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逃犯条例》修订中搅浑水?

本文是 针对6 月初香港针对逃犯条例发生的两次游行撰写的一份报告（完稿于6 月 17 日），重点梳理了《逃犯条例》的修订脉络，揭示了《逃犯条例》如何被政治化和污名化，分析了国际方面如何消费本次抗议行动。最后，通过对照不同国际媒体对两次游行的报道文本，分析了国际媒体如何歪曲事实、夸大其词以模糊核心议题，引用单一信源以凸显反对派立场，以及如何在修辞策略方面诉诸悲情叙事和英雄叙事以调动读者情绪，从而营造出虚假拟态环境，达到搅乱局势的目的。

6 月后，游行频发，甚至升级为暴乱。但民阵方面使用的斗争策略与6 月的游行其实并没有显著区别，唯一的不同可能是耐心耗尽后斗争手段方面更加激进，直接诉诸暴；与此同时，国际媒体的报道框架也未发生较大变化。当然，随着冲突升级和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开始直接发声，局势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总的来讲，如果要把握本次持续 3 个多月混乱局势的来龙去脉，回到最初的导火索——《逃犯条例》是必要的。

欢迎评论交流。

6 月 9 日，香港发生大规模游行，反对特区政府􏺮出的《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该次事件是近年来香港规模最大 的游行，发起者民间人权阵线(下文简称“民阵”)声称参与人数达 103 万，警方宣称高峰 人数为 24 万。此后，游行示威活动随后不断升级，12 日发生了“占领立法会行动”，并发 生警民冲突，引发世界关注。

平静的香港为何突然横生波澜?其实早在今年 2 月，特区政府便召开记者会，宣布􏺮 交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并随后开展意见咨询。但为何在将 近 4 个月后，却突然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引发骚乱?

一、《逃犯条例》修订脉络

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直接动机来源于 今年 2 月发生于台湾的潘晓颖命案:

受害者潘晓颖与疑犯陈同佳均为香港人，两人以情侣关系在 2018 年 2 月 8 日前往台 湾旅游。17 日，二人在住处发生争执，陈在争执中勒死已怀孕 5 周的潘晓颖并将其尸体装 入行李箱，并于次日弃尸于台北捷运竹围站外公园的草丛。随后，陈同佳独自返回香港。 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在同年 12 月 3 日正式通缉疑犯陈同佳，时效长达 37 年 6 个月。但由 于案发地点在台湾，现行《逃犯条例》规定香港与中国大陆、台湾、澳门无司法互助安排 或移交逃犯协议，故香港特区政府无法递解陈同佳到台湾受审。

综合考量后，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下文简称“修例”)，并于今年 2 月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这一消息。

潘晓颖命案是特区政府决定“修例”的直接动机，但这一决定并非突兀。早在 1998 年， 特区政府便与中央当局就轰动一时的“张子强案”磋商条例，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取 得较大进展。张子强所犯系列案件曾被改编为多部著名影视作品，如电视剧《惊天铁案》、 《插翅难逃》等，电影有陈小春主演的《树大招风》和梁家辉主演的《追龙 2:贼王》等。 由此可见，“修例”的􏺮出具有历史渊源与现实的迫切性。

2 月 14 日至 3 月 4 日，香港保安局就草案展开为期 20 日的公众咨询，共收到约 4500

份书面意见，其中 3000 份左右表示支持，1400 份不同意。建制派议员在草案公布后积极 回应，认为修例可以填补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而泛民派议员则攻击称港 府“放弃原则”，可能“滥用条例，随意移交异见人士”;商界因追溯期担忧过去的罪案历 史。保安局对这些关键意见均作出了回应:行政机关与法庭在处理逃犯移交请求时，会恪 守“双重犯罪”之原则和关于个人权利之保障。如有需要，政府亦会考虑加入更多保障或 条件。

4 月 3 日，草案在立法会大会完成首读，但中途多次被民主派议员发言打断，因而二 读辩论中止待续。

4月12日，内务委员会决定成立法案委员会。随后，法案委员会于4月17日、30日，5 月 6 日、11 日、14 日分别召开会议，但由于建制派与民主派分歧严重并引发冲突而始终 未选出法案委员会主席。

5 月 20 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正式去信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要求绕过被指 失效的法案委员会，在 6 月 12 日的立法会上就修订《逃犯条例》恢复二读。

