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非汉中心史观”：侵华日军对中国历史的阐述套路及破解方法

【注：本文批判的现象，仅指历史上鞑靼奴役造成倒退的公认罪恶，和侵华日军对鞑靼奴役的翻案赞美，不针对今天早已由推翻鞑靼奴役的革命所解放形成的任何族群（比如50年代形成的一些现代族群），全文不强加于任何人，也不代表任何他人与组织，亦非我今后一以贯之的全部成熟观点，仅代表我自己。我之所以这样认为，仅仅是出于对全民族的责任心与肺腑之言。全文禁止抄袭和商用】

方源野（别鹤）/答

问：二战时期的侵华日军，是怎样阐述中国历史的，他们怎样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阐述，来构建他们“入主中华”的宣传舆论？

答：侵华日军对中国历史的阐述，基本套路即“元清正统论，元清盛世论，元清版图论，游牧输血论，汉族垃圾论，非汉中心史观”，妄图成为第三个完全意义上的征服者，此理论的顶级喉舌有六人：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中村治兵卫，江上波夫，稻叶岩吉（稻叶君山），冈田英弘。他们依附于以“京都学派”和“东亚研究院”为组织的战略，这一战略就是为侵华服务，日军还堂而皇之以清军入关之甲申年，命名了“荣字1644”细菌部队。这些套路也得到当时汉奸们的大力配合。

前三位，正是姨学、狼图腾、阎某人、二月河、辫子戏之流的理论鼻祖。具体如下：

内藤湖南，在以《中国史通论》为代表文本的一系列阐述中，提出“中毒与解毒”理论，意思是华夏文明自带毒素，毒素的长期沉淀，让汉族无可救药，所以，“朴素的征服者”（指历史上来自于西伯利亚的一轮轮胡人侵略），一次次通过善意的武力帮助汉族“解毒”。

宫崎市定，作为内藤湖南的学生，发展这一理论，在《东洋朴素主义和文明主义》中，提出华夏汉民族是一个奴性劣等、不可救药的民族，而游牧制度是一种“朴素主义”制度，汉族的衰弱是自己的天性造成的，所以需要“朴素主义”一次次以武力输血、融合。作者在战后的《雍正帝》一书中也进一步重复这一套路，提出雍正是清代最关键的一环，雍正之前八旗制度是“朴素、高贵、共和”的，雍正为了汉人百姓费尽心血，却不幸染上汉人的“奴役制度”，一方面为大清续命一百多年保护了汉人的长治久安，形成“康乾盛世”，另一方面大清又被汉人拖累、被华夏汉文明污染，才导致了固化和腐化，所以清廷统治者是“善意动机导致了恶意结果”。

中村治兵卫，则从五胡北魏、辽、金、元、清五个时期，学习统治中国的经验，构建“胡人史观”，以图瓦解汉人的主权史观，提出汉化是死路，胡化和保留胡人的征服者地位才是出路，压迫汉人就是拯救汉人之路。以他为代表的日军，尤其喜欢将李世民称为鲜卑人，把文治武功的巅峰王朝大唐说成胡人朝代；他对清代的赞美，更是最为浓墨重彩，既是“朴素主义”，又是盛世，又是版图奠基，云云。后世“学者”抄袭之，公开称剃发易服扬州十日是文化融合，文字狱对国家统一和“减少诋毁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清代十大贡献，李唐不是汉人王朝，云云。

江上波夫，则在《骑马民族国家》中，招认了日本皇室为游牧征服者的万世一系。他假惺惺把游牧这种剥夺了土地财产，全面控制人身，把一切部众裹挟于狩猎战车上，任可汗为所欲为的制度，谎称为“自由制度”，又把华夏汉文明数千年来，基于土地、财产、乡约，集劳动和武德于一身，并未受到皇权完全控制的自治制度，诡辩为“奴役制度”。他想通过这种迷惑，让日本人为神道教的天皇活体崇拜而狂热战斗，并妄图进一步征服中国，让所谓“劣等汉人”继续成为日军与全世界文明为敌的炮灰肉盾。但他这样承认了日本皇室的游牧来源，就无意中指出了一个明晰线索：天皇活体崇拜与武士绝对权力，正来自于游牧可汗主奴制度，其后果为：不仅被征服者沦为原子化奴隶，征服者奴隶主也因为再无制约和挑战，并脱离农耕劳动和前线战斗，而不可阻挡地腐化，与民族国家这一民众自治共同体越发偏离，成为与自身同胞也日趋对立的贵族废物，利令智昏而最终崩溃倒退。这样的历史一次次上演。

稻叶岩吉，则在所谓“满洲国史”等教科书中，为侵华日军和爱新觉罗皇室合谋的伪满洲国制造舆论，说西伯利亚通古斯人是东北的原住民，而汉人从来没有管理过东北，东北是大清带来的嫁妆，当时的整个中华民国的版图也是大清的深恩厚泽，而除了“满洲国”之外的中国其他领土，全是一片狼藉，是水深火热的地狱。所以要日军征服和大清复辟，才能建立“王道乐土”，否则华夏民族会永远轮回于无间道。

