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属于所有大洲的孩子”|【旧闻记者】

勒·克莱齐奥：“属于所有大洲的孩子”

作者:钟蓓

来源:周末画报 [575期 A36]

日期:2010-01-28

如果不是勒·克莱齐奥的中国好友以及法国领事馆的力邀，恐怕我们很难见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他。让我们又一次近距离接触为“追求精神自由者”创造出一片乐园的他，跟随他在世界所有大洲旅居过的脚步，去体会他的精神世界。

勒·克莱齐奥又穿着皮凉鞋来了，这会儿正是12月的北京。“我不冷呢，我穿的是厚棉袜。”他扬了扬腿。还是那双老旧的棕黄色皮凉鞋，浅蓝色袜子，上次袜子的颜色是深黑色。2007年，克莱齐奥和一堆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颁奖。默默的，他湮没在人群里，尽管高大，却不出众，那本获奖的作品叫《乌拉尼亚》，意思是“乌托邦”。

2008年，克莱齐奥获得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恍然大悟的人们才想起当年那个站在人群里的大高个儿，照片中，他的皮凉鞋很抢眼。

“我不会用电脑，几乎不上网。你向我要电子邮箱，我没办法给你。真是需要联系，我能给你一个我太太的电子信箱，她会转达你的问题。”克莱齐奥说。这就是他，一位大作家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保持距离。一年中，他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在美国生活，不是热闹的纽约、华盛顿，或是阳光充裕的加州海岸，而是美国北部新墨西哥州小镇，那里可触碰到沙漠。克莱齐奥像一位从远古走来的老人在这荒芜的人世隐居。每天夜里，他与灵感相遇，有时他能奋笔疾书整夜，有时只能写只言片语短短须臾。

本来我们恐怕很难看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克莱齐奥。作为首届“傅雷翻译奖”的颁奖嘉宾，克莱齐奥的出现给众人惊喜。这也成为他第四次中国之旅。1967年，克莱齐奥去了香港；15年后，游历了北京、西安、武汉、上海……用他的话说，“每次来，都认不出中国的样子”。这次他抽空四处转了转，京郊大觉寺的黄酒、钟声里的禅意……他在微微寒风中享受古都的幽静。原来现实世界中，也有他的小说里才有的“物质与感官的极乐”，人与宇宙融为一体！—这是《乌拉尼亚》里的情景，克莱齐奥为追求精神自由者创造的失乐园。

创造乌托邦者，精神必定自由。克莱齐奥像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奥德赛，在广袤的世界里穿行：毛里求斯岛、墨西哥、美洲…… 虽然克莱齐奥有一本法国护照，但他不属于法国塞纳河畔咖啡馆的小圈子，他也不愿意把大把时间浪费在电视台的镜头前。于是，当克莱齐奥面对我们的摄影师夸张的镜头和强烈的镁光灯时，他僵住了。“孩子，我毕竟不是演员，不知道怎么摆姿势。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当成一个玩具。”对我们的摄影师，他略带歉意。

克莱齐奥的英文语速没有他说法语时快。这一点，或许成为他的英语小说无法出版的佐证。不过，克莱齐奥并不眷恋英语世界。1968年前，他持的是英国护照和法国护照；1968年之后，他的护照换成了毛里求斯护照和法国护照。

“我在毛里求斯住过12年”、“我在墨西哥住过12年”……克莱齐奥偏爱这个句式，不过“填入”其中的地点从未是富庶的地方。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即刻接受的采访中，克莱齐奥说：“我骨子里仍然是欧洲人，我对美洲印第安文化的兴趣更多是出于那是一种与欧洲不同的文化，但缺乏表达自己的机会，这种文化正在逐渐被现代文明破坏掉，而其中有很多值得欧洲人学习的东西。”法国总统萨科齐曾用一句话概括克莱齐奥的成长：“在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度过童年，在法国尼斯度过青少年时代，游走在南北美洲和非洲，他是属于所有大洲的孩子。”

这个“属于所有大洲的孩子”自他7岁起，就开始了探索世界的旅行。在去尼日利亚找寻父亲的海上旅途中，他就完成了2本旅行的小书。而这与他在68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给予的评价是一致的。“文学新领域的开拓者，他的作品注重诗意的冒险和感官享受，他探索人性，超越了本身所在的文明并且不带着高高在上的姿态。”瑞典皇家学院如是说。

