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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菁琦:发哨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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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按:这篇《人物》杂志的特稿已被河蟹,但其他公号用各种方式转发中,今天这篇报道也刷屏了朋友圈。许久没看到内地媒体像这样接力前行,前扑后续了。

龚菁琦: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2020.03.10

《中国新闻周刊》2月5日发表封面文章《武汉之憾: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该文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过程描绘出清晰的时间线,出版后一天之内即从其官方网站及各社交媒体删除。

英文翻译版:China Change: The Regret of Wuhan: How China Missed the Critical Window for Controll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本刊记者 / 李想俣 李明子 彭丹妮 杜玮

发于 2020.2.10 总第 934 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一则传闻扰乱了国人正准备跨年的喜悦心情。一份盖有武汉市卫健委公章的红头文件在社交媒体上流出,文件紧急通知 “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有人惊恐地问:难道是非典重来?

就在此前一天,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听同事说,急诊科隔离了 7 名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的 SARS 病人。当天下午 5 点多,他在大学同学群里发了这一消息,又解释说,“SARS 的表述不太准确,应该是冠状病毒,具体分型还有待确认”,让大家加强防范,并强调不要外传。然而,这张 “华南海鲜市场确诊 7 例 SARS” 的微信截图还是流传了出来,在网上大量转发。

12 月 31 日凌晨 1 点半,李文亮接到电话,要求其去武汉市卫健委。“当时卫健委连夜开会,应该是应对疫情的会议,我们医院院领导、医务室主任都参加了。” 会议结束后,院领导询问了李文亮消息来源,于凌晨 4 点多送他回家。到了白天,李文亮又去了两三次医院监察科,反复被询问消息来源以及是否认识到 “造谣的错误”,并要求其写一份 “不实消息外传” 的反思与自我批评。

就在这一天下午,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 27 例病例,其中 7 例病情严重”,并指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与此同时,国家卫建委的第一批专家组已于当天抵达武汉。

武汉的通报迅速浇灭了话题热度。人们松了口气,以为可以安心跨入 21 世纪的第三个 10 年了。殊不知,一场确诊人数远超非典的全国性疫情才刚刚拉开序幕,并在一个月后被世卫组织定性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冷处理”

就在武汉出现 “不明原因肺炎” 消息第一次传出的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华南海鲜市场,发现这里仍正常营业,很少有人戴口罩。有商户说,事情发生后,市场已增加了消毒次数。华南海鲜市场地处武汉闹市区,与汉口火车站仅相距一公里,分东西两区,有 600 多家商户,是个开业多年一直传言即将拆迁的老市场。

有市民表示,“这里真的是脏乱差,表面卖海鲜,其实猫狗、活蛇活鳖,各种野鸡、土拨鼠都卖,还有梅花鹿、活猴之类的招牌”。

2020 年 1 月 1 日,在闻风赶来的全国各路媒体记者的目睹下,华南海鲜市场正式休市整治。事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指出,根据武汉后来的通报,早在去年 12 月 8 日,华南海鲜市场就发现数例新冠肺炎患者,如果在其后一周内关闭该市场,并隔离病人、可疑病例和接触者,疫情绝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严重程度,可一直到 2020 年 1 月 1 日才关闭了这个市场。在这 22 天中,可能有很多市民被感染,以致错失了防控的最好机会。

也是在元旦这天,武汉市公安部门的官方微博 @平安武汉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 8 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但二十多天后,这一微博已被删除。

1 月 3 日上午,李文亮又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让其签署了一份关于在互联网发表不实言论,属违法行为的《训诫书》。此后,医院科室主任口头传达不要在网络上发布相关信息。

林羽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生,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 “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 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当时,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 “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甚至半开玩笑地嘱咐 “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买东西,那里东西不新鲜”。

从 1 月 6 日开始,到 1 月 10 日,武汉市卫健委未作疫情通报。在此期间,即 1 月 6 日~10 日和 1 月 7 日~10 日,武汉市召开地方 “两会”。

1 月 9 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宣布,对武汉这些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据知情人士透露,第一批专家组成员除徐建国外,还有北京地坛医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院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兼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部主任曹彬。

1 月 11 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确诊患者共 41 例,并有 1 例死亡,再次重申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则在同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武汉的情况 “可防可控”。

但 11 天后,王广发本人被曝在汉期间感染了新冠肺炎,一时间成为社交媒体上 “围观” 的对象。王广发在痊愈后于 2 月 1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们当时看到的资料,是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最初报告的 41 例病例,肯定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二批专家组于 1 月 8 日至 1 月 16 日在武汉指导防疫工作,专家组成员既包括王广发、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等临床专家,也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维中等疾控专家。

与此相关的,是在 1 月 15 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一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在这个文件中,官方对新冠肺炎传染性的表述第一次有了变化:“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问答》还首次确认了 “家庭聚集性病例” 的出现,在患病的一对夫妻中,妻子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

