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歐洲鬼地方》作者莫妮卡．布萊克來臺演講（上） 誰是神醫葛洛寧？葛粉又是如何鍊成的？

當莫妮卡．布萊克(Monica Black)教授以柏林為界，埋首於大量的回憶錄、日記和檔案中，了解二十世紀德國最動盪的三十年間，人們如何埋葬亡者、紀念逝者、如何看待死亡的那段時期[1]，她也蒐集到了不少令人訝異、「難以定位」的文獻資料：念動咒語的醫者、尋常農婦被指控為女巫、巫術指控的糾紛最終鬧上法庭、各處都有聖母瑪利亞顯靈的傳聞、追隨者眾的奇蹟行者。在自己的第一本書出版後，布萊克開始思考如何處理這堆不甚協調的奇聞怪譚，其研究成果最終成為她的第二本著作，無論從英文書名A Demon-Haunted Land或中文書名《歐洲鬼地方》看來，這本書要講的是「鬼」故事。但是這盤桓人間的「鬼」，卻不是人們通常想像的鬼？

1945年，德國戰敗，被同盟國四大強權占領，英美法占領區後來整合，後於1949年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簡稱西德），而蘇聯占領區則也在同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重新擁有自己的國家之前，這短短四年裡發生了很多事：受占領軍統治、得知更多關於戰爭和集中營的資訊、清理殘破瓦礫、各種意義上的重建與恢復，尤其前一年西部占領區有了德國馬克作為新貨幣，大大有助於經濟上的復甦。但是在一切似乎走向新未來的時刻，人們之間流傳起末日謠言。

唯有罪過之人才會遭到即將來臨的洪水所淹沒。還有人預測，只有兩歲以下的兒童（真正無辜的人）將可存活……這些預兆更明顯聚焦於審判與懲罰及責任與罪過。

教堂將被燒毀，眾多神職人員遇害。但是之後，他在預視的情景中看見教宗將加冕三位國王，國家糧食充足，土地肥沃。氣候將變得溫暖，巴伐利亞也將種植可釀酒與生長於熱帶的水果。

諸如此類，模稜而不具體。布萊克指出末日預言／啟示錄（文體）在西方的語言中就包含了「揭露」(unmask)的意思，這些透著焦慮的謠言是「解讀徵兆」的暗示與邀請，但為什麼需要解讀？要解讀什麼？賞善罰惡的古老框架放在這個時空，又想說些什麼？一個女人說：「我隨時都提心吊膽，但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什麼」。不知害怕什麼，卻又如此懼怕？

無論驅動謠言的是什麼，布魯諾．葛洛寧（Bruno Gröning）的橫空出世，對許多西德人民來說，似乎跳過預言的毀滅而應驗了希望。西北部小城赫福德(Herford)，一位無法自行站立的孩子奇蹟般痊癒的消息不脛而走；大批追隨者與求醫者前往爭睹神醫葛洛寧的面容，希望這位自稱天主使者的削瘦男子，能夠見他們一面。

葛洛寧輾轉停留多地，但凡聽說他的蹤跡，群眾便蜂擁而至，乃至影響當地交通與日常活動而引起政府單位關注。葛洛寧的「治療」並不顯眼，他多半只是靠近人們、注視他們或勸誡人們要相信天主，最多能稱得上主動的行為，就是用滿是煙灰的手取出他事前準備好的錫箔紙球，裡頭包裹著自己的頭髮和指甲，遞給病人傳遞治癒的能量。這種低調的作風，和他公開講話的風格幾無分別。

他幾乎都用很模糊的詞彙，省略掉明確的指涉對象，有時會觸及不同的靈性主題，但大多數都會繞回善惡之爭。

模糊地講述善惡之爭，似乎正呼應此前廣傳的末日預言。葛洛寧可以說各方面都很「常見」：「像他的數百萬同胞一樣，他曾經是士兵、戰俘和納粹黨員」，成為「神醫」的後半生當然有許多有趣的細節可以剖析，但布萊克更感興趣的是那些「葛粉」。他們帶著哪些病痛前來？為什麼比起醫生，他們更信賴並寄希望於葛洛寧？這背後有什麼沒有說出的故事？

