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故里」：當定向師範生回到故鄉

難以回歸的故鄉

在難得的空閒週末回家拿來了蚊帳後，翹妮（化名）終於睡了一個好覺。儘管知道鄉鎮的蚊子總是很多，但開始實習之前，翹妮並沒有提前準備蚊帳，一是因為實習期開始得匆忙，二是因為在翹妮同樣位於村子中的老家，人們大多已經給自己的房屋安上了紗窗。實習點的宿舍沒有紗窗，幾個實習生被蚊子轟炸了兩個星期，面對露出羡慕眼神的同學塘滿，翹妮慫恿他：「去超市買一個蚊帳啊，又不貴，實習完了你帶回去不就好了。」

翹妮是廣西民族師範學院（以下簡稱廣西民師院）2021屆的小學教育專業定向師範生。2021年3月，翹妮和她的三個同專業同學一起，開啟了在自己家鄉靖西市的實習。他們被分配到離市區15公里的H鎮中心小學，在這裡，他們要一直工作到6月，獲得實習的學分，然後返校完成畢業手續。

這種實習模式被稱為生源地分散實習，即應屆生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學期返回自己的生源地實習，對於這些定向師範生而言，他們實習的地方，也很有可能就是當年9月他們定向分配工作的地方。制定這一實習方案的廣西民師院分管領導認為，這種實習模式可以説明定向師範生們提早適應未來的工作，也有助於地方教育局瞭解應屆生情況。

廣西從2013年開始實施農村小學教師定向培養計畫，原因是「農村教師隊伍存在數量不足、品質不高和結構不合理等突出問題[1]」。按照「從縣（市、區）招生、回縣（市、區）就業」的原則，定向師範生與委託培養高校（以下簡稱委培高校）和定向縣(市、區)教育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簽訂協定，按自己所在分區進入相應的委培高校，在校期間享受免費教育，畢業後按協議返回生源地，由當地教育局分配至缺少師資的鄉村中小學工作，服務期通常為6-8年。2020年，廣西小學教育階段的定向師範生委培高校有12所，包括南寧師範大學、北部灣大學、廣西民族師範學院等院校，招生人數高達三千餘人，大多數屬於專科層次。

這些定向師範生畢業之後，就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返鄉青年」。與近年流行的「返鄉青年」概念不同的是，定向師範生回歸家鄉的選擇，是在離開家鄉之前就定下的。那時候他們大都還是從未有遠行經歷的青少年，中學剛剛畢業，許多人是聽從家人勸告做出的選擇。

「我想學醫，家裡人不讓，可能覺得太辛苦了。後面他們讓我選這個，我剛開始不喜歡，來了覺得也還可以。」定向師範生秀馨這樣描述她的選擇。師範生們大多很清楚家裡人看上定向的小學教育專業的原因：學費減免，包分配，有編制，離家近。如果沒有學費減免，2018年入學的一個普通的小學教育專科生，在廣西高校就讀三年，需要支付一萬三千元左右的學雜費；如果就讀的是其他專業，費用最高可以達到四萬，而根據官方資料，2018年廣西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1485元。[2]

獲得高校畢業證就可以獲得編制的定向協議也深受家長們的青睞。儘管在廣西，小學教師的基本工資並不高，定向師範生們剛入職的到手工資平均都在每月3000元以下。另一個師範生彩彤的母親告訴我：「女孩子嘛，也不圖她做什麼大事業，工資也不用多高，安穩一點就可以了。做小學老師就挺好的。小學生皮是皮一點，不會像中學生這麼叛逆，管多了還會紮老師輪胎。」家長的建議是定向師範生們選擇這一專業的重要影響因素。還有一些學生本科落榜後，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報了定向師範的提前批，懵懵懂懂就錄取了。

2021年春天，由於工作安排，我要負責一批定向師範生的實習聯絡工作，翹妮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返鄉實習的師範生。她是個出生在九十年代末期的女生，留著乖巧的平劉海，喜歡穿粉色的衛衣。事實上，這批師範生大半看起來都可以用「乖巧」形容，他們中絕大多數人來自廣西西部的鄉鎮農村，害羞，踏實，眼神清澈。