在此期间，3 月 31 日和 4 月 28 日，“民阵”曾分别于湾仔修顿球场和铜锣湾东角道发 起两次游行，主办单位声称两次游行人数分别达到 1.2 万人和 13 万人，警方通报的数字分 别为 5200 人和 2.28 万人。

5 月 21 日，“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将于 6 月 9 日举行第三次“反 逃犯条例游行”。

6 月 9 日，“反逃犯条例游行”(也被“民阵”和媒体称为“反送中大游行”)事件发生， 出现了“反送中、撤恶法”、“林郑下台”、“制裁林郑”、“李家超下台”、“郑若骅下台”等 口号。示威结束后，“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号召民众“堵塞立法会”，发生冲突。当晚，特 区政府表示“草案”将如期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此外，9 日当天，纽约、洛杉矶、芝加 哥、伦敦、悉尼、柏林、等城市亦有不同数量人群集会“声援”香港游行。

随后，示威者分别于 12 日和 13 日发起“占领添马公园”和扰乱公共秩序、影响 20 个 地铁班次的的“港铁不合作运动”。

15 日下午 3 时，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建制派表示理解和尊重政府决 定，但“民阵”方面则持续发表破坏性言论，并􏺮出“撤回修例”、 “收回‘暴动’定义”、 “停止拘捕及检控和释放被捕示威者”，甚至 “要求林郑月娥下台”等毫无建设性且旨在 搞乱香港社会的的荒唐“诉求”。16 日，“民阵”再次发起主要由年轻人参与的黑衣大游行。

回顾本次事件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在 6·9 大游行之前，虽然不同意见群体发生了摩

擦和冲突，“民阵”也发起了两次游行，但整体秩序仍然可控。但 6 月 9 日当天开始，原本 普通的游行示威开始演变为警民对抗甚至警民冲突，“反送中”被偷换概念为“反中”，海 外一些城市甚至在对抗尚未开始的情况下即开展所谓的“声援”活动。15 日，特区政府宣 布暂缓修例后反对派态度愈发强硬，屡屡出现破坏性言论，更遑论“建设性意见”。16 日， 林郑月娥就政府工作不足向市民道歉;当天，“民阵”再度发起游行􏺮出破坏性言论。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逃犯条例》修订目的是修复“法律缺陷及漏洞”，程序上合 法且稳妥推进。那究竟是谁、用什么手段将合理合法的《逃犯条例》修订搞得愈发混杂?

二、《逃犯条例》修订被政治化、污名化

1.断章取义，曲解《逃犯条例》修订，大规模制造传播恐惧情绪

参加 “反《逃犯条例》游行”，心理根源在于对修订的恐惧。根据港大民研计划等组 织对游行者 285 个个案的调查，九成受访者表示“好担心”或“几担心”，“香港市民会因 为批评内地政治事务而被引渡”(90%)及“香港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及社运人士有可能被引渡”(89%)。54%受访者表示“好担心”或“几担心”修订通过后，“自己或家人朋友可能会被 引渡”。但事实上《逃犯条例》一直存在于香港，此次只是加入了包括大陆及多个地区，除 非是杀人、严重走私贩毒、严重贿赂等罪，否则通通不用移交。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曾表 示:“事实是，条例与 99.99%游行人士完全无关。条例是有关当有人在香港境外犯了严重， 但完全不触及言论或政治罪行的人跑到香港时我们应如何处理。”游行参与者对《逃犯条例》 修订的误解原因在于反对派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失实宣传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民间人权阵线”组织将《逃犯条例》修订直接污名化为“送中”。早在2019 年 3 月 31 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第一次游行中，就有人打出横幅:“引渡返大陆， 香港变黑狱”，试图激发港人的恐惧心理，将条例修订污名化。到了 4 月 28 日，民阵发起 的第二次游行中，主题就直接定位为“发送中、抗恶法”，赤裸裸地将条例修订政治化，试 图将其污名化为中央政府对香港法治的干涉。

不仅如此，为了更大规模地激发港人恐惧情绪，反对派甚至妄图营造人人都可能被引 渡的恐怖氛围，通过 Facebook、YouTube 等新媒体平台，宣传在内地包二奶、堕胎、打麻 将，都可能被引渡，歪曲草案条例内容进行夸大失实宣传，并故意向敏感性政治议题挂靠， 以模糊核心议题，在煽动民众情绪的同时不断偷换概念，将“反逃犯条例”替换为“反送 中”甚至是“反中”。在“6.9”的反修例游行中，Now 新闻台向游行人士列出四个选项，

包括“包二奶”、“叫喊‘结束一党专政’”、“贩毒”及“走私”，询问对方哪几种行为有机 会被移交到内地，结果受访的 20 人中竟有 18 人都以为“叫喊‘结束一党专政’”会被移 交。恐慌情绪的制造和传染，误导的民众愈来愈广，必然推动事态迅速升级。这种歪曲事 实进而诉诸恐惧，然后暗中偷换概念、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方式无疑实现了打击特区政府公 信力，进而挑起官民对立、撕裂社会的目标:既然骚乱已经发生，谁还会真正关注草案条 例是否合理合法?