1 月 12 日~1 月 17 日,武汉通报无新增病例。在这期间,湖北省的政协、人大会议先后召开。

在武汉连续多天没有通报新增病例的时候,国外却陆续发现了新冠肺炎病例。1 月 13 日,泰国报告发现了一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 月 16 日,日本确认国内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患者是中国公民,去过武汉,但并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在汉时可能与肺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17 日,泰国发现第二例新冠肺炎病例,患者是一名 74 岁的中国籍女子。在此情况下,美国 CDC 宣布,将在三大国际机场对来自武汉的乘客实施筛查。

武汉市卫健委于 1 月 18 日凌晨再次恢复了通报,宣布 1 月 16 日 0 时~24 时新增 4 例新冠患者。1 月 19 日凌晨,武汉市通报 17 日全天新增确诊病例 17 例,累计确诊病例达 62 例。

1 月 18 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了有 4 万多个家庭参加的 “万家宴”,13986 道菜品摆满党群活动中心主会场和 9 个分会场。对于百步亭社区 “万家宴” 在社会上引起的质疑,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回应说,“今年之所以继续举办这个活动,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所以对这件事预警不够。”

科学竞赛

当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于 12 月 31 日抵达武汉时,一场科研赛跑也开始了。12 月 30 日晚 10 时,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团队受武汉市疾控中心委托,检测了若干病人的样本。1 月 2 日,她们就获得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证实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1 月 5 日,分离获得了病毒,1 月 11 日,受国家卫健委指派,她们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与此同时,中疾控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病毒学专家、复旦大学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兼职教授张永振团队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1 月 5 日上午,该中心从标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于 1 月 10 日向外界公布了该病毒基因序列。

不管谁是分离出病毒的第一人,相比非典时错误地判断病原体延误时机,中国科学家这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确定分离出病毒并向全世界公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可算是有一个漂亮的开头。

新冠病毒的数据公开后,中国科学家的论文 “大赛” 也随即展开。1 月 21 日,国内两所顶尖大学因 “抢发论文” 发生龃龉。南开大学高山科研组在中文核心期刊《生物信息学》上发表了论文《武汉 2019 病毒序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遭到复旦大学张永振的指责,指其未经同意就采用了他研制出并公开的数据。高山则回应称已经公开的数据即意味着失去版权,其他人都可使用。

真正引爆公众舆论的是 1 月 29 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通讯作者是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与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中疾控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也是共同作者。

文章通过分析截至 1 月 22 日的 425 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现,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发病的病例中,有 55% 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而在此后发病的病例中,仅 8.6% 与海鲜市场相关。对此,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上表示,“从这篇文章看,国家疾控中心早在 1 月的头几天就已经掌握了明确的病毒人传人的证据…… 那么这个消息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

王立铭的这一质疑在短短两小时内就得到了数万网民的转发和评论。一时间,高福与中疾控面对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一些人指出,高福是病毒学家,缺少防疫与公卫经验。

对此,中疾控副主任冯子健 1 月 31 日解释说,他们是 1 月 23 日拿到数据的,然后做了一个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总编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与感染性疾病系主任埃里克・鲁宾则透露说,这篇论文从提交到发表仅用了 48 个小时。高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现在只想想办法把疫情压下去,我啥也不想说。很多人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你说我说啥?我就好好干我的活儿。”

实际上,在高福等人的这篇论文发表之前,已有数篇论文揭示了此次疫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的可能。1 月 24 日,武汉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 —— 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就指出,最初的武汉市 41 个病例中,有 14 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并认为华南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的疫源地。该论文称,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的首个感染者发病日期可以追溯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且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

这意味着,首次感染人或早至去年 11 月,病毒先是在人群中传播,直到 12 月末在华南海鲜市场聚集性暴发。

据不完全统计,围绕武汉新冠肺炎,截至 1 月底,中国科学家已总共在《柳叶刀》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 6 篇文章。张作风表示,这次武汉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时间内在很多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

1 月 30 日,国家科技部发文指出,“各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要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疫情防控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从疫情的实际发展来看,这些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数据与结论,没有及时向国内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用在扑灭疫情的过程中。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究竟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依旧是一团迷雾。

疾控的角色

同样模糊的,还有疾控部门在这次疫情决策中扮演的角色。

在 “非典” 时暴露出重大问题的传染病监控系统,在 2004 年得到了重建。中疾控原副主任杨功焕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国家 CDC 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横向覆盖全国,纵向 “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包括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疾控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CDC 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 5 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 CDC 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

杨功焕强调,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并不是逐级报告,而是只要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中疾控第一时间就应该收到,“在全国所有的地方,只要下边报告、点了,哪怕是点一例,我们都能在系统上第一时间看到”。