對於翹妮和她的同學們而言，實習生活開始得並不太順利，儘管實習點的老師很照顧他們，但由於沒有空出來的職工宿舍，他們只能住在之前堆放雜物的學生宿舍裡。我們到他們宿舍時，打開門，要先穿過一堆穀垛一樣參差疊放的閒置桌椅，才能看見生銹的鐵架床。男生的集體宿舍沒有浴室，他們自己買了水桶，用熱得快燒水，趁著學生去上晚自習迅速佔用教學樓的廁所洗澡。鄉鎮小學生喜歡吃幾毛錢一袋的辣條，教學樓的廁所裡因而飄蕩著一股幾乎形成固體的辣條氣味。

他們也很難參與本地老師的閒聊。「我就聽他們聊，他們以為我聽不懂。」翹妮說。我問她，為什麼他們會默認她這個本地人聽不懂？她淡淡地回答：「我們那裡有很多年輕人已經不會說土話了。你在外面上學，他們就覺得你聽不懂。」

聽不懂也許並不止是語言上的隔閡。外出，再回來，是返鄉青年們共同的人生軌跡。常見諸於媒體報導的返鄉創業青年，大多在大城市闖蕩多年，積累了眾多知識與資源，返鄉後依然能通過自己掌握的資源帶來可觀的收入，獲得本地人的尊重。即便是這樣，他們依然會面臨城鄉價值觀差異帶來的認同度低等問題。[3] 定向師範生們長期在外地學校學習生活，再返回家鄉工作，很難不遭遇「水土不服」。美國社會學家W·懷特在研究義大利街區科納維爾（化名）時指出，當那些來自街區的義大利裔青年嘗試著融入外界，採用上層社會的語言和日常行為方式時，他們就會被街區排斥；而他們來自街區的行為特徵，又為外界所鄙。

正如迪迪埃·埃裡蓬在《回歸故里》中將故鄉視為「一片我曾刻意疏離的社會空間、一片在我成長過程中充當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間」，返鄉青年們在外出之前或多或少都曾經有與故鄉的對抗史。塘滿就是一個「叛離故鄉」的人。他在本地的初中裡學會了抽煙喝酒和爬牆，直到有一天，他忽然「醒悟過來」，遠離了曾經的朋友們，開始努力學習。這樣做的代價是孤獨，他只能獨自去上課，獨自去教室自習，一個人吃飯和睡覺。他最終逃離了曾經的村鎮社區，到外地去上高中。

如果故事在這裡戛然而止，也許塘滿的經歷可以被視為一個努力奮鬥改變命運的勵志故事。但現實是，他們很快又會回到故鄉。比返鄉創業青年更困難的是，定向師範生歸來時，並未獲得除了學校塑造的話語體系之外的其他資源。選擇成為定向師範生的學生，大多家庭並不富裕，免學費與免住宿費、每個月還有生活補貼的定向專業，對低收入家庭的吸引力顯然更大。當經濟寬裕的同齡人利用假期去遊學實習，做志願者，開拓視野，積累自己的文化與社會資本；定向師範生們往往將寒暑假都投給了有收入的假期短工。

我問翹妮畢業後等分配的時間做什麼，是否要去畢業旅行。翹妮搖搖頭：「我準備去廣東進廠。」她扳著指頭算了一下，如果七月畢業，九月分配工作，兩個月時間滿打滿算可以掙好幾千塊錢。剛與定向師範生們接觸時，我驚詫於他們對「進廠」的熱情，當曾經在暑假跟隨兄長去廣東玩具廠裝件的俠勇說他們一小時可以掙11塊錢時，周圍的學生們眼睛都亮了，追問俠勇在哪裡進的廠。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一位師長曾經告誡我：「學生時代不要過多糾結錢的事，應該多做一些積累。」但我們無法據此而認為選擇「掙錢」是一種短視的行為選擇。恰恰相反，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可選的選項一直都並不多，選擇定向師範生與選擇「掙錢」的邏輯如出一致，做出這些選擇的學生往往是當地眾所周知的「好孩子」，他們用這樣的選擇分擔家庭的經濟壓力，儘早承擔對家庭的義務和責任。而大多數實現自我提升的機會都需要經濟支撐。師範生晶函告訴我，她想要學攝影，所以要先打工掙錢購買相機。但選擇低風險的定向師範相關專業，本身也意味著他們獲得額外經濟收入的可能性並不高，在學生時期，他們從事的兼職大多是沒有上升空間的機械性勞動。