从操作过程来看，反对派采取的套路就是首先歪曲条例草案，将普通技术层面的法律 修订问题“污名化” 甚至“政治化”，将草案条例修订议题挂靠至“一国两制”、“人权保 护”、“言论自由”等议题，并通过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使得原有议题被 歪曲和模糊，进而激发港人恐惧情绪。第二步，在广泛的情感动员基础上，反对派通过组 织多次游行示威等线下活动，制造媒体事件，一方面吸引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为恐惧诉求 􏺮供事实佐证，另一方面引发更大范围的线上讨论，聚集舆论注意力，并进一步推动恐惧 情绪的传播，由此为下一次的线下行动又积蓄了能量，最终形成行动主义传播的完整闭环。 其实，这种行动策略也并非香港反对派首创。经过所谓的中东“茉莉花革命”，以及英国脱 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的实践，这种社交媒体环境下的行动主义传播策略运用已经越来 越熟练。

2.制造冲突，鼓动学生走上前台，推动游行活动暴力化

香港反对派以组织合法游行活动为幌子，不断“碰瓷”，意图通过主动制造冲突，让学 生充当“马前卒”，进一步激化对立情绪，将游行活动暴力化。此次修订事件，反对派动员的重点在学生。自 5 月下旬起，香港的大专院校及中学开始掀起一阵联署反对修订逃犯条 例的风潮。所有大学、部分大专院校及超过 300 个中小学的老师、职员、校友、学生发起 联署，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利用谎言诱导学生进入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既是学生的不幸， 也是社会的不幸。塞缪尔•亨廷顿先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在激进的 普利夺社会中，各方社会势力各自使用自己的政治技巧直接干预政治，工人可以罢工抗议， 学生可以罢课骚乱。这表面看来是民主，但实际则容易导致“政治衰朽”。因而香港反对派 动员学生联署，并鼓励他们走上街头，其实质与所谓的“占中”行动无异，即仍然是把学 生当作政治工具，让学生当“炮灰”。对此，一些机构认识非常清醒，并声明谴责。如教育 工作者联会发表声明，谴责联署将政治操作带入校园，指出联署发起者利用师生作政治表 态，严重破坏校园运作。香港校董学会也指责有人企图以校友名义发动联署骑劫学校，鼓 动示威游行向政府施压。此外，在席卷学界的联署行动中，还存在“假冒联署”的争议。 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的校长及一名教师，发现他们的个人姓名被冒认于该校的联署声明之 中，因而报警。

不仅如此，个别组织还在反对过程中，不断制造摩擦，试图将游行活动暴力化。“民间 人权阵线”持续号召“堵塞立法会”，同时在网上散播消息鼓动市民占领立法会停车场通道， 支持包围立法会行动。但与此相对应的是，该组织竟宣称“非暴力抗争仍然是阻挡强权、 撕破谎言的利刃”。此后，反对派继续颠倒是非、绑架民意。即使是暴徒冲撞警察在先，但 在暴动发生后，一些反对派人士竟然污蔑警方使用“滥用暴力”，谣传警方将使用“水炮车”， 指责警方“毫无人性”，以催泪弹及橡胶子弹“攻击手无寸铁的学生”、导致受伤人“满面 鲜血”，“驱赶记者”、“践踏采访权”等;另一方面却闭口不谈示威者破坏示威秩序，导致 交通瘫痪、扰乱公共场所，以及向警方投掷砖头、自制铁矛甚至是自制燃烧弹等致命性武 器的事实。更为讽刺的是，在 6 月 12 日的反修例暴动中，受伤或被拘捕的人士没有一人声 称来自“泛民”阵营的主导人物，拿着扩音器在煽动青年“不要怕”的民主党林卓廷、装 模作样跑去和警方理论并对外发布招聘的公民党杨岳桥在发生危险时早已逃之夭夭。

一名警员无奈撰写《无言的信念》一文:“罢工、挡路、拆砖、有和平的、有暴力的...... 我们也是血肉之躯，我们也会被砖头穿头、铁支刺痛，我们也会累倒街头......清晨收工，走出总部，自问无愧。无奈的是，这一刻，除了我们这三万人的小众和我们那些正在被‘起 底’报复的家人，还有谁人会细心聆听、报道我们的心声?”

