面，习近平、王岐山的形象都是正面的。

卖出一本书，我可以拿到3美金，5个月后才结帐。一本书一般首印2000册，有的书卖得好，能够多印几次，比方说《王立军火并薄熙来》，说是印了上万册，但有的不行，1000册都卖不掉，老板亏了我们也没钱。

“很多特殊的书以特殊的方式很特殊地出现了。”人民公社的邓子强这样评价。

他发现，2006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之后，市场上开始涌现一些追政治热点的“快编书”，这类书在2012年迎来高峰，人民公社也是受益者。“2012年是最风光的日子。书店好像超市一样，好多旅客来扫货，我们都应接不暇。”邓子强记得，高峰时，书店一天可以卖300本书。

巨流出版社正是在2012年成立，他们和明镜、前哨（即夏菲尔）这两家老牌出版社，成了这个政治八卦书市场中的最大玩家。

邓子强回忆，自己当时每个月都会收到来自巨流出版社的起码10本新书，“他们的书出得很快，我们都跟不到，一开始我们还会先收到他们email，知道会来什么书，到后来，都是收到书才知道内容是什么。”有时候甚至书来了，却发现出版社的名字从来没听过。邓子强说，慢慢才知道，这些都是没有商业登记的“影子出版社”。

和主流的、认真的出版业不同，他们是神秘的、另类的一个圈子，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开放出版社负责人金钟

开放杂志及出版社的创始人金钟曾在接受端传媒记者采访时笑谈：“所谓狡兔三窟，明镜、前哨、巨流三个集团，不知道注册了多少出版社，用了多少假名。”

“和主流的、认真的出版业不同，他们是神秘的、另类的一个圈子，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金钟坦言，自己和他们“谈不上理念相投，只是利益均沾”，“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信仰，只信仰Money（金钱），把反共当成一门好生意”，他们的顾客群也“并非一般香港人，而是十三亿大陆人。大陆人生活在封闭的环境，出来简直是饥不择食，他们读书和杂志没多少品味，看到封面过瘾（就买）”。

表面上赚得盆满钵满、得意狂欢，但禁书玩家们并非没有感受到危险。他们保护自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跟某些部门保持沟通，比如避开对习近平、王岐山等在位高层的直接攻击，比如关键时刻听从合作。然而，并没有用。

暴风雨前夕的蛛丝马迹

在香港出版界，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南岭工程”，也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香港书商只是发现，2012年开始，客人跨境买书，会偶尔遇到意外：

黄尚伟记得，他一位朋友常常在深圳给内地顾客邮寄香港政治书籍，长期相安无事，但2012年的一次，朋友的书籍包裹被扣查，不仅没收，公安还一路追查到他深圳居所，幸好拍错了邻居的门，朋友即时逃脱。

也是从2012年开始，邓子强发现，大陆旅客开始从旅行团处收到提醒——“千万不要买违禁书籍回去”，不敢买书的旅客多了起来。

林荣基经营铜锣湾书店以来，一直少量带书由香港过关到大陆，第一次被海关扣查书籍，并写下“检讨”，是在2013年。从此，他很少亲自带香港书籍过关。

零零散散的意外到了2013年10月，第一次形成大案：香港晨钟书局创办人姚文田，在深圳因“走私工业化学品”的罪名被捕，其后被判刑十年及罚款25万人民币。被捕前，他正筹备出版流亡作家余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

许多人将变化的源头指向中国强势领导人习近平的上台。而较熟悉中共系统运作的鲍朴则认为，打击海外禁书是一项更系统的工程，早于2010年就开始运作：

这个代号“南岭工程”的打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由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简称“扫黄打非办”）发起。“扫黄打非办”开设于1989年，由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海关总署等27个部门联合组成。根据2010年新华社报导，“南岭工程”要“建立并运行信息共享、案件协查等五大联防协作机制，加大联合打击各种非法出版物的工作力度”。到了2012年2月，十八大会议召开前夕，专项行动缩窄至针对“香港政治性有害读物”，并下放到全国各个省市县落实。

搜索可发现，2013年5月开始，诸多地方政府网站，如辽宁大连市、江西九江市、江苏苏州市、山西省襄垣县等地，都先后公布《查堵反制香港反动出版活动专项治理“清源”行动工作方案》，规定要从“进境、邮运、印刷、市场、网络”等途径“查堵反制非法出版物”，并特别强调“严禁党员干部在境外出版发表政治性有害出版物和文章及携带有害出版物入境的通知”。