翹妮和她的同學們很難向同鄉們解釋他們的人生軌跡，他們的家庭對教育的投資並未收穫等效的經濟回報，他們在村鎮社區中也並未因此而獲得社會地位的提升。尤其是當翹妮的初中同學輟學打工，開著豪車「衣錦還鄉」來調侃她時——「讀那麼多書有什麼用？工資比我還低。」

因而他們也很難用自己作為範例說服家長勸自己的孩子好好讀書，塘滿曾聯繫一個上課搗蛋的孩子的家長，對方告訴他，他們只需要確保孩子在學校不出事，過了義務教育就去打工了，不用在乎孩子的成績。

昔日的同鄉同齡人大多外出打工，回來聚會的方式是飲酒和賭博。離鄉又返鄉的定向師範生們只有在高中就讀的市區才能找到一點「故鄉」的痕跡，我們走過靖西市的一條小巷子時，彩彤興高采烈地指旁邊的一家店給我看：「那家鴨脖很好吃，之前我經常買。」他們記得每個週末學校放假都會去吃的瓦煲飯，鐵板茄子最好吃。我們到達瓦煲飯店正是中午放學的時候，陽光明媚，旁邊學校的中學生們穿著校服在街上來來往往，紮堆在文具店、辣條鋪子和賣果汁的櫃檯前。

在消失和被看見之間

我剛到隆桑鎮第一天，聽在那裡實習的師範生蔡睿講課的時候，就遇到了一件詭異的事：上課前，蔡睿的指導老師劉老師忽然走到第一排，讓兩個小學生把第一排的一張桌子抬走了。那顯然是一張有人坐的桌子。那個坐那裡的孩子去哪裡了？為什麼要抬走他的桌子？蔡睿沒有干涉，她顯然知道是為什麼。

比起其他的師範生，蔡睿的專業要更特殊，她是廣西民族師範學院第一屆壯漢雙語方向的定向師範生。2018年，廣西向賓陽縣等25個縣(市、區)招收了184名高中起點三年制專科層次免費小學壯漢雙語教師定向培養師範生（簡稱「定向雙語師範生」），由廣西師範學院（後改名為南寧師範大學）、廣西民族師範學院承擔培養任務。蔡睿就是這一百八十四分之一。我認識她時，她已經在廣西民師院就讀了兩年半，即將成為廣西民師院頭一批畢業的定向雙語師範生。

1957年，國務院頒佈了《壯文方案》，並批准在壯族地區逐步推行。1981年，廣西在武鳴縣（今南寧市武鳴區）、百色市德保縣的8所小學開設壯文教學試點，這是廣西壯漢雙語教學的開始。最早試點學校的教師多採用短期集訓的方式培訓上崗，2014年，廣西教育廳開始採用定向免費師範生的模式培訓雙語教師，2016年，頭一批定向雙語師範生畢業上崗。時至今日，兩個委培學校已經為廣西中西部偏遠鄉鎮輸送出了近六百個定向雙語師範生。

雙語定向師範生學習的課程與全科類有一些不同，他們會學習壯文的拼讀、翻譯和壯族傳統文化概況，投注在傳統全科類音體美訓練的時間則相應減少，他們被默認會成為小學語文或壯文教師。報考的學生並非都一開始就瞭解這種不同，秀馨說：「我剛開始以為這個和全科是一樣的，都是教小學嘛，都差不多。進來才發現上的課跟我學全科的同學不太一樣，但是後面發現瞭解一些傳統文化，也挺好玩的。」

儘管專業的設計者可能懷揣著傳承多元文化的熱情，但在廣西，壯語文相關的專業一直並不熱門。社會學學者彭橋楊採訪到了一位因為對壯語承續的認同感而選擇壯語專業的學生。但更多人，她在文章中寫道，是因為學費減免而來到這個專業的。這與壯語的特性有關，壯族歷史上支系眾多，各個支系的方言或多或少存在差異，這限制了壯語的工具價值。在普通話普及率不斷提升的今天，對於各個地區的壯族民眾而言，一門統一的壯語標準語也並不是溝通的必需。儘管仍然擁有280多個掛牌壯漢雙語教學點，但廣西實際仍在持續進行壯漢雙語教學的學校遠未達到這個數。