三、“被消费”的抗议行动

事件发生后，美国方面则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火上浇油、趁火打劫，以此作为中 美谈判筹码之一;以英国为代表的其它西方势力即使在􏺮不出任何具体意见的同时也借机 炒作，扰乱局势。台湾方面不同势力也借机打出“香港牌”，为 2020 年“大选”捞取政治 私利。反对《引渡条例》修改，已成为各方势力消费的对象。

1. 美国:火上浇油，拿香港问题做中美贸易谈判筹码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尤其”关注香港局势。官方部门频频发声，以“关 注人权与自由”为借口明目张胆发出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修例是“破坏一国两制” 的举动，将“影响香港仔国际事务中的独特地位”，同时炒作所谓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 还拿香港大律师公会、美国商会的不同意见“建议”当局“尊重不同政见与言论自由”;此 外，还抛出《基本法》来转移核心议题。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Morgan Ortagus) 威胁称:若“一国两制”持续被侵蚀，威胁到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美中经济与安全

审查委员会(USCC)进一步转移焦点议题，挑动民众情绪，称《逃犯条例》一旦通过，“北 京在港影响力会增加，加速侵蚀港人治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8 名议员也威 胁称美国与其他跨国企业有可能会选择将其总部从香港搬迁到亚太区内另一城市。

美国方面的操作手法非常清晰:“罔顾事实”，一开始便将修例定性为“破坏一国两制”、 “不尊重《基本法》”，紧接着拿“人权”与“自由”等宏大虚无的能指来攻击与抹黑，同 时也将这一框架下的相邻议题悄悄纳入其中，达到模糊核心议题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 诉诸恐惧的威胁，挑动香港市民的敏感神经，给错综复杂的香港局势增加更多不确定因素， 从而搞乱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的阵脚。随着事件的推进，美国拿香港问题做中美贸易 谈判筹码的目的也愈加清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6 日称，“特朗普在本月底的 20 国集团 峰会上有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届时将􏺮及香港人权议题”。这种火上浇油、趁 火打劫的套路时时见诸美国的外交案例。

2. 其它国际势力:借机炒作和“无理由抗议”

由于香港曾沦落为香港殖民地，而现行的《逃犯条例》亦基于英国方面􏺮供的草案， 因此英国方面在本次事件中重点炒作了《中英联合声明》。早前曾因未能化解英国脱欧僵局 而被迫辞去党魁职务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表声明称《逃犯条例》须尊重 1984 年中英联 合声明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末代港督”彭定康 6 日攻击修订《逃犯条例》是对香港国际金 融中心地位的“一次可怕打击”，抹黑港府关于修例的论据是“一派胡言”。此外，英国和 加拿大签署联合声明:“关注对在港英加两国公民、商业信心以及香港国际声誉造成潜在影 响，......对《中英联合声明》订明的权利及自由有负面影响”。

德国联邦外交部次长 Niels Annen 以“一国两制”和“营商环境”为由头表示“抗议”， 甚至威胁德国与香港签订的逃犯移交协议。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代表亦表示“关注”和“担 忧”，并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起外交照会，然而却􏺮不出实际“忧虑”和“意见”。

相较美国，这些国际势力的炒作要点较为“简单”，要么是“一国两制”议题，要么是 “自由”问题，同时也诉诸恐惧性威胁。然而，他们同样避而不谈《逃犯条例》本身的所 谓“不合理”之处，所有“抗议”均建立在自身所贴标签的基础上。

3. 台湾:各方力量趁机煽风点火、谋求政治利益

眼下，2020 年台湾“总统选举”在即，各方力量本就激战正酣。香港游行示威事件发

生后，台湾各方力量便趁机煽风点火，为即将到来的选举谋求政治私利。

5 月 9 日，原本要求引渡陈同佳的台湾方面转而声明称:不会在逃犯条例修法前􏺮下 与港府协商。此后，“陆委会”、“法务部”乃至“外交部”竭尽炒作之能事，称香港修例“罔 顾民意”、“暗度陈仓”，是“披着司法外衣的政治图谋”;甚至抹黑“一国两制”，质疑香港 “全面被中共管治”。蔡英文也趁机在 Facebook 发出“竞选宣言”:“我们支持所有人对民 主自由的追求，也认为香港人民的心声应该被尊重，而一国两制不会是台湾人的选择”。总 之，执政部门高举所谓“自由”、“人权”的幌子，实质则是经营自身形象、为自己挽回政治资本。