当带书入境变得困难，买书的旅客自然减少。虽然整个出版行业转型，纸本出版本身在下滑，但禁书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更受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比如：反腐。人民公社老板发现，他们曾经的大客源——来自中国内地的官员变少了。

“他们通常有跟班、助手，感觉是猛人，会说‘这几本帮我多拿一些，送给谁谁谁’，小书记就在旁边记下，有时一买就几箱书。”邓子强回忆说，现在，这类大客户已经很少出现在书店里。

不仅中国买书人在减少，在香港，卖书的渠道也在收缩。黄尚伟见证着最大的中资出版机构联合集团如何越来越少售卖政治类书籍。

联合集团在香港开设55家书店，包括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占目前香港书店数量超过一半。与挤在楼上的独立书店相比，它们更通常占据有优势、面积更大的临街商铺。

黄尚伟记得，大约2011年开始，联合集团就将进书的权力从各书店店长统一收回至集团旗下负责发行的利源书报社公司，此后，田园书屋向联合集团发货就越发困难。2015年10月，田园书屋代理发行开放出版社的新书《告别总参谋部》，该书由中国将军罗瑞卿之子罗宇所写，回忆多年见证的中共党内斗争。当时，田园书屋曾应要求给联合集团旗下某门市发货20本书，但两周后，20本书被完整退回，未曾开封。

在铜锣湾书店事件还未发生之前，田园书屋的发行只剩下四个重要销售点：自家的书店、铜锣湾书店、人民公社和天地图书。由于发行工作越发困难，又面对仓库加租，2015年12月，田园书屋决定退租一个6000平方呎的大仓库，仅仅保留了一个早于80年代已经买下的、1000多平方呎的小仓库。整个冬天，田园的所有员工一起撕毁了16万册库存书籍，价值数百万。

而这还不是最冷的冬天。

四散东西，所有原本想像的事情都变了

2015年10月中旬，巨流传媒股东桂民海和吕波先后在泰国和深圳失踪，10月下旬，巨流传媒业务经理张志平在东莞被捕，巨流旗下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深圳失踪，12月30日，巨流传媒股东李波更是直接在香港失踪。

新华社此前报导过扫黄打非办一批新的专项行动，代号“清源2015”，称要全面打击“境外有害文化、港台反动有害信息”。不过，没有人预料到，打击会以如此粗暴直接的方式发生。

直至李波失踪，整个香港瞠目结舌。此前禁书商人在大陆被抓，舆论愤愤然之外，常解释为“倒霉”：在中国境内，按中国法律，什么都有可能。但李波事件是首次有书商在香港被带走，引发的舆论不安是空前的：所谓“禁书”，在香港是合法印刷、出版、销售，若在港被抓，一国两制何存？

2016年1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放桂民海认罪片段，桂承认自己多年前在内地醉驾致人死亡，并在服缓刑期间偷渡出境。“共产党的策略，向来是选择对手道德最薄弱的环节下手”，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界资深人士对端传媒分析。他说，自己尽管不喜欢巨流等出版社搅浑了禁书市场，但无论如何香港有言论自由，有法治，铜锣湾书店极大地动摇了这些底线，不仅对禁书产业是灭顶打击，对香港，更是羞辱。

而1月28日，吕波、张志平、林荣基三人登上凤凰卫视，承认自己从事“非法经营”。1月29日，李波登上凤凰卫视，声称“自愿偷渡回内地，配合调查”。3月，吕波、张志平、李波三人先后回港，从此对媒体噤声。

直至6月，林荣基返回香港，讲出自己被抓的全过程，成为唯一公开对媒体爆料的失踪书商，至今仍被内地司法机关敦促其“返回内地接受调查”。

“真是平地一声雷。”田园书屋的张小姐忆述，2016年一整年，禁书产业中的恐惧螺旋不断上升，一向不怕敏感的某大书店也开始退掉田园代理的图书，“巨流出事之后，他们也很惊，无端端一间书店的人都被抓了”。

很多出版社都遇到了作者不再敢供稿的情况。“今年有一本书，《历史岂能永远地错误下去》，其实没什么敏感内容，只是名字特别一点，但作者在内地也被找麻烦。”黄尚伟说。

也有大胆的作者，找不到香港出版社愿意接。余杰的新书《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因在香港无法出版，最终转而在台湾出版。