布萊克注意到，求醫者有輕重不一的各式疾患：癌症、哮喘、腸胃、肝臟、心臟疾病、癲癇、肺結核、脊椎側彎、顫抖症、失眠、頭痛……。但是在法庭紀錄、報導或是當事人的證言中，葛洛寧最常治癒的是癱瘓、失明、失聰，與聖經當中「彌賽亞」形象[2]的相似顯而易見，但這也是因為群眾當中感官失能與喪失行動能力者眾[3]。布萊克藉由醫學史家安．哈靈頓（Anne Harrington）關於「社會經驗致病」[4]的研究來解讀：

是不是因為聽聞或看見的一切難以承受，因此失明或失聰？有人突然無法行走，是不是下意識地放棄自己的意志和行為能力，藉此拒絕為戰爭罪行和大屠殺負責？人們無法言語，因為有太多事情——除了迫害與屠殺猶太人，「去納粹化」引發的焦慮也是重中之重：擔心別人發現自己的過去，而這種焦慮還和戰敗的恥辱深深糾纏——不能公開討論？

跟隨納粹當局刻苦耐勞、忽視痛苦的扭曲意識形態，苦撐換來的是國破敗戰。努力恢復家園的同時，要求德國人認罪悔改的「去納粹化」又來了。所謂去納粹化是同盟國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以期去除納粹對德國在法律、文化、經濟各層面的影響。具體而言包括紐倫堡審判、拆除與銷毀納粹的物質和制度性痕跡、納粹涉罪程度調查，文宣、強制觀看集中營紀錄片等，這些措施有強烈的道德應報動機，希望讓德國人感到屈辱、羞恥，進而懺悔、難過。

布萊克指出，去納粹化最初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很快就與社會運作的現實考量產生衝突，司法程序的曠日廢時、執行不易、舊納粹黨羽的阻礙，最終相關進程不了了之，乃至於在西德建立後將納粹相關罪行排除在新法之外。但司法和政治程序的終止，以及話題禁忌化，不代表記憶與情感會自動消失，可能轉化在人們的身體上。

特定症狀與社會經驗之間的關係，是布萊克在葛洛寧旋風中辨認出的第一個特殊歷史要素，而這其實關聯到第二個要素：社會信任與醫療體系。看到人們追尋神醫東奔西跑的現象，很容易會有的疑問是，這些生病的人為什麼不去看醫生？實際上他們看了，當時西德的醫學條件和人力也並不落後[5]，然而當人們談起戰時與戰後的恐怖經歷，醫生卻開出「不要談論你的問題，努力工作」的醫囑。

這與戰後對戰爭話題的禁忌氛圍有關，但很大程度上源自納粹遺風，許多曾經從事醫療實驗、對人民進行優生學措施的醫生，在戰後仍然繼續執業；寫信給葛洛寧的民眾中有四分之一被醫生診斷為無藥可醫，並不能只歸咎於當時精神醫學與創傷概念的不成熟，很大程度上來自醫學界延續納粹時期觀點「生病受苦的人不應該渴求得到呵護照顧，而應該學習平靜地忍受痛苦」，甚至於有醫生暗示難以界定的病症源於病人的道德瑕疵，或是出現「談論感受」反而是病因的研究報告。

《評論》（Revue）雜誌邀請來對葛洛寧的診療做觀察與實驗的費雪教授的報告中就提到，追隨葛洛寧的民眾渴望傾訴、被傾聽，甚至有傅女寫信給葛洛寧講述她的女兒被占領軍士兵強姦八次，自此「病懨懨的，食不下咽」。[6]布萊克認為這也並非是葛洛寧多麼會傾聽，而是出於社會性的因素：他不是醫生。想像曾經在國家施行的種族淨化將你絕育的醫生，如今依然在鎮上開診，當你聽聞許多老人和弱者死在納粹醫生的手下，求助於他們的時候又泛道德化的方式質疑他所不了解的病症，你會怎麼看到醫生和醫療體系？