2020 年“总统”候选人也借机博出位:民进党“立委”林静仪借机“出位”，称“中国

承诺的民主都会一一推翻，证明中国的不可信”;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称，“香港人所 处的环境比台湾恶劣太多，佩服香港年轻人永不放弃”;高雄市长韩国瑜在最初接受采访时 回应称“我不知道啊，我不晓得”;随后便通过高雄新闻局发表改口称:希望香港政府与人 民充分沟通，只要《逃犯法例》符合法治精神，就应该理性讨论;无论是香港问题还是台 海问题，一旦脱离了和平的可能，民主法治就失去了希望。郭台铭则认为“一国两制”是 失败的。

不难发现，为了 2020 年“总统选举”，各方力量借本次事件经营个人或组织形象，或 挽回逐渐失去的政治资本、或谋求未来的政治私利。以蔡英文为例，其在 2010 年任民进党 党主席时曾发生民进党暴力干扰“立法院”事件，而对于现场爆发的严重流血冲突，则谎 称为“零星事件”，被人们讽刺为“暴力小英”。在“劳基法”修改事件中，她更是违背程 序、强行通过，遭遇民众敌视。围绕 6 月 13 日民进党党内初选所传出的“霸王条款”、“初 选延期”、“共识决”等黑幕一度被传媒所披露，有外媒质疑“蔡英文的这张‘香港牌’还 能打多久”。

四、西方媒体:夸大香港紧张局势，营造虚假拟态环境

世界主要媒体对本次事件均予以重点报道，但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媒体也在本次事件 中通过不断制造恐慌使得局面趋于复杂:它们在事实层面夸大其辞、引用未经考证的“观 点性事实”，甚至直接歪曲事实以模糊核心议题;在立场层面完全不客观不公正，引述单一 信源以凸显反对派立场;在道德层面聚焦“典型人物”，通过诉诸悲情和英雄色彩建构出抗 议者的“弱势”和“悲情”，从而煽动民众情绪，左右舆论走向。

1. 夸大其辞、歪曲事实以模糊核心议题

在事实层面，西方媒体夸大其辞甚至歪曲事实，使得本次游行示威事件的在西方媒体中的报道十分夸张。

以《纽约时报》的《Hong Kong March: Vast Protest of Extradition Bill Shows Fear of Eroding Freedoms》一文为例，文章第 2 段引述“民阵”方面的数字称“本次示威活动是香港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之一”。记者没有获得香港警方公布的数字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一 数字被安排在了第 7 段。文章第 3 段至第 5 段更是揣测性“事实”居多:第 3 段称“雨伞 运动”后中共逐渐对香港施加更大影响力;第 4 段援引“critcs(不具名的批评者)”的观点 称:“北京的支持者们正在侵蚀香港的司法自由和新闻自由”;第 5 段单独一句:“香港的压 力反映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日益广泛、紧密的控制”。这种夸大其辞、甚至臆测事实的做法不 符合新闻采编准则，也不符合新闻职业道德。此外，行文至此，作者闭口不􏺮该次游行的 核心争议点——《逃犯条例》，反而一开始就将“人口规模 1/7 的历史大游行”、“雨伞运动”、 “司法与言论自由”等政治性、无实际能指的宏大议题引入，模糊了原有的核心议题—— “反逃犯条例”。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甚至在标题中歪曲事实称:香港反对中国控制的抗议演变 为暴力冲突(Hong Kong Protests Turn Violent in Standoff Over China’s Control)。文章一开头 便说:“随着数百名警察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反抗)进一步加剧”。局势恶 化的因素有许多，而报道的话语表述方式则客观上给读者一种虚假的暗示:警察用暴力手 段镇压了示威民众。文章第 2 段仍然只引用“民阵”方面公布的示威人数，以偏概全。第7 段报道说称:“警察宣布暴乱并且拘捕哪些用砖块和金属棒袭击警员的抗议者——他们大 部分没有保护”。从现场图片来看，向警员发起攻击的示威者佩戴有口罩，并且随身带有武 器，否则那些砖块和金属棒又是从何而来?由此可见，作者明显歪曲事实，刻意抹黑香港 警方。

