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请用文明说服我|【旧文重温】

野兽按：近来在重读李大同先生的《用新闻影响今天》，于是也就重读了与2006年“冰点”事件相关的文章，龙应台的这篇是逃不过的。袁伟时的那篇讲历史教科书的所谓惹祸文章也是一定要重读的。

李大同在“在地狱的入口处——《冰点》周刊停刊风波始末记”里提到：

我打开电脑，进入中国青年报网络版主页，查阅后发现：2006年1月11日刊登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长篇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已经不见了，被删除了！——这篇文章引发了中国新闻界与政坛的一场轩然大波——1月24日，刊登文章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竟因此被当局勒令停刊整顿！

《冰点》停刊事件迅即构成重要国际新闻。世界几十个国家、上百家知名媒体及港台主要媒体均做了快速、持续和详尽的报道。国内不少著名知识分子、前高官也接连发出公开声明，谴责当局这种公然违反宪法、压制言论自由的恶劣做法，要求《冰点》立即复刊。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局罕见地迅速作出了妥协，2月16日，宣布《冰点》周刊将在3月1日复刊，但免去原《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的职务。中国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同时向外国驻华记者宣布了这个消息。

至此，《冰点》停刊事件告一段落。不过，作为复刊条件之一，当局要求在3月1日的《冰点》复刊号上，必须刊登一篇批驳袁伟时教授的文章，"挽回恶劣影响"。

现在，批评者的文章赫然挂在中国青年报的网页上，被批评者的文章却被删除。

关心这次事件的公众有理由问：为什么一篇讨论百年前中国历史的文章，竟会产生如此大的政治风波？竟会让全世界都开始瞩目？事件过程和背后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作为原《冰点》周刊主编，我有责任将事件的来龙去脉都记录下来，留给今天，也留给历史。

一．中国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

历史是由偶然性构成的。

作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编，我平常经常接到赠阅的杂志。2005年12月中旬，我接到署名"肖铁"寄来的一本《今朝》，印象中，这已经是第二次寄来了，我曾注意看了一下是哪个地方出版的，结果只有刊脊上的一行小字，香港某出版公司。没有定价，也许属于某种私人出版物。这类杂志通常带回家去茶余饭后随便翻翻。

第二天早上，太太随手翻阅这本杂志。一会儿，她对我说："这期上有一篇袁伟时教授批评历史教科书的文章，你不是早就想做这个题目吗？"

"是吗？"我拿过杂志，开始读这篇文章。

我读得很仔细，一边读一边判断是否有可能在《冰点》上刊出。一个多小时过去，我得出了判断：这是一篇好文章，其中依据国际关系理性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反省，尤为重要，值得在《冰点》上刊出，也有可能刊出。

我为什么历来重视教科书？因为中国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政治和文史类教科书的陈旧与意识形态化。近20年来，这种陈腐又搭上了"应试教育"的列车，所有在这列车上的中国孩子，都不得不死记硬背这些教条，不鼓励，更不允许中国年轻一代通过自己的思索而自行得出结论。这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创造性心性是一种绝大的摧残，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深远。

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看到了这个弊端，批评意见很多，然而从未产生重要影响，也从未得到过当局的充分重视。

1997年11月，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文学杂志《北京文学》，刊发了一组三人、对中国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和教法的尖锐辛辣的批评，文章长达2万字。稍后，北京《文摘报》摘出其中约4000字加以转载，开始引起知识界注意。连续有两个教育界朋友（均为有影响的教授），给我来电话，要我注意这组文章。我也很欣赏这组文章，特意请《北京文学》的编辑给我寄来杂志，一窥全豹。及至读完全文后，我认为，《文摘报》限于篇幅，远远没有能够摘出所有精华。经反复考虑，我决定重新编辑、转载这组文章——《冰点》创办以来，始终坚持独家报道，从未转载过其他媒体的文章。

1998年1月6日，《冰点》刊发了我重新摘编过的这组文章，约有9000余字，标题定为《不仅仅是语文》，这个标题实际上在预告读者，中国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只有"语文"一门。我特意写了编者按语，说得更加明白：