這意味著雙語定向師範生們一經分配，就大部分會「消失」。樂業縣新化小學的語文教師劉，是個臉圓圓的年輕女孩，我聽見定向雙語師範生秋音叫她「師姐」，一問之下得知，她之前就讀于南寧師範大學的壯漢雙語專業。這樣的故事並不罕見，實習生們常常告訴我，誰誰誰從前也是定向雙語教師，後來教了數學、英語，甚至教起了音樂。

教音樂也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在一場委培學校校領導和地方教育局的座談會上，扶綏縣民族小學的校長談起本地的人才需求：「鄉下缺老師嗎？缺，尤其是音樂老師。」 

在已經脫貧摘帽的前貧困縣德保，鄉鎮的小學大多得到社會資金資助，修建了嶄新漂亮的教學樓。都安鄉中心校則從雙語學校建設中受惠。這是廣西最早建立壯文教學實驗班的學校之一，坐落在山明水秀的都安鄉，被喀斯特群山和榕樹環繞。學校的大門上掛著一塊牌子，寫著「自治區民族文化教育示範學校」。學校裡塑膠操場、教學樓、圖書樓一應俱全，學生宿舍自帶獨立衛浴，學校角落還設有文化長廊，掛了許多寫著壯文的簸箕。我去的時候正是下午活動時間，學生們從器材室拖出各種各樣的嶄新「玩具」，在外面玩。

我看到操場中央的臺階上坐著一個年輕男子，脖子上掛了一個哨子，在都安鄉實習的定向師範生小婷告訴我，那是這個學校唯一的體育老師。因為老師只有一個，所以他每節課都是排滿的，誰也沒法調他的課，除非你打算冒被孩子們仇視的風險直接佔用體育課。如果他有事請假，孩子們就只好上別的課。所以這位老師在孩子們心中存在感特別強，不容有任何閃失。

我和年輕的體育老師搭話，他姓許，二十七歲，與定向生不同，他是自願考回了老家。「來鄉鎮想的是比較清閒，還有鄉鎮補貼。但是現在看也不清閒。」他搖搖頭，吹了幾聲哨子，示意在外面玩的小學生快要放學了。

我問許老師旁邊幾個孩子互相扔的圓盤是什麼，在我的想像中，那也許和板鞋一樣是某種特色民族體育用具。他再次搖了搖頭：「他們瞎玩著呢。」他沒法每節課都教孩子們某種體育運動，更多時候，孩子們在自己玩。

小婷也成了「音樂老師」，接手了一年級的音樂課。她有些惆悵，覺得自己拿捏不准一些歌曲的音準，孩子們一起調，她就被帶跑了。「要是有個琴就好了。」

負責指導實習生的老教師老農立刻發話了：「那邊二樓音樂室不是有個電子琴？」

周圍的教師都吃了一驚：「我們都不知道。」

老農說：「只有以前的那個小陸老師用過，後來她上調了，就沒人用了。」

我嚇了一跳：「什麼上吊？」

老農說：「上——調，調走了。」

果然，在老農的指引下，我們從二樓的一堆設備裡扒拉出了一把吃了很久灰的電子琴。確實很久沒有人彈了，小婷在辦公室練習彈琴，外面擠滿了好奇的孩子。

那位「上調」的老師，據說是近年都安鄉擁有過的唯一的專業音樂老師。好幾個班還缺美術老師。作為老牌雙語學校，都安鄉中心校擁有許多定向雙語師範生，當不缺人上壯文課語文課時，他們就迅速轉變成全科教師，兼職數學英語音樂美術。

而在沒有壯語雙語教學傳統的地區，一些學校的校領導抱怨定向雙語師範生不如全科師範生「好用」，他們認為不被列入小升初科目的壯文學習，應當讓位於夯實主科基礎。但同為雙語師範生的溫樺認為基礎不好是因為學生的態度問題：「定向包分配之後很多學生覺得進了大學就相安無事了。舉個例子：三筆字（寫不好）。」

