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默思：【殖民論緣起】舊作殘稿之一 (01_2003)

唐默思：【殖民論緣起】舊作殘稿之一 (01_2003) _ MSTong

一、緣起

　幾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基督教的時候（『是人不是人又是人』《讀書》1995，11），特地提到過劉小楓和遠志明。當時的意思是想將他們分別看作現代漢語基督教理論和實踐的代表。一位相熟的仁兄不以為然，說劉小楓放著好好的學問不做，居然傳起教來似的。其實照劉小楓自己的說法，他仍舊是在做他的文化哲學研究。衹是學理交集，纔談論基督教的種種。（劉小楓︰「我做的社會理論中涉及宗教問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宗教研究，仍然是社會理論和政治哲學研究。」引自《 世紀之交談精神與信仰》）他並不認為自己在做宗教或者神學研究。當然更不是在傳道。

　我想他的這種說法，多少跟時下潮流有關。政教分離之後的基督教在一些人的認識中，已經相當於某種公益慈善機構﹔而基督教研究或曰神學研究，多半就退縮為一種書齋裡的游戲、象牙塔裡的擺設。於是就有所謂『文化基督徒』一類提法。東土語言的豐富性，讓人有足夠空間，用以創造各種藉口來掩飾各自的真實動機。其間是非，難以一言蔽之。

　其實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並不因為冠上『文化』兩字就特別一點。假如文化革命再來一次，絕對不會因為大家都沾了點『文化』的邊，就對你格外皇恩浩蕩。還不是一樣乖乖地進牛棚，痛哭流涕、誠心懺悔，乖乖地再接受一次靈肉一體的改造？換個角度說，如果衹是對基督教作學術研究，那麼無論是從文學歷史哲學還是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乃至於文化學的角度出發，跟研究者是不是基督徒沒多少關係。實在沒必要加上這麼一個台頭。

　所以這種認識自然談不上和傳福音建事功的宗教使命感有什麼關係。給人的印象反而可能是藉此逃避一些什麼。等而下之的話，背後的潛台詞可能是：咱們再不濟，到底還是些文化人呵，怎麼能跟一般基督徒厮混啊。太掉份了不是？諸如此類。

　其實，耶穌基督之於猶太教，就如同佛陀之於婆羅門以及後來所謂的中道大乘等等，或以獻身十字架贖罪救世或發宏願普渡眾生作為修行的法門。標志著理論掌握群眾的現實需要以及發展趨勢。『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的避世態度，盡管或許也有些獨善其身的功用，卻應該不是堅定信仰者的初衷。

　即便不從這些角度考慮問題，單以學理而論，人文社會的種種，真的可以如物件一般切割開來，條分縷析地進行學科化科學化的界定觀察研究結論嗎？這種企圖或許正是工業時代使然，本來也無可厚非。我的疑問反而是，真正的宗教研究神學研究，可以嗎，需要嗎，承認了會影響自己的學術水平和江湖地位嗎？

　另一方面，我又注意到，劉小楓提到想以自己的學術工作來體現一種基督精神。我知道這確實很重要。衹不過，精神若是沒有物質基礎，理念不能走向街頭，思想不能掌握群眾，理論不能指導實踐，簡言之，若是內聖不能外王，『道』不能成『肉身』，作用實在有限。正如我在另外一篇短文中提到的：『當拯救僅僅停留在超驗世界裡不向經驗世界擴張的時候，作為價值形態，和同樣作為價值形態的快樂、痛苦甚至逍遙，兩者之間又有什麼實際的有意義的區別呢？』（參觀『逍遙與拯救的對面』《讀書》1995，8）其中所表達的，多半就是這樣的憂慮。

　近人經常提到西方文化的發展，或許得益於所謂『愷撒的歸愷撒、蘇格拉底的歸蘇格拉底』之類的歷史傳統。我覺得這或許是出於誤解，或者衹是歷史發展否定之否定過程中的一個階段。

　所謂誤解，是指蘇格拉底其實獨立於政教之外而無論其合一還是分離。蘇格拉底是作為愛智慧者的代表，獨立於政教之外，卻又同時對二者施加影響。衹有在這個意義上，纔能談所謂『聖』、『王』關係。

　如果自外於政教，對政教實踐毫無影響，則愛智慧者所為者何？當然，登廟堂者自須遵從廟堂游戲規則，不必在這裡論列。否則，衹有政教分離的社會體制，纔會給蘇格拉底們留下足夠的生存空間和回旋餘地。此中意義，莫比大焉。