有人说，不仅仅是语文，拿出哪一科来，都可以写出类似的故事，有些可能更加荒唐。教育，是标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来的摇篮，每一个能够作用于这个摇篮的人，都应该想一想，怎样"摇"，才有民族的未来？

因《冰点》在中国新闻界有重要影响，这次转载引起了超乎我想像的重大反响，掀起了一轮公开批评中国语文教育的热潮。一时间，各地媒体都纷纷转载并开展讨论，连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强烈的舆论迅速引起了最高教育当局的重视。不久后，这组文章的作者之一告诉我，当时分管教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要求"教育部对语文教育问题及语文教材进行调查并汇报国务院"。教育部基教司接到批示后立即组织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邀请她参加。再往后，各种民间编纂的具有全新视野的语文教材，在社会贤达的努力下，纷纷登台亮相。可以说，这次舆论批评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积极效果。

相比之下，语文教科书是政治风险最小的一门，成为《冰点》第一次"打击"的目标。下一门是什么，我认为是"历史"。我在《冰点故事》一书中，曾对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一个基本判断：历史课又是什么呢？那可以说是用精心选择出来的、因而是受到重大歪曲的"历史材料"来构建另一种"顺民"体系，内容之陈旧，结论之荒唐，让多少历史学教授浩叹不已。让学生们硬背下来的历史，与历史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相距何止百里。哪怕你把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告诉学生，并鼓励学生做出自己的评价呢。

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可能成为《冰点》的第二个批评目标，因为政治风险比起"政治课"来，还是要小得多。不过，几年过去，虽然一直存有这个想法，却始终没有看到有力的文章，这个计划就搁浅了。此时忽然见到袁伟时先生的文章，有一种"天赐我也"的兴奋。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我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我在网络上读过很多他写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很多分析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论文，深受启发，也长了不少见识。袁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却没有读过。我估计应当是在某个发行量较小的媒体上发表的。

2005年12月18日，我给袁伟时先生发去邮件，告诉他我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看法，并问他是否同意在《冰点》上发表这篇文章。

袁伟时先生翌日就回函说：

"《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一篇旧文。前几年在广州出版的《东方文化》双月刊上发表过。但是，这个刊物每期发行不到三千册，看到的人不多；同时，因为不准团体办刊物（《东方文化》是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办的，尽管会长是叶选平，也没能保住），《东方文化》早已停刊。我不知道有份《今朝》杂志，他们发表此文也没有与我联系。在我看来，思想需要传播，任何报刊愿意重发此文，我均同意；能在《冰点》发表更是我的光荣。近日工作千头万绪，不打算修改此文了。现将电子文本附上，不妥之处，删掉可也。"

看到袁先生这样著名的教授，素昧平生却如此痛快地授与我编辑全权，我很高兴。当即将文章发给《冰点》各位责任编辑，请他们一起看看有无不可抗拒的政治风险。我们认为，政治风险肯定会有，但不至于"翻船"，因为这篇文章列举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说明观点。宣传官员可以否定文章观点，却不可能将这些历史材料也一并抹杀。不过，我还是有些太高看他们了，我以为官方如想对这篇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发难，怎么也得事先征询一下历史学家的意见。而历史学界持袁文观点的所在多有，至少早已是一派的观点。我低估了宣传官员的无知和蛮横程度。

此时已经到了年底。袁伟时教授的文章原计划在2006年1月4日《冰点》开年第一期发表，但《新京报》编辑临时发过来一篇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文章，回顾2005年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事件，说他们约来了这篇文章，却因内容太敏感而发不出去，没法向作者交代，只能请《冰点》看看是否能发。我看了一遍，着实是篇妙文，当即决定发表。袁文只能再延后一期，到1月11日再见报了。