許多學生對此感到失落，他們引以為豪的專業長處，在實習時並未受到重視，而那些缺失的能力，卻不斷被放大。這樣的價值落差，也許還將伴隨他們很長時間。

不過，即使專業未能給予他們期許的價值感，他們還是找到了某種平衡——被學生需要和看見，也是另一種價值實現。小婷愉快地接受了自己「音樂教師」的新角色，儘管她每天上課維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啞了，但天真爛漫的小學生，總是會在拐角偷偷給她塞一顆糖，或者給她畫一張小卡片，上面畫上大大的花，「老師，這是給你的禮物！」

相比之下，在隆桑鎮實習的師範生們要過得更艱難一些。蔡睿在學校時絕不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學生，儘管她說話聲音輕柔，有時顯得有些猶豫不安——她的朋友認為這樣的特質大概與她破裂的原生家庭有關。你對她說話時，她總是非常認真地傾聽，露出思索的神情。事實上，接觸過她的輔導員、科任教師都很喜歡她，她是雙語方向其中一個班的班長，總是能把班級交易處理得井井有條，把她上過的幾乎所有課程都考成全班第一，甚至能帶動班裡成績最差的男生一同去圖書館學習。試講時，她可以對著空氣神態自若地把一節課流暢地上完。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是我接觸的這一屆實習師範生中最優秀的學生之一。

但蔡睿的實習也並不順遂。她和另外六個同學一起去了離縣城最遠的隆桑鎮。開學沒到一周，在隆桑鎮實習的定向師範生們就集體上吐下瀉了三天，他們排查原因，最後猜測罪魁禍首是隆桑鎮的「自來水」。

隆桑鎮是一個灰撲撲的小鎮，面積很大，但居住很分散，沒有集市，只有零星的幾個菜鋪子，街上幾乎沒有人，據說本地人大多外出務工了。灰塵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房屋外殼和攤子表面都附著一層土色。每每有車開過，空氣中就濃煙滾滾。這裡離縣城三十多公里，沒有公共汽車。去縣城要湊夠一車人包車，或者步行五公里到附近的公路旁坐過路的班車。

說是回故鄉實習，實際上，除了玉榮之外，在隆桑鎮實習的其他六個師範生，都來自同縣的其他鄉鎮，從未到過隆桑。這個小鎮，是他們故鄉的「異鄉」。隆桑鎮的自來水就和它一樣仿佛被遺忘了，沒有處理水源的機構，只有水泵抽取的溪水，由於沒有過濾系統，接出來的水是灰色的，沉澱後底下一層泥沙。我和街上的商店老闆聊天，她說：「你們外地來的吧？誰喝自來水啊，我們都買桶裝水喝。」

師範生們像「外地人」一樣駐紮在隆桑。更讓他們苦惱的顯然不是生活問題，而是學校的留守兒童們。社會學者蔡玉萍在她的著作《男性妥協》中寫道：「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農村經歷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出逃」。」——中國青壯年農民集體離開鄉村進城工作，瓦解了費孝通先生認為可以應對農業危機的「離土不離鄉」策略，傳統的「擴展父權家庭」也隨之瓦解。傳統家庭結構的破解給農村丟下了眾多的老人和兒童，沒人能確保他們得到良好的照顧，這當然不僅發生在隆桑。我在廣西西北部的隆林各族自治縣問當地的師範生：「隆林種得最多的經濟作物是什麼？」

學生肖芳迅速答道：「出去打工。」

大家都笑了，但此言不虛，廣西西部地貌多是石漠化嚴重的喀斯特山地，耕地少，交通不便，當地政府也視「外出務工」為脫貧的有效途徑。扶貧行動最白熱化的時候，教師也充當起了扶貧工作隊隊員，披星戴月地下鄉勸貧困戶外出務工。一位隆林的年輕教師提起她的扶貧對象顯得有些一副恨鐵不成鋼：「他說他有地有玉米的，為什麼要出去打工？」

外出務工的家庭很快就可以超越年收入3000的脫貧線。他們在村裡蓋起了新房子，讓老人和小孩住在裡面。這也許是如今依靠外出務工為主要經濟來源的鄉村最常見的景象。隆林的實習師範生告訴我，之前她們曾經發現班上有個女孩從來不寫作業，去家訪才發現，她獨自一個人住在縣城邊上的大房子裡。