　至於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大體上就是分分合合的的變化軌跡。畢竟人事不同於物事，人事衹能作為整體來考量。分是為了合，合成整體纔是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能見效較快。可是要真正強身健體要對人生有一個全面把握，恐怕還是要有一個全局觀念整體觀念周天觀念來得更為妥當。這或許就是帕拉圖的理想國畢竟要由哲學家南面稱王的原因。（這裏涉及到的所謂中西醫爭端後來益發激烈。此處當然不是展開說的地方。看看以後是否有機會吧。）

　總而言之，『聖』『王』關係或曰『道』與『肉身』亦即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影響整個人類文明史。在可見將來未必沒有重新認識的機會。這裡不妨存而不論。

　我在這裡想追問的是，五四以還對五四先賢說是說非的所在多有。我孤陋寡聞，似乎還沒讀到過相關文字，正面談論先賢面對時代、面對西方文明的沖擊時，提出引進『德』『賽』二先生，卻排斥西方文化的另一位主角『基』先生，是他們的失算還是老到。

　陳獨秀等五四先賢在呼籲打倒孔家店的時候，不僅沒有試圖從基督教那裡，獲得打擊孔教的思想資源，反而將其視作同類，一並加以清算（所以有所謂「非基運動」）。倒是曾國藩在剿滅太平天國的時候，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考量。認爲這股勢力并非傳統習見民變，而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王國維自沉事件也不是俗見陳說可以解釋清楚的。以此二公對東土文明的洞見，可知其間所包含的種種委曲、種種前因後果。胡適之鼓吹全盤西化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把基督教算在裡面。即使其實並沒有算，他的鼓吹也並沒有得到足夠認同。

　就是時至今日，很多很激進的改革者寧可改換說法也不願意直接繼承胡適之的衣缽，堂而皇之地繼續這樣的鼓吹。可見人的意識形態未必都是與時俱進的。有時候甚至連百年之前的境界都未必能夠企及，實在令人感嘆。

　百年之後，又可不可以透過基督教傳播過程與東土文化的碰撞沖擊（若以景教傳入計，歷經千五百年，何以未能如同佛教一般，最終和東土傳統融為一體等等），終於看清楚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根本地位（通常本質的東西是最難找到通解的），從而重新面對、研究乃至於接受基督教，為延誤百年的理解和認同，做一些改弦更張革故鼎新的工作﹔俾使我們的文化發展能夠最終找到正確方向，最終走出埃及走向世界。在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中，自覺地以『反者道之動』（所謂「否定之否定」表達的其實是同一個意思）的辯証心態，重新評價所謂的『全盤西化』論，甚至扎扎實實地追求『全盤西化』這樣的境界呢？

　在民族主義旗幟高張的當下，為了避免跌入崇洋媚外的泥淖，有心人就設計出把耶穌基督從西方文化中抽離出來的巧妙方案。說耶穌基督『並非從西方傳來－從歷史現象看來似乎如此，但這全然是偶然的表象－而是從這個世界之外傳來。所謂「異音」乃指，它本不是出自於這個世界，而是從世界之外，從神聖的「他在」發出的聲音。』

（參觀劉小楓《“道”與“言”的神學和文化社會學評注》：自基督之言傳入東土，迄今仍常被視之為外來的異音─與民族性存在格格不入的異音。這是確實的。然而，把基督之言與西方劃等號，乃一根本誤識。對任何民族性存在及其文化而言，基督之言原本都是外來的異音：猶太人否認耶穌是基督，不承認各各他[Golgotha]的血是基督之言的明証﹔保羅初到雅典傳講基督之言，也遭到希臘博學之士的譏諷和拒斥），如此等等。

　這些言論的實際意義容後再談。這裡衹想指出，否認歷史，把歷史說成是偶然的表象﹔從而執著於世界之外的神聖永恆，顯然是在表達言說者的信仰，而不是在談學術。有意義的學術討論在我看來，似乎倒是應該追問偶然背後的原因。看看為什麼耶穌基督畢竟成為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看在成為西方文化的組成部分之後，耶穌基督對西方文化的發展演變起了怎樣的作用。看看在與西方文化進行無可避免的接觸碰撞交流融合的時候，我們到底應該對作為西方文化之『根』的耶穌基督，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這樣看來，如果國人在面對西方文化的時候，接觸到的是以『賽』為用、以『德』為體、更以『基』為根，從而真正神學意義上三位一體的『賽德基』，而不是衹為滿足口腹之欲的『肯得基』之類，國人的視域是否會開闊一點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會全面一點，在確定自己的奮斗目標、努力方向的時候，會不會更加胸有成竹？