我们不知道的是，一场针对《冰点》的阴谋，已经到了立即实施的前夕。后来，一位知道内情的负责人告诉我，早在12月25日，本报社长、总编辑就被叫到直接主管上级团中央书记处去，团中央第一书记说，《冰点》的问题，团中央已经扛不住了（大意）。可见，中宣部要求团中央整顿《冰点》周刊的压力，到2005年年底，已经非常沉重。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动手，是在严密监视下等待机会。

可我们还蒙在鼓里，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2006.01.26 中国时报 龙应台

「胡锦涛」代表什么？锦涛先生：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暗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着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本文写于2006年1月24日。台北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今同步刊出）

《請用文明說服我》序文：爛泥巴裡有人跪著造反

⊙ 王健壯

卡爾「冰點」這兩個字本來是三浦綾子的代名詞，是因為龍應台才讓它跟李大同與盧躍剛這兩個名字、跟中國媒體與政治這樣的現實，產生了新的聯結。但當龍應台向胡錦濤喊話「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那天，台灣媒體爭相報導的卻是「龍應台痛批老長官馬英九」，爭相追問的卻是「國青團該不該出個像共青團那樣的胡錦濤」，冰點、李大同、盧躍剛通通加起來也不如一個馬英九；每個人祇聽到「台北權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嘆」，每個人都在遙望北京的背影自我洩慾。

二○○五年十月初的事：早上睡過頭，匆忙從薄扶林大道香港大學宿舍趕到赤臘角機場時，原以為一定趕不上班機，沒想到飛機誤點，反而偷得浮生片刻閒。悠悠哉去機場書店逛了一圈，買了本書再走去機場「星巴克」的咖啡座，點了杯咖啡，隨意翻讀剛買來的書。

書是董橋的「甲申年紀事」。

每次看董橋文章，都會感嘆自己患了貧血症，才、學、識、情樣樣貧血。醫學上，貧血是小毛病，但才、學、識、情的貧血卻像絕症，讀再多書，寫再多文章，就像吃再多補藥一樣，依然藥石罔效。

看「甲申年紀事」時，亦復如是。從第一頁小引裡的一句話：「亂世文章可怒不可怨，宜悲不宜愁：怒則發憤，怨是小氣，悲而能壯，愁必纖弱」開始，就一路感嘆不已。

翻到書後面「龍應台看海的日子」那篇，本來無聲的感嘆竟不自覺化為沉重的一聲嘆氣：「台灣的國民黨已經吊著歷史的尿袋坐在院子裡打盹；執政民進黨一味吞服台毒的春藥遙望上海的背影自我洩慾；香港剛剛變成四九年十月之後頭幾年的大陸」，「這一刻，龍應台彷彿五十多年前流亡南下的讀書人，香港彷彿亮著風燈的客棧…靜夜裡偶爾傳來的幾聲咳嗽，撩起的也許是江南故人多病的惦掛；天亮後幾個頑童喧鬧的爭吵，聯想的也許是台北權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嘆」，真是字字句句血肉豐沛啊。

董橋叫龍應台師妹，他這個師妹從台北辭官後就南飛落腳香江，「看海的日子」中董橋寫的「望海的樓台」，就是龍應台這幾年的棲息地：「沙灣徑二十五號」；這是她寫信的地址，專欄的名稱，辦沙龍的聚會所，有一天也許會成為一個代名詞，文化地標的代名詞。

巧的是，看董橋這本書之前三十幾個小時，我就坐在沙灣徑二十五號的客廳裡。當天，主人邀請了二十多位客人，除了香港本地外，分從北京、廣州、吉隆坡、新加坡、台北前來，大家圍成一圈坐而論華文媒體的未來，十幾個小時輪流不停地各言爾事也各述爾志。

我就是在這場被龍應台事後形容為「繁花亂插」的沙龍型聚會中，初識李大同與盧躍剛。

我對大陸媒體的「異議人士」一向有興趣，對「中國青年報」裡常搞「文字起義」的老牌異議人士李大同與盧躍剛，當然也略知一二；平常我雖然不習慣也不擅長沙龍式的坐而論道，但那次匆匆趕赴沙灣徑，有很大的因素是想見見這兩個「造反派」。