仍在西德社會中氾濫，要求人應堅苦卓絕，看淡痛苦的意識形態，引出葛粉現象背後的第三個特殊歷史要素：失敗感。當人們談到德國人戰後的罪咎感，直覺會認為是對於戰爭和大屠殺的罪行感到內疚，但是布萊克想指出至少在戰後初期直到六零年代以前，人們更直接的強烈感受來自戰敗和被佔領。後來在葛洛寧遭控告過失殺人與違反《民俗治療禁令》中出庭提供專家意見的精神病學家亞歷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與太太合著的《無能哀悼》(The Inability to Mourn)道出了德國人「卡住」的狀態：人們過去對希特勒正面的深刻認同，在戰敗的現實下必須割捨「所有情感連結」。

這削弱了德國人面對第三帝國罪行、羞恥或愧疚，以及自己與國家血腥過往之間的共謀關係。他們藉由常年的忙碌逃避問題：不停地工作、重建、改良與修補。

無法辨認自己的傷，或意識到自己的錯，只是在外力強制下中斷一切，感到過去的努力都已白費。一位士兵向精神科醫生抱怨：「我的犧牲與損失換來了什麼？什麼都沒有」。無怪乎在羅森海姆（Rosenheim）農場上，自發唱聖歌、大聲禱告的上萬人，仰望著出現在陽台上的葛洛寧，紀錄片劇組的聚光燈照在衣著簡樸的他身上；充滿激昂情緒的宗教氛圍，喚起人們瞻仰領袖的熟悉回憶，「彷如友善的鬼魂」安撫他們與過去決裂的莫名痛苦。

篤信神醫靈媒而蔚為風潮並不只發生在戰後西德，但是對比葛洛寧風潮的前後周遭，布萊克理出彼此穿透的三道線索，為這段奇聞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解釋，在第一場演講的最後她引述了自己書中絕妙的段落作為結論： 

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現代的是非觀念完全切合過往人們的道德與情感生活。戰後的德國人感覺自己受到了詛咒與愧疚，因為許多事情而受到懲罰與指責：輸了戰爭與失去家人；失敗、戰敗，還有伴隨失敗與戰敗而來的批判。對某些人而言，引發內疚感的或許正是這個問題：「為什麼他們死了，而我還活著？」

對邪惡、罪過、愧疚、指責、懲罰與救贖的執迷，也不僅僅是早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古老」信仰而已。

畢竟經歷了絕無僅有、手段極端的戰爭，即使迅速清理的瓦礫、新馬克和重新開動的火車看似恢復了過去的繁榮，但人們「依舊深感不安」。

我們不該幻想一個邁向現代化的國家，可以與舊時對神聖審判與作惡就會生病當作懲罰的恐懼心理分得一乾二淨。過去並未被取代，而是層層疊加交融，直到新的事物誕生，但它們的起源仍屬於根本基礎的一部分。

※按：布萊克教授在演講中經常引述她自己書中的內容，調動這些內容並重新編排而構成她演講的表述重點，涉及這些部分我基本上直接取用自中文版內容。

[1] 這些材料最終寫成她的第一本著作《「死」在柏林：從威瑪到東西德》。書籍資料：https://www.amazon.com/Death-Berlin-Publications-Historical-Institute/dp/0521118514。

[2] 聖經中舊約的先知書描繪的救世主形象，就是能夠治癒這些疾病的福音傳布者，而新約福音也經常描寫耶穌使「瞎子復明，瘸子行走…聾子聽見」「啞巴說話」的行跡和呼應舊約的訊息。除此之外，在演講後的討論中布萊克也提出她的猜想：這些症狀相對外顯，較能看出差異。

[3] 一戰後也有類似情況，但遠不及二戰後嚴重。

[4] 哈靈頓的其中一個研究案例是美國1980年代空中交通管制人員的集體壓力，雖然他們在工作中感到高度壓力，但其壓力賀爾蒙（皮質醇）或血壓並沒有特別高，負責相關調查的精神病學家分析其病痛感是源於缺乏社會支持、受到忽略。

[5] 包含戰後從東部地區遷移而來的數千名醫生。

[6] 這個例子特別突出，也引起會後的討論，無論對於當事者或周遭的近人而言，性侵受害這樣痛苦的經驗想來是難以啟齒的，情況是否如此極端使得母親願意與他人在信件中談論此事？女兒確實向母親講述了這麼明確的細節嗎（如次數）？抑或是當事者假托他人，彷若第三者般講述自己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