　何光滬劉小楓諸位的現代漢語基督教神學系列叢書，如果可以早在『五四』前後傳播到國人案頭，中國多災多難的現代化進程，會不會多一點制度創新的資源，少走一些彎路，少些摸石頭過河卻不知河對岸在哪裡的無奈呢？

　反過來說其實也一樣，他們艱苦卓絕篳路藍縷的基督教經典譯介研究，如果能夠對在茫茫欲海中浮沉的當今，起到千年前的玄奘對東土文化發展所起的作用，那真是何等的功德無量。閘門一旦打開，洪流就無法阻擋。歷史潮流本來就是無法阻擋的。

　相比之下，遠志明真是『下海』了。他不但修讀神學課程學位，而且身體力行，成為傳道人。人們多說知難行易。我因為生性疏怠，卻寧可相信知易行難。因為深知耍嘴皮易，動手則太難。所以對遠志明肯親力親為（雖然是在並不特別需要他的地方）從事傳教，更多了一份敬意。

　曾經有機會去澳門大三巴參觀，在教堂地下室展廳見到澳門開埠以來所有殉教的都是日本人，連一個華人都沒有。這個差別實在太大，實在可以因此對吾國吾民之前之後的命運、對日本明治維新、俄國的兩次十月革命以及東土在這些方面的種種差別若有所悟。

　梁啟超和後來的柏楊先生曾經議論過基督的獻身精神對於某些地區某些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我想，這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太多例証。無論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包括文革），都可以作如是觀之。

　遠志明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利用能『觸電』的特長，和當年跟別人一起利用《河殤》為開放改革吶喊呼喚、同時又打響了民粹思潮（the Narodnikism / populism）和民族主義思潮（Nationalism＆Nazism）泛濫的第一槍一樣，制作了七卷本的電視宣傳片《神州》來幫助他傳教。不問其效果如何，這份投入、這份誠摯本身，就很令人感慨。我是機緣巧合反復看了幾次，又設法找來他的其它作品例如《神州懺悔錄》和《老子與聖經》等等，通讀一過。卻覺得很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不吐不快，不得不多說幾句。

　首先是那些屢屢授人以柄的拆字游戲式的『創見』， 作為傳道說法時的方便智巧權宜，無傷大雅時，或可偶一為之。例如把『禁』和『婪（惏）』訓為亞當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將『船』釋作諾亞攜一家大小八口，登上方舟逃避洪水的故事﹔更將『義』即『義（羛）』 釋作所謂『羔羊覆我、我獻羔羊』的亞伯拉罕事跡等等。這些做法和很多類似的以聲入義的錯誤一樣，違背漢字的造字規律，衹是想當然耳。若乎如此則如何解釋『梵焚埜棼鉛沿姜恙羞』等等。牽強附會的結果衹會言不及義，對真理的傳播有害無益，實在不足為訓。

　記得前幾年有人很自得地把『詩』訓為『寺』『言』，大概是覺得這樣一來，就可以跟古希臘悲劇的起源一樣，將漢詩起源也染上一點宗教色彩。其實『詩』本身具有宗教色彩毋庸置疑。『興觀群怨』都可以看作是宗教功能。紀昀在談到『樂』的源流變化時指出：『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四庫全書》卷一，p.776）。

　可是『寺』的本義卻是官府，作『寺廟』解則是後來的事，和宗教並不搭界。硬要說有，也衹好說是政教合一。皇帝老兒點頭許可了，就興盛一陣，多出許多吃教的主兒（這一現象實在源遠流長而且方興未艾啊）﹔上頭要一不高興立馬風聲鶴唳雞飛狗走。所以說寺廟也者，寺的廟而已。本來就是從屬於官府的（現在大概叫宗教事務局統戰部之類吧，所以不管你什麼教什麼名稱，信仰其實都一樣，都是信仰『寺』的『廟』。不信『寺』的『廟』，通常稱之為邪教）。和古希臘悲劇的「樂」起源，風馬牛而不相及。古希臘悲劇同詩，所以有《詩學》。更和後來西方政教分離各自發展相互制約的傳統，大相徑庭。其實真要做這方面的比較，倒是可從『寺』从『寸』，亦即『忖，引申為尺度、法度（凡法度字皆从寸）』說起，多少跟西方正義女神手持天平的造像異曲同工（所謂大理寺）。