隆林的常麼鄉就顯然是當代廣西鄉村的一個立體圖繪，鄉鎮的街道在山腳下，那裡聚集著大量無人監護的青少年，他們頂著各種顏色的頭髮聚集在街頭的陰影裡抽煙，騎跨著比他們的身軀還要碩大的摩托，準備去尋找接下來的樂子；街道的房屋背後是一叢叢在蒼翠密林間裸露出灰色岩石山，半山坡鋪了一些耕地，身穿靛藍色苗族服飾的老人們在那裡勞作；再往上一些是寨子，豪華的三層小洋樓像從前的幹欄吊腳樓一樣密密匝匝堆疊在一起，小孩子們在寨子的小路上追逐，吃冰棒，或在空蕩蕩的屋子裡看電視。

我進過其中的一間屋子，問那個屋子客廳裡正在看電視的小女孩：「你家裡人呢？」

女孩說：「沒了。」

我猜她是說不在家：「阿爸阿媽去打工了？」

女孩說：「對。」

我繼續問：「那你跟誰住呢？」

她說：「外婆。」

「外婆呢？」

「出去了。」

「門上貼的花紋是什麼？」

「不知道，爺爺死的時候貼的。」

留守兒童無疑是鄉村教師最頭疼的群體。他們大多早熟，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從一年級就開始寄宿在學校。不能住校又無法回家的孩子還有許多，學校周圍商戶瞄準了商機，託管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缺乏家庭監管的孩子，面對的只有學校和同齡人，各種問題層出不窮。

4月初，我在都安鄉中心校的辦公室裡旁觀了一起突發事件。

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年女子拉著一個小女孩闖進教師辦公室，面色激動地沖幾個老師叫喊。實習的小婷問過情況，顯得有些手足無措，她的指導老師羅老師經驗老到，立刻讓人去教室叫來「涉事人員」。原來，老人的孫女小麗早上不肯上學，說頭疼，老人逼問之下，孩子說是被兩個同學打了。老人於是找到學校辦公室，要求處理欺負她的兩個女孩。羅老師把兩個小女孩叫到辦公室。一個女孩伶牙俐齒，迅速將責任推給另一個女孩，向老人道歉，得以回到教室。另一個女孩則咬緊牙關怎麼都不肯說話，無論是羅老師怎麼溫言勸問，還是老人激動得手戳她臉大罵「你這個沒人教的，臉這麼黑，像惡鬼一樣，小小年紀打人，以後長大了肯定是去殺人去做雞的」，她都不發一言，只有兩道淚水沿著臉流下來，把臉刷出兩道白印。

「慕伊，你看趙萍萍都承認了錯誤，給奶奶道歉，就可以回班上上課了。你為什麼這樣做，要告訴老師呀？不然老師也沒法幫你了。」羅老師拉著女孩的手繼續勸。

「你是不是欺負我們家小麗家裡沒人了？她爸爸媽媽不在，但是她也有哥哥，也有爺爺奶奶。」老人更加生氣，顫抖著嘴唇重複，女孩依然一聲不吭，直到羅老師無可奈何地將老人先勸回了家。

後來羅老師告訴我，慕伊的媽媽跑了，爸爸不太管她。她不洗臉也不太洗澡，所以臉常年髒兮兮的。頭也梳得歪歪扭扭。平時上課搗亂，軟硬不吃，也不頂嘴，總是一副「我不說話你們能耐我何」的神色。另一個推脫責任的孩子是個留守兒童，平時都和男孩子一起玩，是個小「女漢子」，非常善於察言觀色保護自己。那個被欺負的孩子父母也在外地打工，平時非常懂事，小婷說，這次要不是奶奶發現她頭疼起不來床，她也不會告訴她奶奶同學打她的。

受疫情影響變成了一學期網課的教育心理學課程，幫不上師範生們什麼忙。他們面對內向消極的孩子束手無策，面對打架鬥毆攻擊別人的孩子也束手無策。面對老人找上門來更是束手無策。能幫上忙的也許只有他們共同的經歷。