大同與躍剛造過很多次反，但他們造的最大的一次反，卻是請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刊登在他們主編的「中青報」招牌版面「冰點」上面。

當時連戰與宋楚瑜剛結束大陸破冰之旅，兩股台灣吹來的風吹得許多人薰薰然，大同他們想借風駛帆，左思右想便請了龍應台這位「知道限制並且能超越限制進行寫作」的境外作家，跟他們一起搞文字起義。「我不是在向妳約稿，我是在邀請妳一起來推動歷史進步」，這是盧躍剛向龍應台約稿時的台詞，既甜蜜窩心，又自信氣魄，難怪龍應台會欣然應命。二十四小時後，稿件就從望海樓台傳到「冰點」辦公室。這個曾經放火燒遍台灣的作家，第一次在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報上粉墨登場，當起了台灣的代言人。

在沙灣徑那場聚會中，有人問大同他們：「為什麼想登、敢登龍應台的文章？」他們的回答是：「這是博弈！」

博弈？沒錯，他們用的確是「博弈理論」中的「博弈」這兩個字。把衝突、談判、妥協、角力，化為可計算的程式，再計算好各種可能的變化，以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贏得勝利，就是「博弈理論」。

其實，不用懂「博弈理論」是什麼，大同與躍剛早就是博弈老手。他們過去寫萬言書向領導抗議，是博弈；拒絕刊登「典型宣傳」，是博弈；用「大領導」的話罵「小領導」，也是博弈；請龍應台寫文章，當然更是不折不扣的博弈。李大同說：「以前不可能博弈，但現在我們可以試著跟當局下兩步棋」；龍應台成了他們的棋子，一顆也許可以替中國困局殺出一條活路的棋子。

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棋子下定位，龍應台文章在「冰點」刊出，大同他們贏了棋；但贏棋的滋味猶存，二○○六年元月二十四日，共青團中央卻下令「冰點」停刊，他們輸了這盤棋──也許李大同他們不作此想，但城堡都被人奪去了，還不叫輸棋？

元月二十四日那天晚上，我在報館接到龍應台的電話：「『冰點』停刊了，我想寫篇東西」，語氣夾雜著沮喪與悲忿。隔天，她傳來一篇三千多字的稿子；元月二十六日早上，「中國時報」Ａ５版上登著斗大的兩行黑色標題字：「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致胡錦濤的公開信」，左右兩張照片，龍應台與胡錦濤各據一方。一個境外作家在境外媒體上直接與他對話，這大概是胡錦濤的平生第一次吧。

一如以往，龍應台的文章以燎原之勢迅速燒遍全球華人知識圈；怎麼封也封不住的網路到處散佈這則文字起義的消息，海內外抗議聲援的言論像煮沸的開水滾滾作響；短短二十天後，共青團中央下達命令：「冰點」復刊，但李大同與盧躍剛調職。城堡保住了，但堡主卻換了人。

「冰點」復刊前，我的朋友楊渡，人在北京出差，他跟大同與躍剛見了幾次面，有天他問到復刊的事，李大同很生氣的回答：「有這麼隨便嗎？他們要停就停，要復刊就復刊，這不是欺負人？我們先去海南島曬幾天太陽回來後再說」；問他們「復刊後會不會被調職？」回答是：「不會，不可能的事。這次博弈他們輸了，輸得很難看啊！」

又是博弈！共青團中央史無前例收回成命，團中央博弈輸了；李大同與盧躍剛被剝奪兵權，放逐到研究所當閒差，好像也博輸了；龍應台呢？「冰點」復刊是否跟她開第一槍起義有直接關係？國家最高領導人有沒有看過她的文章？無從查考；但不問不查也知道，「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一言而動天下，一文而變決策，她當然是這場博弈的贏家。