　這些都是題外話。但不管怎麼說，這類牽強附會的『創見』實在不宜提倡。一則很不嚴肅，言不及義跟胡說八道有什麼兩樣？一旦不能自圓其說，反而會成為嚴肅認真者接觸認同信仰上帝的阻礙。那些對於民智未開的先民或許有效的種種方便智巧權宜說法，對於受過教育的現代人來說，不僅不能吸引他們接近上帝，不能使他們向上帝敞開靈智和心胸，反而會成為橫亙在他們和上帝之間的障礙。

　基督教傳教士為了傳教方便，可不可以利用佛家一般的方便智巧權宜變通的法門，在歷史上是個很嚴肅的問題。這涉及到基督信仰的純粹性，涉及到基督教義的本質規定性。差之毫釐往往失以千里。明末利馬竇（Matteo Ricci）入鄉隨俗的傳教方式曾經屢遭質疑，直到這兩年，方由現任教宗出面澄清，默認了他的做法（ROME，26 October 2001 Pope reaches out to China）。

　當代教宗對這些歷史問題的處理方法卻在我這裡留下疑問。我覺得，教宗這一有著鮮明時代色彩的翻案，和教廷歷史上曾將多宗重大事件提出重新討論的情況未必類似。這種做法到底是顯示出教廷與時俱新、與時俱進的勇氣和智慧呢，還是失去了理想主義的執著，將信仰等同於政治權謀？我們不能不看到，其中的理論意義若不能及時得到闡發，很可能會在今後出現的更多問題上，捉襟見肘、顧此失彼。這個問題還要在下面討論。這裡且先按下不表。

　利馬竇以後的法國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等人，則試圖從另一方向入手，想通過考証來証明【詩經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源』一句中的「姜源」就是聖母瑪麗亞、后稷就是耶穌、而伏羲就是亞當長子該隱的兒子以諾（Enoch）等等。

　通過這些顛三倒四的推測假設，他們就想認定東土人民早在遠古時代就已領受基督教，衹不過後來歷經人事滄桑而將基督教『遺忘』了。這些善良人大概都可以算是遠志明的先驅吧。其情可感，其誠可掬，卻於事無補。

　因為問題在於，即使這一切都是真的，為什麼『遺忘』，纔是需要我們關注探討研究的事實。

　生理上的選擇性遺忘對於生物的生命過程意義重大，那麼文化上的選擇性遺忘反而會無足輕重嗎？跟上文提及的情形一樣，西方文化選擇基督教的原因、基督教成為西方文化的組成部分之後，如何影響了西方文化的發展變化，纔是我們的研究對象。

　同樣道理，東方文化為什麼以『遺忘』的方式拒絕基督教﹔遺忘拒絕基督教之後東土的文化發展演變有什麼樣的特點，如此等等，這些纔是我們應該注目的焦點。

　遠志明似乎想以基督教義為經緯，重新編排東土歷史，他在做這件有意思的事情之前不妨先想想，他如何纔能夠在這個問題上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

　如果真能把所謂『無為而治』的帝王之道等同於耶穌基督教義的實行，真正的基督徒會同意這種比附嗎？因為，如果真是這樣，又還有什麼必要再在東土進行傳播福音的嘗試呢？傳播福音的努力，無論伴隨著的是慈善救濟還是殖民征服，都跟所謂無為而治的帝王統治手法，風馬牛不相及。況且，把先秦古籍裡面所有的上帝天神字樣全都和以色列的「上帝（雅威）」直接等同起來，怎麼說都有點太過兒戲了吧。

　其次則是對神跡的把握以及演繹。神跡之區別於迷信、信仰之區別於蒙昧主義，大體上在於正邪不兩立的區分。雖然二者可能在心理學上同構。但是至少在自己認同的信仰體系內，在相應的神學系統裡，應該體現出邪不勝正、邪不壓正的信心。對邪惡表示懾服認受屈從進而張揚邪惡的，自是對邪惡的迷信。而以神跡為武器、以信仰為力量源泉，從而展示對邪惡勢力的不屈抗爭，並最終戰而勝之，則是對人性價值的張揚，纔是正信最積極的意義。

　信仰之所以能自立於科學之外、神跡之所以能對抗對科學的迷信，就因為這裡涉及到人本身的價值。一切正信都一定以人為本，以人為出發點，以人為依歸，毫無客觀可言。任何否定人的價值、鼓吹人之存在目的衹是為了實現某個名義崇高的事業、鼓吹人類應該自我毀滅甚至為了天國應該放棄此生此在等等，任何諸如此類的科學理論主義思想，注定都是邪惡的。這是無從証明也不需証明的。這一結論本身就是信仰存在的充足前提，也為信仰提供無限的存在空間。