Q=周末画报

A=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io）

Q：对很多作家来说，语言的使用意味着个人身份的认同。通常你更愿意用什么语言写作？

A：我一般用法语写作，但是我的有些作品是用英语写的。对我来说，使用哪种语言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写到某件事我觉得用法语好，那么就用法语。如果它无法用法语来描述，我就用英语。写作时语言的转换的确会影响到作者，一旦转换，你就得查阅不同语言的参考书，甚至转换不同的人格。不过我还是认为采用何种语言写作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对我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选择。我曾经用英文写过一些小说，可是寄到出版社后，没有任何回音。可能我不是很适合用英语写小说，所以日后只能用法语写作。对我而言，语言的选择是写作前自动发生的。我的内在焦虑并没有和语言的使用发生关联。我想这份焦虑应该是与其他什么关联着的。

Q：在很多与你有关的评论和报道中，大家都愿意给你一张“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的标签。你接受这个标签吗？

A：完全不。“世界主义者”是个时髦的词儿，我知道它挺流行的。但是文学应该是和某种特定文化、特定地点、特定教育相关联。“世界主义者”更多的是和像迪拜、新加坡这样的城市相关联。我不希望自己像一件家具，从东移到西，从南移到北。

Q：事实上“世界主义者”的标签来自评论界，你和评论家们交流过这个问题吗？

A：我不怎么和评论界交流。不是因为痛恨他们，我只是远离评论界。“痛恨”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感，我可没有。我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被评论困扰。讲个笑话。一次，我和朋友去法国近海小镇参加与文学主题有关的会议。突然，一只海鸟从窗外飞了进来，而且很镇定地落在了屋子里。一位在座的先生指着那只海鸟说：“喔，看看谁来了？原来我们今天请了一位评论家！”我觉得和评论界过于紧密的接触没有必要。相比较而言，我更愿意和新闻界打交道。因为新闻记者提供信息，他们不会有激进的态度，或强烈的情感，他们是成不了小说家的评论家，而且有些感性。

Q：谢谢！

A：哈，看来你明白了。我把《乌拉尼亚》在中国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消息告诉法国评论界的人。你知道么，他们立刻把这本书重新找出来，他们认为自己或许遗漏了重要的东西。之后发觉这部小说是复杂的，内容介于想象与现实间，介于小说与自传间。法国评论界喜欢文字游戏，喜欢能写出优美句读的作者，但《乌拉尼亚》不是那类。我遇到一些法国读者说很喜欢《乌拉尼亚》。我很高兴，也很感谢。但评论家，我还是离他们远点儿好。

Q：一年中6个月左右的时间你都呆在美国，你感受到怎样的美国文化？

A：我挺喜欢美国文化。很开放，让人们彼此间的联系更紧密。那儿有很多很棒的作家，他们都在描绘变化中的人与社会。比如：菲利普·罗斯、亨利·罗斯……他们不写知识分子、不写文化，只写力量。美国是一个很粗糙、很粗犷的国家，可我挺喜欢那儿，尽管有些政策实在不招人喜欢。

Q：在《乌拉尼亚》中，你将前一章节的内容与后一章节的小标题相连。这样的写法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A：是的，这样做的确有特别用意。《乌拉尼亚》是献给我已去世的朋友堂路易斯·冈萨雷斯。他是一位墨西哥教师，有很多故事。他写信时有个习惯：以题头开头，正文紧跟着标题，二者为一体。所以，我用他写信的方式来写，算是一种纪念。在《乌拉尼亚》中，他就是历史学老教授唐·托马斯。事实上，真实的故事远比我的小说有趣。

Q：为什么你没有写真实的故事，反而虚构一个不存在的世界？

A：因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故事，既然是乌托邦，它就必须陷落。而现实故事中那个墨西哥米却肯州的小村庄，直到今天还存在。

Q：列维·斯特劳斯去世时，你写了一篇纪念文章。

A：是的。他刚去世时，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章中，我讲到他用一生去旅行。途中，他遇见了很多人、很多事，他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悲伤。我非常喜欢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他把自己的主观感情放进了写作，从不掩饰自己的忧伤、愤怒。但是，这些主观情感通常都不会出现在客观的人类学研究文章中。

列维·斯特劳斯是个很好的人，我们是朋友。有一次，我见他和一个路人在聊天，那个路人是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在法国，有身份的人通常趾高气昂。但是我没有看到斯特劳斯对那个路人态度傲慢，而是很有礼貌。这也是我很喜欢他的另一个原因。

Q：为什么你把这篇纪念文章取名为“荒野侦探”？《荒野侦探》是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杘）的小说。难道这二者有什么关联？还是因为你认为斯特劳斯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就像一个在荒野里不断追寻线索的侦探？

A：事实上，在我把那篇文章交给编辑的时候，是没有添加任何标题的。你现在看到的标题不是我起的。因为每次我写一个标题，都会被编辑换掉，所以我已经不再写标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