楊照曾以台語的「憨膽」形容野火時期的龍應台，傳神至極；她自己也說寫「野火」時「是帶著一股『氣』去寫的，一股跟你周旋到底的氣」。現在的龍應台雖然仍不失憨膽本色，卻多了幾分世事洞明的博弈技巧。

龍式風格的書寫策略，獨步江湖，很難找到罩門，但稍稍用點心的人，卻不難洞穿她細縫密織的策略防護網，從她的字裡行間，隱約可以感覺到她的壓抑、修飾甚至是掩飾；很顯然她還有「氣」，但她不想像其他人那樣的氣急敗壞──換種說法吧，她不想像別人那麼的不文明，那麼的沒有教養：誰聽過她罵人帶過髒字？

她選擇寫公開信給胡錦濤聲援「冰點」，選擇用「文明」這個既抽象又通俗、既高調又低調的名詞來當她的攻擊武器，這就是她的書寫策略，也是她的博弈策略。

她跑到「冰點」上放野火，是個偶然；火燒到跟她一起搞文字起義的革命夥伴身上，她要以火滅火，卻是個必然：「我們自己是從那種爛泥巴的博弈環境裡走過來的」，「我常常想，為什麼我對中國大陸的『氣』那麼容易就涼了？是因為我對這個地方的情感和承擔不夠吧？這讓我很慚愧」，這是她當初答應替「冰點」寫稿的原因，當然也應該是她決定從境外馳援「冰點」的原因。

的確，台灣有許多像龍應台這樣年紀的人是從爛泥巴裡爬過來的；爛泥巴裡藏著警總、文工會、總政戰部、新聞局、戒嚴令與出版法，處處荊棘，遍地詭雷，不傷不死者幾希。有過這樣經驗的人，一旦看見或聽聞有人在爛泥巴裡「跪著造反」（盧躍剛的話），怎能別過臉轉過身，不聞不問不伸手？

中國的今天也許並不全然是台灣的昨天，但中國現在的「全能主義」（totalism，鄒讜教授創造的名詞）不再那麼全能，「高度一體化的整體」逐漸鬆動，「國家佔領社會的空間」日益縮小，卻的確有點像昨天的台灣：緩慢的降壓，逐步的向民主過渡。對媒體，對李大同、盧躍剛這樣的記者，這是變局的序曲，冰裂的第一聲。

然而，台灣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樂觀的人肯定有，我不悲觀，但有所保留。更何況，政治的魔鬼不死，祇是換了一張面具；台灣現在還跪著造反的人雖然沒了，站著造反的人也偶而有之，但讓人駭異的是，怎麼竟然還處處看得到跪著請安的人？向換了面具的政治魔鬼跪安，也向戴著笑鐵面的商業魔鬼跪安。

中國要這樣的台灣的今天嗎？或者說中國在複製台灣的同時又可以不變成這樣的台灣的今天嗎？

對許多人來說，「冰點」這兩個字本來是三浦綾子的代名詞，是因為龍應台才讓它跟李大同與盧躍剛這兩個名字、跟中國媒體與政治這樣的現實，產生了新的聯結。但當龍應台向胡錦濤喊話「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那天，台灣媒體爭相報導的卻是「龍應台痛批老長官馬英九」，爭相追問的卻是「國青團該不該出個像共青團那樣的胡錦濤」，冰點、李大同、盧躍剛通通加起來也不如一個馬英九；每個人祇聽到「台北權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嘆」，每個人都在遙望北京的背影自我洩慾。

如果等待的結果是這樣的台灣的今天，我相信李大同與盧躍剛大概會搖搖頭：「我們還是跪著造反吧！」

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利钝的最重要条件是公民一举一动无不受其制约的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这突出表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是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重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是比较理性的。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教科书不断向小公民进行非理性的鼓动，与正确的抉择背道而驰，说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而其中大多数大都无缘重新学习，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这样的损失是难以数计和无法弥补的。不幸，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正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为了现代化顺利进行，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请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中国人民心头无法磨灭的创伤。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1．关于战争起因：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1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2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3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4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这些都不过是导火线。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唯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丧权辱国！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5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不讲广州的反入城，这次战争的爆发就不可能讲清。19世纪的一些中国人对此已经有所认识，21世纪的中国教科书却仍然视而不见，可谓咄咄怪事！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的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6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香港的教科书不难找到，按常理大陆的编者应该看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2．关于战争过程。1858年，在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利权，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完全可以避免。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7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破绽百出。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那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致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罪，还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如属后者，是谁胡作非为？