　可是《神州》裡面居然這樣提到蘇曉康對龍的描述︰因為他在《河殤》裡面提到描寫批評了龍，於是這條『龍』竟然跑到大洋彼岸，在尼亞加拉大瀑布那兒顯靈，龍顏大怒，把他一家子弄了個人仰馬翻，險些在車禍中喪生。

在這樣的描述裡，我們能夠從中看到所謂「神跡」和迷信的區別，體味到信仰和蒙昧主義的區別嗎？如果作者不是在故意導人迷信的話，即使不仿照神怪電影的情節，在最關鍵的時刻，或以食指交叉或在胸口猛畫十字，口中念念有詞道︰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急急如律令，敕！然後怪龍消失，神跡顯現（一笑）。

　即使不便這樣做，你也要表示出，你的信仰在如此關鍵時刻，能夠發出諸如唵嘛呢叭咪哞，或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之類的咒語力量，或者將這條毒龍戰而勝之，或者至少將它趕回老家，不讓它在西方繼續為非作歹。如果說這條神通廣大的毒龍，不但能夠從東土跑到尼亞加拉大瀑布，居然還敢如此肆無忌憚、如此為禍人間，如此邪可壓正，那麼別人還有什麼必要接受並信仰你的教義，皈依到你的門下呢。

　反過來，這一窘迫景況正好說明，神跡以及神跡所依托的信仰之脆弱性、之非現世性，太半也顯示在這些地方。信仰要代替常識，彼岸世界要在現世實現，神跡要在規定的時地顯示，等等，所有這些不切實際的要求，都是信仰的毒藥，一旦失靈，則信仰本身就會失去存在的基礎。這是一切方便智巧權宜的信仰傳播方式都必須面對的困境。來得愈是方便，去也就去得容易，得之於斯亦失之於斯，信然。

　須知神跡的真正意義存在於信仰者對未知的一切保持開放態度，這是警戒消彌人的僭妄無知的良藥利器，是印証『上帝』無限可能性的過程。而無限的全知全能正是基督教『上帝』的本質。（實際上這是一神論宗教信仰的共同特點。除此之外，其它宗教信仰都有眾多稱之為『神』的超級存在。佛家道家沒有。因此佛家不是佛教﹔道家也不是道教。至於『上帝』這個名稱所具有的東土母神崇拜色彩，從一開始就受到傳教士拒斥。這是羅馬公教在東土被稱作所謂『天主教』的原因。討論詳後。）

　在現代神學看來，「上帝」與「人」的已知范疇概念形式體系無關。上帝本質上也與人的思想理論學說主義甚至連宗教都不相同。上帝與人世間的一切存在，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和距離。也就是說，上帝存在於人所屬的時空之外，因而無從被人的感官所感知。

　據說霍金（Stephen Hawking）曾經向當代教宗保羅二世講述宇宙大爆炸，講完之後很得意地說自己幸虧比伽利略晚生三百年否則當如何如何云云。我對身殘志不殘仍然在科學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霍金一直非常敬佩。可是卻覺得他這番話既矯情又不知所謂，很有點虛驕僭妄的意思。

　因為他所針對的，是教宗對宇宙大爆炸的回應。教宗認為大爆炸本身並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焉知這不是上帝的傑作呢。宇宙大爆炸所開始的宇宙，確實衹是我們所經歷的時空。在宇宙大爆炸之前之外，難道不是還有更多無可計數的宇宙，仍然是我們卑微的智力所無從認知無從索解的存在麼？我們無從認知無從索解的一切，不會因為我們的無知就不存在。我們衹是把我們無從認知無從索解的一切歸之於『上帝』這個名，衹不過反映了我們的認知歷史。一個有智慧的人不能因為先人的認知局限而無視人的認知是漸進的積累的；不能因為初民的認識局限而否認今天所能達到的認知深度和高度﹔更不能誤以為今天的認知水平就是人認識能力的終極狀態。