此次武汉疫情是由一个新病毒引起的新的传染病。对于这类情况,中国疾控中心原主任李立明也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04 年 12 月 1 日,中国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修订。除了在乙类传染病中增加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及对其按照甲类传染病进行预防和控制外,特别在需要上报的传染病范围一项,增加了 “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内容。

然而,疾控部门的实时监测并不等于及时发布与及时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对此,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疾控系统只有 “干活的权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但不是决策机构。相比之下,美国的疾控中心是政府部门,而中国的疾控中心是事业单位,是没有权力的。中国疾控在卫健系统中的地位是绝对弱的,疫情情况只有政府授权你去谈,你才能谈。疾控中心主要做的还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对防疫工作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

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疾控中心隶属于卫健委,更多是一个技术和支持性质的机构,虽然下属机构延伸到县一级,但是权力受到较多制约,没有权限公布疫情;相比之下,美国 CDC 虽隶属于健康与人力资源部,但是有很大的独立权限,包括宣布疫情、采取必要的措施等。

武汉来了钟南山 


1 月 20 日是武汉疫情的转折点。这一天,武汉市卫健委一次性更新了 18 日与 19 日两天的数据,共新增 136 名确诊患者。此次通报中,首次未提及 “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 的判断。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任组长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于 1 月 19 日赴武汉指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1 月 20 日晚,钟南山在与央视《新闻 1+1》的直播连线中,肯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并称,有 14 名医务人员在护理一名患者过程中被感染。

这一消息迅速点燃了舆论。武汉市卫健委很快在 21 日的通报里确认称:该市共有 15 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 1 名为疑似病例。

21 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解释说,医务人员的感染发生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对一名脑外科的病人救治过程中。“因为脑神经外科忽视了这位病人入院之前有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所以做完手术以后,病人出现发烧,这个时候,一个医生、13 个护士被感染了。”

然而,武汉协和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绝不存在‘忽视’一说!”

69 岁患有脑垂体瘤的赵军实正是周先旺口中那名被救治的脑外科病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2019 年 12 月,他住进了武汉协和神经外科。手术前,医护人员未发现其有任何呼吸道症状,“有吸烟史,肺部有炎症或肺纹理增粗是正常的”,因此,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要对病人隔离,给医护人员上气管切开和气管插管才需要的三级防护。

手术是在 2020 年 1 月 7 日进行的。手术后,赵军实先后转移了四个病房。术后第 3 天,赵军实出现了肺部感染,第 5 天,被考虑 “疑似不明原因肺炎”,与其接触的多名医护人员也陆续出现发热症状。1 月 15 日,赵军实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在这过程中,有 10 名神经外科护士和小儿外科、妇科、心外和心内科的 4 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到 1 月 19 日,武汉协和医院体检中心已被临时征用为 “感染病房”,4 层设置了医护人员隔离室,疑似感染的医护人员被安置其中,最高峰时有二十多位医护人员疑似感染。而早先前被认定发布不实消息的医生李文亮也在消息发布的十多天后,因出现了发热、恶心等症状,于 1 月 14 日住进了呼吸科隔离病房,并于 2 月 1 日确诊了新冠病毒阳性。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这一天,经国务院批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列为乙类传染病,与 SARS 同类,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但当时,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依然是 “可防可控”。

早在 10 天前,即 1 月 10 日,全国一年一度的春运大幕已经开启。1 月 20 日,上海、北京、广东三地分别确认 1 例、5 例、14 例新冠肺炎病例,这也是全国其他省份首次通报疫情。这些病例几乎都为输入性病例,有武汉旅行史或居住史,或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自 1 月 21 日起,国家卫健委开始每日通报全国新增病例。

在武汉的病例数大幅增加、疫情在全国开始扩散的情况下,武汉市的大型聚集性活动仍按部就班地进行。1 月 20 日下午,湖北省应急管理厅还举行了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 的迎春联欢会。

1 月 21 日,湖北在武汉洪山礼堂举行了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一同观看了演出。据湖北省民族歌舞团官方公众号消息,该团 40 多名演职人员参与了多个节目的演出。“在武汉,大家戴着层层口罩,克服肺炎恐慌,用敬业、执着、认真全力以赴…… 在孝感,演员长途奔波,感冒在身,候场时全身发冷,登台后火力全开。”

1 月 21 日,武汉市卫健委又进行了两次疫情通报,宣布截至 1 月 20 日 24 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58 例。22 日晚,武汉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武汉市民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

1 月 22 日凌晨,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相比之下,并非疫情发源地的广东省于次日就直接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

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我也在想,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采取措施,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说在 1 月 12、13 号,测温的那天,是否可以采取像 23 号采取的控制飞机、高铁、汽车、轮渡出行。那时如果采取措施,可能疫情会有所缓解,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种状况。我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1 月 23 日凌晨,武汉发布 “封城” 的消息。但武汉市市长周先旺 1 月 26 日表示:因春节和疫情的影响,目前已经有 500 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文中林羽、赵军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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