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蓓：媒体为何再遭信任危机？|【旧闻记者】

媒体为何再遭信任危机？

作者:钟蓓

来源:周末画报 [566期 A20]

日期:2009-11-04

美国媒体公信力降至新低，资深媒体人迪恩·赖特认为“更加透明”的媒体操作方式是恢复民众信任的唯一方式。然而现实的复杂程度却远非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信任危机，而危机背后又是否有“良方”呢？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日前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美国媒体报道的信任度降至20多年来新低，对美国媒体持“公正和独立”立场看法的人也在减少。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网站发布的报告，有63%接受调查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新闻机构的报道经常不准确，只有29%的人认为报道符合事实。此外，有60%的民众认为美国新闻机构受政治立场左右；20%的人认为美国新闻机构能独立于强势群体之外；而21%的民众认为媒体出错的时候愿意承认。1985年，同样是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认为美国新闻机构受政治立场左右的民众只有45%。

媒体属性决定一切

消息发布后，路透社的迪恩·赖特（Dean Wright）在其路透社博客中以皮尤研究中心的该项调查数据为由头，写下了一篇题为《Dim view of media？ Try more transparency》的文章。赖特写道：“新闻机构已经做到了任何政客们不能做到的事：跨越政党界限。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民主党、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都认为，媒体的报道经常是不准确的，而且具有倾向性。”

面对媒体遭遇的信任危机，赖特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写道：“在面对指责时，人们经常倾向于寻求庇护，并希望那个批评的声音赶快离开，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从来不认为记者会放弃个人观点，不偏不倚地写一则故事，这一点从对中东报道的讨论中就可见一斑。作为新闻从业者，恰当的回应总结起来只有一条：更加透明（More transparency）。”

但现实远比“更加透明”来得复杂。

从媒体属性来看，世界媒体分为商业媒体、公共媒体和国有媒体三大类。不同体制的媒体，任务不同、使命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责任也会不同。在美国，95%的媒体都是商业媒体，其他5%是公共媒体和国有媒体。在美国，商业媒体的竞争异常激烈，这使得原本应当追求客观性的新闻报道出现了观点化的趋势。

在电视媒体中，美国福克斯新闻网（FOX）自1996年成立后，只用了5年多时间，就超过了号称报道目标是客观、公正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成为美国有线电视的“收视王”。福克斯新闻频道以鲜明的个性、煽动性的言论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与需要靠收视率赢得广告的福克斯新闻频道相比，有线新闻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收视费。

在这一点上，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是靠收视费生存。在英国，只要购买一台电视机，消费者就要缴纳电视年费。作为公共媒体，他们制作的节目以提升人们心智、品德为目的。虽然拿了政府的钱，但英国广播公司还是连英国政府也敢骂。而以越南、古巴、朝鲜为代表的国有媒体，服务对象是国家，国家利益是媒体需要遵守的首要标准。

然而，每个国家都有国家利益，即便在商业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也会出现借国家利益之名，压制个体权利的情况。

“在美国，媒体面对国家利益时，很容易受政府的间接控制。最令美国记者感到尴尬的就是战争爆发时的媒体的‘失语’和‘失忆’，比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平时强调‘看门狗’角色的新闻记者坚持客观报道的操作模式，实际上充当了政府的传声筒，失去了独立和批判立场。这样的情况，如轮回一般一次又一次出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张志安博士说，“包括新闻发言人制度，既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也是让信息来源单一化的管治方式。”

现任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的林耀（Benjamin Lim）在接受张志安采访（该系列访谈结集在《中国怎么样：驻华外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中）时说：“就路透社来说，谁对我们最重要？读者，付我薪水的人对我们最重要。有一次有个中国媒体叫我去和他们聊，讲了半天，我只说了一句话：‘你的定位是什么呢？’你如果是喉舌，那就什么都不用谈了；如果你要面对市场，你就不能有那套东西。这不是对、错的问题。”

“我一直觉得，新闻没有绝对。私人报社老板要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这是你的自由，因为报社是你的。”

“路透社是一个上市公司，又没有拿英国政府的钱，没必要替英国政府说话。那路透社是谁呢？全世界的很多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石油公司，这些是我最大的客户，我们90%的收入来自财经新闻或资讯，那你说谁对我们最重要？”“比如Radio Free Asia（自由亚洲电台），本来就是拿美国政府的钱，它和Radio Free Europe（自由欧洲电台）是一样的意思。‘自由之声’当年成立的时候，本来就是为了让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垮台，那你说Radio Free Asia是干吗的？也就是让亚洲的所谓‘共产’的政府垮台。所以，它的Agenda（议程）很清楚，功能很清楚。”

不能做一边倒的报道

除了媒体的自身属性影响到其报道外，大环境的变化也对媒体的报道有影响。

现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北京分社首席记者吉米（Jaime A. FlorCruz）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在与张志安的交流中，谈及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范围变化时，他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不都是特别负面的，甚至是浪漫化的—把中国浪漫化。尤其1980年代初，很多记者都是第一次来中国，虽然学过中文或中国文学，但对中国不够了解，最早的一些报道写的是新鲜或浪漫的中国故事。但是后来，因为很多人开始敢跟外国记者接触，传递一些信息，发表一些意见，才开始有那种负面报道的叙事吧。”

“那个时候，最早的报道主题、文章是关于北京烤鸭、中国熊猫，以及中国没有广告、没有送比萨的……都是好奇、稀奇的话题。另外，很多报道都是有关政治的，这类文章的分析报道也比较多。有个说法叫‘Tea leaf reading’（茶叶占卦），就好像看茶叶来推测一些事情，‘Reading tea leaves’的意思就是通过看茶叶能得到什么提示，判断会有什么结果。把它比喻成这样，是因为关于中国，我们能知道的或能琢磨透的很少，只能猜测、推测。”到2000年，吉米认为，中国对外媒的报道环境放宽了，可做的东西也多了，可报道的题目也多了。“不过，正面、负面报道的比例很难分清，应该算比较平衡吧。”

吉米认为中国媒体也应遵循公正、平衡的报道原则。“如果只做一边倒的报道，或者太好，或者太坏，其实对中国都不利，国际形象也会受到影响。”他希望看到中国媒体的多元化，通过他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角度，“最好是踏踏实实地报道，黑色、白色都能反映进去。这样，我们的观众、听众、读者对中国会多些理解，看到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不会太惊讶，中国继续往好的方向变化也不会觉得很离奇。如果外国媒体把中国美化或妖魔化，都对中国不利，对外界也不利。美化，把目标定得太高，达不到；妖魔化，别人到中国以后也不会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