　再說所謂的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y，據稱此理論是愛因斯坦統一場論的現代發展，是所謂能描述一切物質現象的單一理論，最有希望將基本粒子和四種相互作用力[可簡化為三種]統一起來。這一假說據稱能將二十世紀的兩大基礎理論－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結合到一個數學框架內，從而有望解決一些長期以來困擾科學界的難題，包括黑洞本質宇宙起源等，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對物質結構及時空的認識。超弦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認為，物質的基本單元不是電子光子夸克等粒子，而是極小[10{sup -33} cm long, the so-called Planck length]的弦之閉合圈。弦的閉合圈又稱為閉合弦或閉弦，其不同的振動和運動產生出不同的基本粒子。這樣一來，人們就能從基本的單元演算中探求宇宙的無窮變化和復雜性。）和膜理論（the cosmology of a BRANE universe with matter localized on the BRANE. 這是根據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提出的假說。在廣義相對論看來，時空不是平坦的，物質和能量可以使時空彎曲甚至翹曲。如同重物放在橡皮膜上就會把橡皮膜壓凹下去一樣，時空也會在恆星似的重物處彎曲。膜理論可以用來解釋傳統天體物理學所不能解釋的宇宙現象）即便可以完成，也仍舊是在人的認知范圍之內進行的。無論超弦時空或者膜宇宙如何精致玄妙，都衹是自洽（self-consistent）的數學模型，是人對宇宙的理解方式，而不是時空宇宙的本身，甚至也不是人對時空宇宙認知過程的終結。作為超出人感官范圍的抽象概念，並不能最終被人的感官所感知，因而與玄學並無本質區別。

　在這個意義上，古時之巫覡其實就是彼時的科學家；同理，現今所謂各類科學家在後人眼中，焉知不也是巫覡一樣的存在而已！

　我們的智力水平不能超越我們的時空範圍，也就是說，我們的智慧水平衹侷限於大爆炸所開始的時空維度。這個時空維度是我們不能逾越的。這就是我們的界限。但是我們不能說我們因此已經窮盡宇宙了，即使沒有今天的天體物理學研究，按照佛陀的描述，這樣的宇宙之外的宇宙也是多若恆河沙數，不可窮盡的。今人的天體物理知識，衹不過是部分印証了佛陀的玄說而已。若以玄思能力而論，則佛陀對宇宙的言說，顯然更加汪洋肆意，更加具有想象力。佛陀所提出的禪那諸境，裡面有一些應被看作是他的宇宙論。例如所謂『非想非非想天』，與其說是玄學，毋寧說表述了量子力學所假說的波粒二象及測不准原理。至於超弦理論突破西方線性思維框架、超越基本粒子的機械論思路，以所謂『閉弦』這樣『非常基本和簡單的單元』來表述『宇宙的無窮變化和復雜性』，在可以理解的意義上說，未必比老子所說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更有概括力。陰陽之間的盈虛消長之道大可以通過超弦理論得到印証。或可謂承前啟後而殊途同歸，適足以反映出螺旋發展演變進化的認知階梯。（參觀附注三）

　另一方面，霍金今天之所以能有機會在最古老的神學院之一的劍橋大學展示自己的智慧、進行自己的研究、探討天地間的奧秘，而不是因為殘障而被當作廢物處理掉，正是基督教鼓勵珍惜所有賦有上帝形象的生命這一獨特態度的結果。而在自然神論的文化傳統裡面，在宣揚眾生平等的文化傳統裡面，正所謂一雞死，一雞鳴，人的生命並不特別高貴，某一個體生命也就並不特別值得珍惜。像霍金這樣身罹殘疾的人很可能沒等他成才就已經夭折了。人類歷史是經歷過無數艱難曲折纔走到今天的。數典忘祖不是一個智慧者應有的處世態度。

　人的僭妄心態是人的劣根性之一。有時候有些甚至很傑出的科學家都無法避免。例如，我們以為我們的智力表述是宇宙間通行的，衹要真的存在地外智慧生命，這些智力表述就一定會被其它智慧生命所接受認知。於是就向外太空輸送信息，以為遲早都會得到回應。這種心態其實僭妄之至。不妨倒過來想想，假如有一天螞蟻蜜蜂結盟開會，以它們自己的方式向我們發出邀請，希望我們出席觀禮。你說結果會是怎樣？

　教宗指出，科學的適用范圍衹在這大爆炸開始的宇宙之內，而作為價值判斷基礎的基督教，則指向這個宇宙之外的全知全能者。我們永遠不會成為全知全能者，我們的『知』和『能』反而是在這個全知全能的假設觀照中，纔有機會實現。這個全知全能的上帝，是為了讓我們瞭解自己的卑微局限而存在的。這裡所謂的全知全能既顯示為人類列祖列宗所有經驗智慧的總和，又指向對全部人類經驗智慧的超越可能、從而指向人類可能的未來。