复按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那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8《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9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10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11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 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 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 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编撰者，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12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1．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犯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13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14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15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2.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誘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16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誘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17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如果他们生活在专制制度下，并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灾难就不可避免了。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載澜是奉旨会同載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載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18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19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难于数计，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20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21“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22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3

“受害最烈”24的北京，究竟杀了多少无辜同胞，是一笔没有算清的糊涂帐。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片断吧：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25“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縶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26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27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28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那些胡作非为的骨干，已经堕落成为烧杀抢掠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危害人身及财产安全的犯罪团伙。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后来有的人把这一事件称之为“革命”，表现了急于歌颂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可贵热情，体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对中国知识阶层观念的冲击。但严格从学术角度去考察，这不过是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大灾祸罢了，要从中寻找革命气味简直是缘木求鱼。

3．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没有慈禧的愚昧至极的专制统治，就不会发生义和团事件那么巨大的国家灾难。民间落后的文化现象和各种结社，所在皆有。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不值得大惊小怪。政府机关除了让各种结社依法登记外，也不必介入。不过，一旦政府官员乃至最高统治者冀图利用它们，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甚至国家灾难就会接踵而至。不是要反对“封建专制”吗？义和团事件就是专制统治祸国殃民的典型。

“刀枪不入”、“神仙下凡”，甚至把孙悟空、二郎神等小说中的人物当真之类的鬼话，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异想天开把这些胡言乱语作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依据，除了体现最高统治者及决策层极端愚昧之外，也显示了专制政治的本性。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29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专制统治者也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各种会议。但好一点的可以虚怀纳谏，在自己的智力和度量范围内吸收一些别人的智慧；下焉者则不过是摆出一副“开明”的样子欺世盗名，甚至趁机在会上玩弄阴谋诡计。同时，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总是把“最终决定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或迟或早总会信心十足地运用自己不受制约的权力，作出匪夷所思的决策，招来意想不到的损失乃至祸国殃民的灾难性后果。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摺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30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专制统治者的罪恶。这是极端不严肃的。

4． 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31。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32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这首歌谣中的“遍地红”、“保国逞英雄”这样的语汇，从思想到用语都与现存文献不符，倒很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团的歌谣。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33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应该与蓬勃开放的经济相适应，说得全面和理性一些吧？可是，这两套书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也是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34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先看第一句。首先要问：西库什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暴乱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库什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彷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库什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35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六十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如此等等，更是头绪繁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这是远离历史真实的诡辩。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36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年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千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人们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37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的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颠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把这样的灾难描绘成革命救国的悲壮乐章，简直匪夷所思！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太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据说，日本仅2001年新编的教科书就有八套，加上原有的一共26套，由各校自由选用；选用日本右翼编的教科书的学校只有0.039％。38而在中国，到本文写作时为止（2002年），非此即彼，只能在基本观点完全一致的两套书中任择其一。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或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更严重的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任何批判作为群体的中国国民或主体民族——汉族本性缺陷的努力，都十分不宽容。

不能说中国古代文献和公认的经典中没有反思自身弱点的智慧。“知耻近乎勇”、“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日三省吾身”，如此等等，催人奋进。可是，从制度层面看，社会自由探索、自我反思的机制被严酷的思想控制所取代；这些哲人智慧不但是不成系统的吉光片羽，而且成了按照恭顺臣民乃至奴才标准自我禁锢的工具！我们的祖国没有地方分权自治的传统；传统中也没有公民权利观念和相应的保障体系；更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于是，以这些为基础的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成了由海外传入不受欢迎的异端；社会在自由环境下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机制无从建立。有傲人业绩的文明古国只能眼睁睁地逐步沉沦为封闭、停滞、孱弱的东方帝国。