冈田英弘，则将侵华日军始作俑的“反汉-崇胡”史观，进一步系统化，更加鲜明写出了《非汉中心史观》专著，并将侵华日军膜拜的13世纪蒙古帝国暴政称为“世界史的诞生”——即华夏汉民族只配做奴隶，一切文明国家只配做奴隶，如果没有中华以北的邻国——今天的蒙古国——那八百多年前的尸山血海大征服，就不会有世界，不会有地球，不会有宇宙。而比起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中村治兵卫、稻叶君山、江上波夫等人，冈田英弘更露骨地，完成了乾隆时通过无数“文字狱”和“四库毁书”欲构建的“胡人道统”，成为今天《狼图腾》、“刘阿姨”抄袭的蓝本。这套“非汉中心史观”，捏造“华夏汉族腐朽”，宣扬“游牧朴素输血”，表示汉民族可以无主权，应该被奴役，为日军入主华夏鸣锣开道。倭寇虽败，中华虽胜，但倭寇的“非汉中心史观”却因种种缘故延续至今，成为反华排汉分子的护身符招魂幡。其中最典型的某些遗老遗少，反过来师法倭寇，形成了他们多年如一日颠倒黑白的套路：对领土，鼓吹多族联邦，56块论；对主权，鼓吹轮流坐庄，反汉复清；对历史，割断革命传承，抄袭侵华日军的“汉族垃圾论，元清正统盛世输血论”，把中华复兴、中国梦，歪曲为“梦回大清”；对语言，试图屏蔽革命文献，以满清和伪满的奴役集团捆绑并无传承关系的现代族群；对正义，贼喊捉贼，非法侵犯。

以上论调，现在听起来多么熟悉。这与抵抗征服的几千万先烈的中国革命史观，“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孙中山《太平天国战史序》），是完全对立的。

问：侵华日军的这些套路应该如何破解？

答：既然辛亥革命“驱鞑虏，复中华，终帝制，起共和”以来的110年，都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发展，那么，沿着辛亥革命先烈们指出的正确的中国历史观，就能破解侵华日军、满清复辟势力、伪满洲国流亡势力的这些套路——因为，华夏被征服、华夏被奴役、华夏抗战、华夏光复的无数历史的定义权，只属于在那些历史中付出无数牺牲的几千万先烈们，享受他们牺牲成果的后人无权颠倒他们对历史的定义、用血写的事实。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先烈们，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始终坚持：“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同盟会宣言），这一基本立场，贯穿了中山先生的一生无数的革命文献，也贯穿了他凝聚的整代辛亥革命先烈，和由此而来的每一代革命先烈。这个纲领文献的中心思想是：

1.中华是华夏相对于四裔的尊称，中国就是指华夏民族的主权国家，这个主权既包括了华夏民族即汉民族即炎黄子孙自己，也包括了所有认同华夏文明、华夏主权的群体和个体，而现代中国，即基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民族光复和结束帝制的共和政体，即中国是华夏汉民族和人民的主权，不可挑战。

2.如果汉族成了被外力征服的奴隶，那就是亡国亡天下，那就不是基于自由平等，那就根本不是侵华日军嘴里的团结、输血，而是必须结束的压迫、奴役。

3.相反，只有汉民族不被异族征服压迫，在华夏光复和振兴的前提下，大量底层旗人才能挣脱前清爱新觉罗的八旗奴隶制，成为现代公民，从而进一步形成纯生活意义、人民意义上的族群，也才能构建“族群团结”，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先后、逻辑因果。也正因如此，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亚洲十国革命领袖，如越南潘佩珠、印尼哈达与苏加诺、缅甸吴欧德马、日本宫崎滔天、印度巴塔查尔亚、韩国申圭植、泰国帕侬荣，以及马来西亚一干人，均奉光复之中华为大亚洲的共主。

4.名不正则言不顺，既然用中国、中华这些华夏汉人黄帝子孙几千年的自称和汉语，就绝非“多族联邦”，主体民族有对全部领土不可挑战的主权，这与少数族群的成员个体的平等公民权并不矛盾。反过来说，一旦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华”原意虚无化，如太阳系把太阳虚无掉，就会走向“多族联邦”，不仅是华夏汉民族13亿人民的浩劫，也历来是少数族群的灾难，后者只要没有华汉民族掌握领土主权，就会分裂独立，就一次次沦陷于各种奴隶制的可汗、牛录、酋长、土司及各种侵略的压迫之下。这是铁的事实，也是利益共赢的考量。侵华日军与伪满洲国给东亚土地上每一个族群带来的灾难，就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例子。

从这四点，我们更能明确的判断：歌颂满清暴政的，认同伪满洲国的，反过来黑白颠倒把捍卫正确历史观的人栽赃为“破坏团结”“大汉族主义”的势力，统统都是和侵华日军一个鼻孔出气的势力，也就是前清复辟势力和伪满流亡势力，也就是满清遗老遗少，简称清遗，也被今天广大网友群众称为满遗。这些遗老遗少的二十年套路是：历史上的抵抗者，皆为抗拒统一融合，而非民族英雄→非华夏汉者，乃至征服华夏汉者，有主权资格→把49后“识别”构建的56统战，曲解为“55VIP”，以弱“中心之华夏汉”→把华夏汉尽握领土主权、不可挑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偷换为56块论，比岩里政男的七块论反动八倍→驱除中华，恢复鞑虏。