　衹有在這個意義上，人作為上帝形象的翻版，人的神性存在纔能獲得足夠的邏輯基礎。如果說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創造人因而使人獲得神性的說法無從驗証﹔那麼不妨試試反過來論証一下：人的神性存在，恰恰體現在他所領悟的上帝超越他的全部經驗事實，超越他的全部可能。因此在人身上顯示出來的上帝形象，並非那些凡人的身體特征，並非那些作為生物存在的有眼睛有鼻子有嘴的『物』，而是人的精神境界所可能達到的無限可能性。

　這是因為，衹有通過信仰，人纔能夠領悟到，除了他可以理解的人的現世存在之外，還有無限可能的存在方式。人衹有意識到自己無知無能纔能夠領悟上帝的全知全能。上帝的全知全能是相對於人的無知無能而存在的。人因而對立於上帝﹔上帝也因而對立於人﹔人因此不是上帝，上帝因此不是人。上帝是人的『界』外存在。對上帝的信仰，衹是表明人具備了知所止者的自我意識。蘇格拉底所說的『我衹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就是給自己劃定了界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智者的境界由此跟信仰者的境界相通。

　然而，正因為上帝和人是同構的。人向上帝的追問和追尋，就是人向自己的追問和追尋。人對上帝的探索就是對自己的探索。人對上帝的認識就是對自己的認識。人於是從上帝的無限性中獲得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人所認知的宇宙，可以從井底洞穴發展到家宅村落﹔可以從托勒密地心哥白尼日心系統發展到今天。人對自己的認識也因此而超越『物』的層面，而有了向精神境界升華的可能。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明知『有神』、『無神』本來就無法得到証實證僞（因為一切所謂可以証實的，都受限於人的感官，以及感官的延長，因而仍舊屬「人」），智慧者卻寧可選擇『有神』。選擇『有神』、選擇上帝信仰的原因，衹是承認自己的有限性，承認自己不應該僭妄，不應該以為自己跟上帝一樣，可以全知全能。

　衹有在這個意義上，人因信仰上帝而獲得的所謂神性纔是指人由此體認到的無限可能性﹔是指因此而獲得的無限可能性，以及因此獲得的向這無限可能性不斷探索進取、不斷努力發展自身，藉以實現這一無限可能性的動力。

一切有限存在都不能僭用上帝之名。人已知的一切絕不是人的全部，這是因為，『人』永遠處在不斷生成的過程中，『人』故此不能被已知的一切所限制所規范所定義。『人』的意義正在於超越已知的一切限制。『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不同於一切自在自然的生物，人之所以有價值，人的價值之所在，就是能夠使「必然」，成為「不」必然。使「必然」成為「不必然」謂之獲得「自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自由成為人的本質，成為人的最高價值。能夠使人獲得這種本質的，是信仰，是對自己的信仰，是對自己一定超越自己的信仰。這種信仰來源於惟一宣稱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人』因而與『人』同構的屬人的上帝。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纔認同這一信念：自由來自對基督教上帝的信仰。

　人這個名稱就意味著不是自然存在的某種生物，人這個名稱意味著他的生成存在一切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神跡纔是人所未知的領域向人展示的瞬間。一切所謂神跡也衹有在這個意義上纔是合理的。除此之外一切所謂神跡，其實都衹是在映射人的劣根，衹能歸之於迷信。

(01/2003)

附注一：

因為逞能，當年操作所謂熱插拔時，一舉將運行中的臺機從桌上摔落地面。自以為安全備份的第二硬盤居然在同一機器內。看到屏幕一片漆黑時，真有世界末日降臨的感覺。一些殘稿事後從電郵箱中挖掘出來（現在到處鼓吹電郵箱纔是最佳備份方式）。本文就是挖掘出來的倖存殘稿之一。其他一些較完整的已收入書中：

https://www.amazon.com/s?i=stripbooks&rh=p_27%3AThomas+Zyngard&s=relevancerank&text=Thomas+Zyngard&ref=dp_byline_sr_book_1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那裏看看。

附注二：

前幾個月趕寫《全盤東化》，最終未能完稿。為了應景，衹能截取頭幾段單獨成篇了事。後文難產的主要原因大概是打算挖掘歐西社會的白左根源（東化的動力機制）以及他們所主張的世界政府何以破產。一寫起來就滔滔不絕，恐怕最終會離題萬里的吧。

上文提到的「劉小楓」，還是十幾二十年前的事。這次寫，又不得不提到他。選取其中一段放在這裏當作對照吧。今非昔比，就跟魯迅當年感嘆過的一樣，風潮過後，有的怎麼了，有的又怎麼了。這就算是人生啦。