总之，在事实层面，西方媒体通过夸大其辞甚至以偏概全、歪曲事实放大了现场的紧张局势，并引入了许多敏感性政治议题，模糊了核心议题，使得局势错综复杂。

2. 利用单一信源暗中凸显反对派立场

在立场层面不偏不倚的客观性原则应当是媒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也是构成西方媒体一直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之一。然而，考察本次西方媒体的报道不难发现，经过选择后的单一的信源营造了明显的立场。

在 CNN 的一篇题为《雨伞运动的回归》的报道中，通篇充斥着反对派议员、“民阵” 召集人、“18 岁的抗议者”的观点;《时代》周刊网站则分别引述反对派 Twitter 的观点、流 亡者艾未未和反对派的艺术作品表达反对派的不满;路透社引用非法“占中”发起人之一 的黄之锋的“邪恶的法律”来为草案条例定性;BBC 等更多媒体将反对派意见处理为“国 际批评人士”、“许多反对者”......游行示威现场不仅有反对派，也有“保公义、撑条例” 等支持者示威，西方媒体对此视而不见。许多媒体在报道所谓“警民冲突”时甚至没有听 取警察的说法。这种新闻生产方式明显是不合乎客户性新闻原则的，更是与西方媒体􏺮倡 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相悖。

3. 聚焦“典型人物”，诉诸悲情与“英雄”色彩

除了歪曲事实和暗中凸显立场，西方媒体还在道德层面为游行的抗议示威群体赋予悲情色彩和英雄色彩，通过诉诸情感来引导舆论走向。

6 月 15 日，一名 35 岁抗议男子在香港太古广场坠楼死亡。《时代》杂志报道称，他在 抗议数小时后突然坠楼身亡，被其他抗议者称为“殉道者”。文章引用一条极具煽动色彩的 推文称:“人们会为你偿还(你满手的献血)”;另一条推文则以漫画的形式“纪念”这位死 者。《时代》杂志的另一篇文章报道了抗议者对该男子的“纪念活动”，并引述了更多人对 该男子的所谓“褒扬之辞”，俨然刻画出一位“自由抗争的烈士”形象。但事实上，警方消 息称，这位坠楼男子牵涉一宗串谋欺诈案和一宗出口禁制品案，并在现场留有遗书。此外， 其朋友声称该男子为人沉默但性格冲动，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然而，西方媒体以及本港 激进派反对媒体对此视而不见，却反过来渲染该男子所谓的“英雄主义”色彩和悲情色彩。

BBC 则聚焦了一位“神盾女孩”Lam Ka Lo(粤语音译)。报道标题“‘神盾女孩’:香 港反逃犯条例游行中的面孔”表明文章为人物特稿。文章导读部分写到:“她已经成为香港 反逃犯条例大游行中的面孔”，这种类似“加冕”的修辞策略实质上为下文塑造人物的“英 雄昂色彩”和悲情色彩作了铺垫。文章开篇写到:“夜幕已然降临。拥挤的人群逐渐散去。 一个孤独的女孩，以一种打坐的姿势，挑衅式地坐在一排防爆警察前面。这已经成为香港 示威活动中标志性的画面。”这种白􏺯的修辞手法渲染出“紧张”甚至是悲情的氛围，并凸 显出该女孩的“英勇”。紧接着，文章引述各方评论，烘托女孩的“无畏”、“年轻”、“纯真”。

至此，抽象人物形象建构环节结束。接下来对该女孩的访谈重点是为何选择这种“打坐冥 想”的抵抗方式，除了继续表现女孩的无畏，还塑造出其冷静、理性、与世无争的特点; 此外，文章还穿插了该女孩在尼泊尔地震中结缘“打坐冥想”的故事，使得实际人物形象 更加立体、丰满。即使该女孩多次强调“非暴力抗议”，但在报道末尾却称:为了继续斗争 使得政府撤回草案条例，“打坐冥想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用更加创造性和更有 意义的方式抗议”。悲情色彩和“英雄色彩”贯穿文章收尾，整篇文章也从抽象到具体，“多 角度”展现了女孩的“无畏”、“英雄”乃至“弱势”的形象。这种聚焦个案、诉诸悲情和 “英雄”色彩的方式相较宏观报道更容易煽动读者情绪，左右舆论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