鉴于举目皆是奴性十足的可怜相，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把国民性界定为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其中制度是决定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又对制度运作影响巨大。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牢笼。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 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爱国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从而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于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蠢事和犯罪行为，义和团事件是其中最让中国人蒙羞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颠倒黑白，把野蛮至极的犯罪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习非成是，在主流文化圈中，这居然成为不能触犯的“真理”！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是革命党在新政权建立后，没有及时将造反心态调整为执政心态的恶果。

兴中会建立后，孙文就想到可以利用太平天国进行革命鼓动。他叫人写的《太平天国史》是革命鼓动或宣传材料，有利于从民族感情上煽动反满，如果把它看作严格学术意义的史学著作，那就是误读。当时宣扬古今中外革命的印刷品，许多都可归入这一类。辛亥革命后，孙文和国民党没有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把革命心态调整为实行政党政治的执政心态，包括通过选举和议会实现政权轮替的心态，结果受到历史的惩罚。39

把包括孙文在内的政治家和知识阶层异口同声称为“拳匪”的义和团提升为革命力量，也是革命鼓动的产物。陈独秀1918年底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痛骂“义和团何等可恶！”，是“国耻”，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的产物的观点，401924年，他改口称赞“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实质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41这同样不能从学术角度去理解。出于宣传的需要，40年代更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流风所至，有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史家，不惜把历史降格为宣传某种口号的工具。

这些宣传也许对鼓动人们参加革命有些作用。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是对历史事件的策略性的歪曲利用。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不但女孩学“红灯照”、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其实，这些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残害。

更严重的是夺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觉察到思想文化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没有认识到革命党与执政党的重大区别；没有认识革命精神应该继承，盲目鼓动造反和排外已经不合时宜。在历史问题上，登峰造极的是冀图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作为新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加上辛亥革命，称之为“三大革命为纲”。可是，我们的一些官员既不了解真实的历史，又误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惜动用政权力量去扶植错误，压制真实，没有将历史问题还给学术，悲剧就产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不过是这些错误的副产品。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注释：

1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月北京版第51－52页。

2 《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6年北京版第一册第167页。

3 《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42001年10月26 日的新华网为反驳梵蒂冈册封所谓“圣人”之举措，发表了《梵蒂冈册封所谓“圣人”之中国罪行录》(1)、（2），专门评述马赖的“罪行”，即使利用了可靠性应该审查的传说材料，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不准教徒祭拜祖宗和与女教徒通奸；而文章也说这个地区性关系一直是比较自由的。其他如“小恩小惠收买群众”、“想方设法利用绿林扩大自己的势力”等等；前者是笑话，后者则没有实例。

5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薛福成选集》，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69－270页。

7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53页。

8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卷第233页。

9 同上，第406页。

10 《吴汝纶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1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版第650—653页。

12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91、92页。

13 同上，第88－89页。

1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第103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北京版第591－592页。

16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502页。

17 《万国公报》第143卷（1900年12月）。

1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三卷第259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1491页。

21 同上，第1640页。

22 同上，第1074页。

23 同上，第961页。

24 同上，第1073－1074页。

25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第14页。

26 ?霖苟Γ骸冻缌甏?怕肌罚?兑搴屯拧罚ㄒ唬┑?0－51页。

27 日本佐原笃介 浙西沤隐同辑：《拳乱纪闻》，同上第135页。

2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第24页。

29 《山东巡抚袁世凯摺》，《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第94页。

30 袁昶：《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义和团》（四）第103页。

31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88页。

32 参阅陈振江等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3 同上。

34 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沿海地区）编写委员会编：《中国历史》第三册第5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

35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313－320页。

36 李时岳：《义和团运动再认识》，收入《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2－214页。

37 同上，第213页。

38 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版第193页。

39 参阅拙作：《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40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版第292—301页。

41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同上书（中）第575页。

原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