許多師範生都曾經是留守兒童。玉榮實習的地方離家只有十分鐘路程，但她根本不回家，因為家裡也沒有別的人。彩彤說：「如果不是我媽媽當時經常打電話來問我學習，我可能也讀不下去了。」塘滿學習時的孤獨，不僅來自同齡人的疏離，還來自於——他沒有能從家庭獲得支持。一些學生的家庭狀況更為糟糕，如果說留守只是家庭在空間上的暫時性分解，有的家庭則在他們童年時期就已經宣告破裂了。

蔡睿帶的班上有個男孩叫阿海，父親在監獄服刑，母親改嫁，他跟著奶奶一起生活，可奶奶年紀大了，家裡離學校又遠，他於是住在學校裡。他脾氣非常壞，不愛學習，動不動就和別人打架，偷東西。班裡的孩子大多討厭他。我到隆桑的那天，有些孩子在阿海的課桌上塗滿了髒東西，被進來聽課的劉老師發現了。劉老師旋即讓班裡的學生把課桌抬出去清理，還好那天阿海出去打球，沒有及時返回教室，等他回來時，課桌已經清理乾淨了。

劉老師課後叮囑蔡睿：「以後遇到這樣的事，你要教育他們，然後馬上讓人清理桌子。不然阿海那樣的性格，回來看見了肯定要大鬧，你後面就課也別想好好上了。」

蔡睿想了很多辦法想改善阿海的狀況，鼓勵他，他有進步就給他送小禮物，但是阿海每次答應得好好的，一轉頭就又把老師的話忘到了天邊，又開始翹課。班裡的其他孩子也對蔡睿揣起了小心思，有個小女孩悄悄給我咬耳朵：「我不喜歡那個『全能老師』。」——全能老師是他們對蔡睿的稱呼，因為她什麼課都上。

我問為什麼，小女孩說：「因為她總是注意那些差生，都不注意我們。」

不上課的時候，蔡睿筋疲力盡地告訴我：「我盡心盡力地準備課程，想要讓學生提高。但沒有什麼效果，他們好像不太喜歡我。我已經很努力很努力了，可他們好像都感受不到。」

回鄉實習的師範生們大多都有這樣的困惑，他們的努力在那些翹課、一心等到初中畢業就輟學打工的孩子面前看起來毫無成效，而他們也似乎難以顧及到每一個需要照顧的孩子。他們因為共同經歷而帶來的共情，在無能為力時會演化為更嚴重的絕望。我沒法安慰她，只能給她又講了一遍小學課本上孩子揀小魚的故事。

這條小魚在乎

終於，男人忍不住走過去：「孩子，這水窪裡有幾百幾千條小魚，你救不過來的。」

「我知道。」小男孩頭也不抬地回答。

「哦？那你為什麼還在扔？誰在乎呢？」

「這條小魚在乎！」男孩兒一邊回答，一邊拾起一條魚扔進大海。「這條在乎，這條也在乎！還有這一條、這一條、這一條……」

事實上，完成實習聯絡工作回來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在被一個問題折磨：這公平嗎？

在廣西民師院從事基層教育工作多年的蘇潔梅教授，曾告訴我她為什麼把精力全都撲在小學教育的師範生上：「村子裡的年輕人留不下來，老教師又沒有動力學習新的東西，這樣下去，城鄉教育差距只會越來越大。」她擔心鄉村基層教育的師資流失，會在本已壁壘森嚴的社會中間橫亙出愈來愈巨大的鴻溝。這個已經評上教授職稱、臨近退休年齡的老師，在若干年前見識了西南邊境糟糕的鄉村教育後，就一頭紮進了培養基層教育教師的事裡，常年奔波在各個鄉村小學的一線，組織新的教育理念與方法培訓，鼓勵年輕師範生們堅持下去。

但這公平嗎？當我們自己都更願意選擇都市以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卻希望這些從未獲得過更好的資源的鄉村學生重返自己的故鄉。他們好不容易才走了出來，事實上，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發生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會讓他們像他們現在面對的眾多留守兒童一樣，消失在教育者的視野裡。

