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牆之內，歷史之外—農莊的最後一位老兵 (3)

口述者：張華福。民國十四年生，家鄉是安徽蚌埠附近一個叫門臺子的小村莊，農民之子。對日抗戰結束後加入中華民國海軍，民國三十八年隨部隊來臺，再也沒過回家。上一篇，華福伯伯從基層士兵的視角，敘述當年國共在臺海對峙的經歷。而這一篇，伯伯敘述對日抗戰期間，不斷逃難的童年。

生於亂世

       會去從軍，那是沒有辦法。我民國十四年六月出生，住在安徽蚌埠東邊的第二個小站，叫門臺子。那時地方軍閥到處占地為王，這些地方勢力，都有幾十萬人呢！我還在媽媽肚子裡時，中國就亂了，媽媽就開始逃難了。清朝皇帝退位，建立了民國，還是一樣亂七八糟。民國二十年，中華民國才二十歲，日本就來打中國了，叫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後，中國北邊幾乎都被日本人占了。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件後，日本急著要把中國滅亡。盧溝橋在河北，河北那個時候也被日本人占了，所以民國二十六年後，逼著中國沒有辦法不打。如果不打，中國就可能被滅了。

       民國二十年以後，中國就不斷訓練部隊，部隊訓練夠了，民國二十六年就趕快打，那時候光跟日本打仗的就幾百萬部隊，所以才叫抗戰。假如沒有那幾百萬的部隊，只有三十萬、五十萬，沒有辦法抗。中國那麼大，一分散都沒什麼部隊了，要怎麼抗？日本人從前面一邊打，最早是預定三個月就把中國打垮，只要把主力打垮，就等於是亡了。所以後來中國一看，不能硬拚，完全用抗的，就是守，完全用守的。所以中國步步守，日本步步攻，這樣拖來拖去，日本最後一次攻打，是湖南桃源通常德，也就是洞庭湖西邊的這兩個地方。最後一次攻打不到一個禮拜，又被打回去。日本為什麼要無條件投降？不投降，前方也一定攻不動，慢慢地都在退，慢慢地消耗，那最後不是完了嗎？日本人口少，年輕男人都被徵光了，沒多少男人了，戰線又拉到中國、東南亞，戰線那麼大，都需要人，所以到最後，日本人把台灣人、朝鮮人也給徵兵了，補充到部隊裡。沒有辦法，不然沒有人了啊！到後來，也攻不動，拖到最後，德國投降了，歐洲戰線結束了，只剩日本一個，慢慢地又是消耗，等到美國投了原子彈，第一顆丟在廣島，第二顆丟在長崎，要是再丟一顆到東京，那日本不是亡國也滅種了？這怎麼辦？只能無條件投降。

九年難民

       所以為什麼我要當兵？這也是沒有辦法。先從民國二十年日本打中國講起，光九一八就把中國占了那麼多。二十六年陽曆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日本人想逼著中國投降，在很多地方燒呀、殺呀，連吃奶的小孩，拿槍戳起來給他弄死，逼著中國投降。到民國二十七年農曆二月，日本人已經到了我的家鄉，我們門臺子那一帶差不多六、七個村莊的老百姓聯合起來想，沒辦法了，大概一百七十多人，裡面有親戚朋友，大大小小只能趕快離開戰區往外逃。我民國十四年生，民國二十七年農曆二月逃離家鄉，我們家一共四兄弟，沒有姊妹，我是第二，加上父母，就六個人，一起逃難到後方去。

       那時國家會收容逃亡到後方的難民，叫做義民，小孩子就叫義童。我們白天偷偷走，夜晚幾個壯丁聯合起來，外邊放上崗哨，千萬不要碰到日本人。就這麼一直走，離開日本人的區，到了安徽省的中國部隊占領區，才申請到坐火車，繼續往後方。我們難民坐的車，就像現在用來載煤炭的那種車，沒有客艙座椅的。在火車上，有些小孩是父母沒有了，有的是父母來不及跟上，那些小孩，假如還能在地上爬，就是把他們撿了，繼續用火車往後拉。那時政府已經遷到後方重慶，大伙兒一路跟著國家往後撤。載著難民的火車沿路走走停停，讓軍用車、補給車優先過，整整七天七夜才到漢口。能住久一點的就是漢口的難民收容所，我在那住了差不多三個月，一天一人補助一角錢，一角錢可買稀飯十碗，或買油條十個。

       我們繼續朝後撤，民國二十七年農曆五月節，又撤到湖南長沙。第二天天亮，我們在長沙東站下車，在一間民生工廠住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又朝後去了。到了湖南常德，住了差不多一個月，又到湖南桃源。我在桃源住了三年多，就在那裡的難童學校讀書。難童學校是救濟機關設的，教課的是中華基督教會的老師、牧師、紅十字會的志願工、軍人眷屬、還有難民裡頭認識字的，全湊起來一起教書。那時後經濟很困難呀！一本書發給我了，就用報紙包起來，報紙寫上我的名字，我讀完了，老師就把書收回去，報紙拿掉，再用另外的報紙包起來，交給下一班，你看，這就是難童學校。所以我那時候還能讀書，現在來講等於是小學畢業，如果沒有小學畢業，後來就沒有辦法進海軍。海軍裡頭最起碼也要小學四年級以上，沒有認識點字就沒辦法。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從難童學校畢業。那年十一月，日本攻打常德、桃源。常德、桃源都在沅江邊，日本人就是根據這個水路，好讓船隻、軍艦進來，卸除武器、飛機。那是日本最後一次往前攻，在中國戰場上，日本也沒辦法了，攻不動，就是守了，我們這邊守，他也是守。從此以後日本只有往後退，沒法往前攻。所以民國三十二年，日本人打常德、桃源時，我就從桃源逃到湖南沅陵。

       逃難九年，那時醫藥又不發達，到南方不服水土，我父母和兩個弟弟都病死了。最後一個走的是我媽媽，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幾天。最後只剩我跟哥哥，兩個孩子比較年長，抵抗力也強一點，一直到民國三十六年，只有我們兩個回家。國家用船把我們送回來。第一站送到漢口，第二站送到南京，在義民返鄉收容所住了兩個月，後頭每人分四袋麵粉和兩塊銀元，自己回家。等我回到老家，就是芒種的時候了。

       抗戰勝利時我已經二十多歲，家裡就剩我跟哥哥。我父母沒有地，也沒有錢，就是住我的舅舅家。我舅舅家也只剩他一個人，我的舅母、表妹、表兄弟，都被日本人整死了。後來兩人也沒有辦法，哥哥就在家附近到處找工作做，我就跑到南京找零工。那時候還年輕，在南京時，我看了海軍的廣告，覺得很神氣，又能放假，那時候做工也是很勞累，我就去了南京上海之間的一個海軍訓練營，之後跟著海軍，撤退到台灣。

(未完待續)

本文節錄自《池上二部曲: 最美好的年代》，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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