相反，身份证户口本为“满族”的老百姓里，只要是善意的现代公民，都会认同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革命，都会捍卫把各族人民包括旗人底层从八旗奴隶制暴政下解放出来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会与歌颂满清暴政的、认同伪满洲国的、抄袭侵华日军的那些满遗套路划清界限，一刀两断。这样就是捍卫族群团结，反过来就是“驱除光明，恢复黑暗”，歌颂族群压迫，破坏族群团结。

正如南岳忠烈祠，纪念抗战的五子弹雕塑，以中间高耸象征主体民族，以数百万沙场殉国的先烈之血，对现代中国的领土主权鲜明宣告：作为二战战胜国形成的包括陆地和海洋的领土不可分割，作为主体民族对此全部领土拥有的主权不可动摇，否定了《清帝逊位诏》私相授受于家奴北洋而阴谋捏造的“五族联邦”，和以此为依据的伪满洲国、侵华日军、清朝招魂复辟分子所编造的“清朝奠定版图论，东北嫁妆论”。今天的中国继承了抗战胜利时的联合国五常地位，在领土主权上当然不应该沿用二战战败国的话术。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说的很好，“骂名留得张弘范，义士争传陆秀夫。大是大非须要管，华人爱汉耻崇胡”。成天梦回大清的那群精神八旗反华势力（并非指现在某族的普通群众），穿越回去也是当爱新觉罗和旗主的奴才，到西伯利亚通古斯老家去独立建国也没有立足之地，又不愿老老实实当现代公民，在任何地方都毫无群众基础，所以只好各种搞阴谋，不断暴露他们在一切幌子下的同一个目的。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中国才能在二战中成为战胜国，战胜了侵华日军，并真正按照汉疆唐土和现代中华的人民主权原则，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战胜国文件，和当时宪法性文件的“固有疆域”等立法，确立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合法性。

为了对抗内藤湖南的“汉族有毒论，征服解毒论”，对抗宫崎市定的“汉族垃圾论，朴素输血论”，对抗中村治兵卫的“元清盛世论，李唐胡人论”，对抗江上波夫的“汉族奴性论，游牧自由论”，对抗稻叶岩吉的“大清版图论，领土非汉论”，对抗冈田英弘的“非汉中心史观，游牧鞑靼创世论”，抗战时延续辛亥革命理论，指出中国是美好的历史，相反“满清二百六十年之间，我们全国人民未见一日光明的景象”；抗战胜利时建立忠烈祠，以五子弹雕塑的中间独大，象征华夏汉族对现代版图的完全主权，并在七七纪念碑铭写下“汉族复兴，永湔国耻”；抗战时期公开纪念历史上的历代民族英雄，歌颂汉人的历次外战，并指定成本俊写《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业》，柳克述李旭写《知识青年从军之先例李世民》，从中指出唐太宗李世民非但不是胡人，而且是汉人的“自古未有之民族英雄”；抗战时期以“汉唐固有之疆域”为依据，在二战战胜国中拿下现代中华的版图，并以明朝“郑和群礁”等命名包含了当时11段线在内的海权疆域，以郑成功作为汉人和抗清民族英雄的定位为依据，从日本人手里夺回台湾，而海峡两岸统一的历史依据之一也在于郑成功的“反清复汉”而非汉奸施琅的“澎湖海战”，这也是蒋渭水等先烈在日据台湾时期坚持抗日和谋求台湾光复、中华统一的依据之一。

所以，5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也沿用了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完全正确的历史观，白纸黑字地批判“元清征服中国”并歌颂“中国人民抵抗”。

一言以蔽之，“元清正统论，元清盛世论，元清版图论，游牧输血论，汉族垃圾论，非汉中心史观”，即侵华日军阐述中国历史的套路，同时也是前清复辟势力、伪满流亡势力的套路，同时也是破坏族群团结的套路，同时也是一切反华排汉和一切敌人妄想第三次全面征服汉族、奴役中国的套路。

反过来，“征服者非正统论，抗元抗清正义论，华夏主权不可挑战论，今日版图基于辛亥光复抗战胜利论，游牧为奴役制度论，煌煌汉族论，华夏文明伟大论，华夏历史不可污蔑论，坚定继承辛亥革命论，现代少数族群诞生、公民平等权利、今天族群团结正是基于华夏汉民族主权保护论”，才能破解侵华日军、破解前清复辟势力、破解伪满流亡势力的套路，也是让今天各个群体的老百姓都能过好的共赢之道。因为今天任何族群，都是始于110年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形成的，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的族群，而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前，在华夏亡天下的五胡元清时期、那没有太阳的“太阳系”赝品里，暗无天日人人自危的群体。

不妨再次强调——我之所以这样认为，仅仅是出于对全民族的责任心，对祖宗和子孙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