（說到這個，就不能不提一提那個劉小楓。

　劉小楓，自打他那篇《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算起，居然成為坊間所謂的認毛賊作父典型，至今也有七八頭十年了。而在此之前，他在學界風評不算差。開始時，甚至還有人誤解他打算當傳道人，以求真正打通東西。

　祗不過後來其行其狀卻讓一眾善良人莫名「震驚」了。

　其實，他之墮落，跟一般烏有毛左老小粉紅恐怕還不太一樣。在他的同代人當中，他號稱讀書多而且認真。墮落自然就不是因為讀書少因而腦殘。

　可惜就跟粵俗所謂的「食塞米」差不多，人一旦糊塗油蒙了心竅，書讀得愈多，就跟吃飯噎著似的，愈讀愈蠢。這所謂的「糊塗油」，就是作為納粹基礎的「民族主義」。

　跟他在中大同事過的翟振明認為，劉小楓的問題出在他不能自洽的邏輯：傳統本身需要現代人重新審視。而不能直接拿來作為價值判定的標準。可見他們所謂的「訴諸傳統」，其實祗是遮蔽了如此選擇的價值動機。（《翟振明：“诉诸传统”何以毁坏学术传统——兼评刘小枫、秋风等的学术伦理_叙拉古之惑》）

　尤其是他們所謂的「通三統」之謬在於，他們忘了，或者原來就不知道，他口口聲聲的孔子，與理念最為接近的耶穌基督一樣，壓根兒就不可能是民族主義者。孔子動不動就打算「乘桴浮于海」，可見他所念茲在茲的，是超越民族、國族的「天下」。

　這個「天下」的範圍容可改變，惟其精神本質一以貫之。這纔是孔儒的價值出發點。）

又記：

剛剛又讀到其人一篇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的讀書筆記《刘小枫：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_爱思想》05/20/2019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379.html

洋洋灑灑大概有好幾萬字吧。未及細看，就見到裏面引用一個博士生的話：（汉武帝一边着手平定四夷，一边着手立教事业，希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這樣的措辭是不是很有趣？原來在他眼裏，[自周代奠立帝国雏形以来，中华帝国经历过的真正算得上古今之变的历史时刻，严格来讲仅有两次：第一次在东周至汉代初期，“秦政的历史教训不在于立朝的武力选择，而在于没有着手立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49页）；第二次在19世纪末至当今，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表明，汉代一朝立教就延续了两千多年。]

原來他甘於認毛賊作父的動機，居然是想「兩手都要硬」地完成這個秦政開始的「立教」過程。什麼「教」？

由秦開始並一以貫之的「毛教」。原來如此啊。夫復何言？

其實劉之墮落非自今日始。在目前這個肅殺氣氛下，其人已經如魚得水，開始肆無忌憚了。網名叫作「倒數計時小琪琪」的，因為2018年7月在北大二教二樓大教室聽到劉小楓講：抨擊納粹衹是為了政治正確。你們若覺得納粹壞那很愚蠢這樣的話，而憤然離開那裏。其實這段話恰恰顯示其人思路的內在邏輯。衹是難得這麼坦白就是了。

　特別悲哀的是，號稱健筆飽讀詩書的這個東西（實在沒辦法用別的稱呼），居然出動政權力量去壓服一個在校生還給轉發這條信息的香港詩人戴上「港獨」帽子（跟魯迅屢屢議及的險惡相類，特地提到此文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了。其言下之意就是按照蓋世太保的標準已經「達標」，可以刑事論罪了）。如此種種，恐怕足以證明，這個國族早已無從自救。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無辜。巴比倫之囚并非衹針對首惡。嗚呼哀哉。

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5756.html

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5782.html

上面網址是《跟刘小枫去叙拉古？——十批刘小枫》這篇文章的上下兩個部份。作者是王俊。

附注三：

　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郭靜云（Olga Rapoport1965~）

發表於中國上海《史林》雜誌2017年第1期的《「三皇五帝」和「六帝」概念為哲學範疇的意義》一文，直指老子所謂的「三生萬物」跟「三皇」一樣，其實衹是指代「上、中、下」的空間概念。秦漢之際，這個以「三」為特徵的空間概念，加上「五行」為代表的「五」，所指代的同樣是「四方」加上「中」的空間關係，成為之後史家描述

歷史縱橫的方便工具而進而擬人化的產物。因此并非實際存在的歷史人物。此說別有意趣，錄此備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