鲍朴甚至第一次遇到被香港印刷厂拒绝的事。他今年出版大陆非虚构作家袁凌的新书《秦城国史》，他说相比起自己过去的出版，实在算不上敏感内容，但跟自己合作了十年的香港出版社竟然拒绝印刷，令他慨叹香港“自由出版”的名声要完蛋。

书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愿透露姓名的独立书店也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卖政治敏感书籍，因为收到房东警告：“敏感书你不要卖，卖的话我不租给你了。”

更有甚者，联合集团自己发行的书籍，联合旗下的书店也没有卖：2016年12月，曾写作大饥荒纪实作品《墓碑》的中国作家杨继绳刚刚在香港出版新书《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天地图书出版，联合集团发行，但联合集团旗下的所有书店都没有售卖此书。端传媒致电三联书店查询，对方仅表示：“不知道，反正这本书连大仓库都没有，所有店都没有”。

买书的人一直在减少。每一个城市的机场、铁路、海关都设立了严格的印刷品检查通道，带书变得愈发难，而在一些经营繁体字书的淘宝店上网购，可能也会带来危险：2016年3月至7月，大陆至少有6宗个案，个人由于拥有港台出版的书籍，而被警方上门要求收缴、或召唤约谈、或被指“涉嫌购买贮存非法出版物”。这些人里，有期刊编辑、出版社编辑、有做研究的院校学生、还有知名律师。他们的书大多是通过网购或代购所得，有的涉及政治，或不能在内地出版，有的则不过是风花雪月的文艺小品，在内地亦有出版，如董桥的《夜望》。

某知名出版社遭遇了小货车带书过境，却连司机带书一起被抓的事，不敢声张。

多米诺骨牌一般，产业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在倒塌。

“现在这些书是不见天日。”田园书屋的张小姐叹息，他们还不知怎样捱过2016年的冬天。

邓子强比以前谨慎了很多，但他相信，禁书的市场会一直存在。香港的出版社和发行都减少后，人民公社计划多向台湾出版社进书，相比香港，台湾出版业现在更加自由。另外，邓子强也准备用各种渠道，探索为内地顾客寄书的服务。

“demand（需求）还在，你只要一天国家内部不开放，人们依然hunger for（渴求）一些资讯，一些他们觉得你隐瞒的资讯。”邓子强说。

林荣基也觉得，既然书禁不住，禁书也不会死。他说自己最近逛书店时发现，巨流出版的书被盗印了，重新在市面流通。“赚到钱一样照翻印。正如台湾人所说﹕‘赔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就是这样的道理。”

但黄尚伟对未来并不乐观，禁书不会死，但香港会死吗？

禁书，做的是言论自由的生意，信息从不自由之地向自由之地流动，再从自由之地兜售回不自由的地方。但中港之间，这样的言论自由落差会一直存在吗？这是黄尚伟心中巨大的问号。

他回想1984年2月中英联合声明刚刚签署，那时候他乐观，兴奋。“现在所有东西都改变了，和最初的想像完全不一样。”九七前夕，黄尚伟一家人移民加拿大，他自己舍不得书店，一个人回到香港，守着田园书屋的世界。

2016年12月30日，他再次离港返回加拿大和家人团聚。未来他还打算继续支撑田园书屋，但什么时候再返回香港？他“说不定”。

他不是唯一一个离开的。

曾在香港经营溯源出版社的中国流亡者孟浪，把全副身家搬到了台湾，并专注在文学方向。“2009年的时候，我还在晨钟书局和姚文田合作，当年正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我们12个月出了11本书，那是『全盛期』。但到了去年，我只出了三本，今年，我一本也没有出。”孟浪说，他曾想“利用香港这个出版自由的地方，将内地看不到的信息搜集起来，不加我们的判断，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但现在，巨流股东桂民海仍在内地被拘押，李波看似自由身，但业内多名人士透露，他患有自闭症、需要长期照顾的儿子目前身处中国内地，他与妻子两人中必须要有一人在内地，另一人才能返回香港，“劫一个，才放一个，保证不会出现另一个林荣基”。而75岁的晨钟书局创办人姚文田也在内地服刑，五七出版社的武宜三已经迁往马来西亚，而开放出版社的金钟，则选择了移居美国。

（端传媒记者 苏昕琪 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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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重磅调查：铜锣湾书店一年后，禁书读者、作者与岀版商之死》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230-hongkong-politicalbooksinhongkong/?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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