而今，面對種種問題，譬如基層教育工作的低收入、鄉村空巢化和留守兒童增多，教育工作者們也沒有別的武器，學校用教師的責任感鼓勵師範生，師範生用教育理想勉勵彼此。這些年輕的師範生，大多來自鄉鎮，就如何偉在《江城》中描寫的涪陵學生一樣，「他們的思想中閃現的是土地，瞥見的是師專周圍那同一類的厚實美麗的土地」。

他們率真坦誠，從不掩飾他們要努力賺錢的願望。一次得知有劇組要招募長得黑的少數民族群演，他們「爭先表態」：「現在就去曬黑來得及嗎？」「我已經在操場上了。」

他們也還很容易相信理想，這和他們賺錢的願望絲毫不相悖。種植作物的土地依然是閃耀著光芒的土地，他們仍然相信教育的意義，聊天時總會不經意間流露出對實習點學校的孩子好好上學改變命運的期待。當然，也時常有師範生向我表達他們的迷茫，翹妮曾經自嘲地說起她的高中朋友都去北上廣打拼了，她守在自己家鄉，「挺沒志向的」。

也許，明知道理想在現實的打擊前瀕於破滅，還要咬牙堅持下去的，才是一種更強大的「志向」。

在隆桑鎮的第二天下午，我在操場上遇到了師範生們最頭疼的「問題生」阿海。他跑過來對我說：「給我看你的照相機。」我說：「應該說『請給我看你的照相機。』」他轉轉眼睛，迅速改口：「請給我看看你的照相機。」

我於是給他看，又給他拍了照。他自己看著相機裡的他，笑了：「嘴太歪了。」俠勇在旁邊慫恿他：「你要不打兩個球給老師看。」

他立刻來了精神，跑回宿舍去拿球。我們在後面勸他：「你先去吃飯，待會飯堂就沒有飯了。」

他邊跑邊大聲說：「不要，我吃泡面。」

不到一會兒，他抱著籃球跑出來，投籃給我們看。我給他錄了一段，他看得害羞地抹了一下臉：「有一個投中的。」然後又跑過去拼命投籃。

我們出去的時候，他在後面大聲喊：「不許走。」

我安慰他：「我們一會兒就回來。」

蔡睿說：「他身上的衣服是劉老師給他買的。」

他穿著一件有黃色條紋的黑色運動服，笑起來陽光燦爛，完全看不出來是個「問題少年」。實習的師範生們說，劉老師給他買了那件衣服後，他已經穿著它一星期了。

隆桑的師範生們常常對「教育」阿海表現得嗤之以鼻：「沒有用的，他估計是很難教了。」但傍晚我們出去吃飯回來路過鎮上唯一的洗印相館時，師範生們立刻建議我把給阿海的照片洗出來送給他，再寫上兩句勉勵他的話。

他們說，對他也沒有太多期待，但是希望他以後能學門技術，做個好人，你給他送照片，我們就可以拿你做由頭哄他聽話了。

我於是在照片上寫下：阿海，希望你以後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我離開隆桑的那天，在隆桑實習的師範生們把我送出大門，蔡睿似乎想了很久，對我說：「我記得您那天給我說的故事。我想了一下，覺得還是不應該放棄。我之前有點喪氣了，現在想想，還是有人會感受到的。」

她什麼時候放棄過？有那麼一瞬間，我感覺自己真心實意地歉疚而又熱愛著這些師範生們。火車剛離開德保就下起了雨，煙霧一樣的毛毛雨，雨絲在空間的每個點上飄舞，沒有任何辦法躲避。在夜晚濃重的雨霧裡，遠處的燈牌成了影影綽綽的一些紅色，紅的燈芒、藍的燈，都拉長了影子落到濕漉漉的地面上。我腦子裡不斷迴旋著蔡睿的話，一邊擔心她因為責任心過強而傷害了自己，一邊也想起了「這條小魚在乎」。

我說的是這個故事，但不全是。在這個故事裡，我也曾經是一條小魚。

*為保護人物隱私，文中人物皆使用化名

[1] 广西构建全学段免费师范生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s78/A10/moe_601/201506/t20150612_190314.html

[2] 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gxzf.gov.cn/sytt/20190410-743047.shtml

[3] 归巢与守望：返乡“小镇青年”群体探究，光明日报，2021/02/1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2/18/c_11271084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