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延续千年的奥秘：人被抛到民族中来，没有人可以特殊于民族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人是被拋到这个世界上来的。”【1】按照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我们应该说：“人是被抛到民族中来的“。

1 没有人可以特属于民族

阿伦特少年时醉心诗歌和哲学，尽管母亲给她声情并茂地讲过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故事，但这并没有使13岁的姑娘持续关注这一历史事件。

1924年她师从海德格尔，很快一头扎进与老师「无世界性」的爱情之中，秘密地享受着投在与世隔绝的「林中空地」的点滴光亮。

及至被海德格尔「遣送」到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门下，于海德堡大学完成学业，也自始至终沉浸在思辩哲学的气氛之中，所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奥古斯丁的爱》（Libesbegriff bei Augustine）。

在这期间，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这所大学校友的身份到此地做过一次演讲，甚至希特勒本人于1927年8月的某天也来到这个地方，发表了《何为纳粹主义》的演讲，当地报纸报导了这个消息，但这些都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普遍认为政治是庸俗的，阿伦特当然也不例外。改变阿伦特思想道路的是她的命运──希特勒的疯狂行动使她最终看清了自己无法逃脱身为犹太人这个事实，以及由此带来的「贱民」位置。

这里用得上拉康（Jacques Lacan）的【误认】一说，即富有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自身的认识是一回事；而他们实际上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

按拉康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误认的陷阱，但像犹太人这样对自身实际处境一厢情愿的误认实属罕见，从中已经蕴涵了他们日后遭遇到的巨大灾难。

从缺乏根本上的平等政治权利来说，当时的犹太人是「贱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其中的许多人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上的「新贵」──不只是有钱，实际上和所处国家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寻求统治者保护的心态使得他们顺从地效忠于不同的政府，给予这些政府以经济上的支持。

阿伦特举法国著名的犹太富豪罗斯希尔德家族为例。1848年，在几乎不到24小时之内，这个家族就从路易．菲利普转向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接着又转向拿破仑三世，给这个国家不同政府的军事行为提供经济后盾。可以说，没有这个家族的财力援助，与法国有关的当时欧洲的那些战争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从中也正好可以说明，这个犹太富豪家族并没有任何政治观点，他们在政治上完全是冷漠的和消极的。

经济上的雄厚实力并没有使他们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取得政治身份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整个社会并没有打算承认犹太人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被接受和处于某个显赫位置，是作为某个【例外人物】，是被看作【特殊的犹太人】，他们经常听到的一句恭维话是：【不像犹太人】。

没有比这句话更能说明某种游离状况──不像犹太人而又是犹太人，他们是自身所属群体的一个例外，但这并没有使得他们自动加入到其他人的群体中去，他们和社会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例外只能永远是例外。

因此，不管这些人意识到什么程度，他们事实上和他们另外一些并不富有也没有受过甚么教育的犹太同胞一样，仍然处于政治上的隔离和被排斥状态，有些东西把他们永远地挡在门外。

这种格局的实质要到下一步大灾难来临时才暴露出来。原先脚下不稳的东西，在风雨如盘的特定时期，赫然变成一个巨大的豁口开裂在眼前。

财富并没有豁免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等到达集中营换上囚犯的服装，所有犹太人之间的差距都消除了，一起像沉默的牛羊般任人宰割，不受任何保护。**作为一个民族在整体上不具备的东西（如自由），少数人也无法享受。【2】

阿伦特对自己的经历以及许多作为难民和“没有国家者”的同代人的经历进行的思考使她相信，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完全属于并捍卫一个政治共同体，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

如她本人所说：“人权……被设想为独立于一切政府。然而，当人们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他们自己的人权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他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使这些权利得到保障。”这无疑是阿伦特成熟的政治理论，即她的共和主义的来源之一。【3】

2 投降不能改变民族身份

范文程投降满清，努尔哈赤对他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4】范文程是满清开国文臣之首，功盖一时。可是他是汉人，相对满清皇室贵族而言，出身卑微，一奴才也。因此，其一生处处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

可是，小心谨慎不能改变范文程的民族身份。

《清实录》记载：“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 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多铎发现范文程的妻子颇有姿色，于是派人到范府大院，将范文程的妻子强行带回豫亲王府，霸占了长达三个月。

满清八旗制度的规定，旗主旗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奴才，霸占旗内任何女子都属于合法行为。范文程既不敢怒，也不敢言。

范文程贵为汉臣之首，可是他依然不能保护自己妻女。顺治五年，多尔衮大权独揽，命范文程等人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不敢参与满人内部权力斗争，遂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满清酋长是从骨子里还是看不起汉人范文程的，康熙下诏将范文程列入“贰臣传”中进行羞辱。

范文程贵为满清开过文臣之首，他投降满清极为积极，可是他依然是汉人，就只能放任自己妻子被满人强奸。

3 财富不能改变民族身份

印度尼西亚大约有占70%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由侨居印尼的华人（汉人）控制的，华人（汉人）仅占印尼人口的4%。这带来了将阶级与政治怨恨转移到族性身上的可能性。

大多数大规模的反华暴乱也受到了印尼主流政治力量的帮助。

1959年出现重大暴乱/集体迫害，此后大约有10万华人被逐出境外，这之后又发生在1965-1966年、1973年1980年和1998年。1996年和1998年的反基督教和反华集体迫害其间有1200多名华人死去。莫起初的暴乱者是有组织的用卡车从外面运来的身着黑衣的准军事部队（很可能是经过伪装的警察或士兵）。然后有大量的普通印度尼西亚人加入进来，开始抢劫、杀人和强奸。

印尼华人（汉人）掌握了更多的经济力量，可是在族群上他们处于弱势，结果遭到了印尼人的种族灭绝。

4 政治不能改变民族身份

犹太人狄斯累利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领袖。他曾三次出任财政大臣，两次出任首相。狄斯累利在政治上的成功没有改变他身为犹太人的事实，他的基本经验是，要在英国社会占有一个地位，比在国会里赢得一个席位还困难得多【5】。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爱尔罗依》(Alroy)(1833)中。他写到过一个建立犹太帝国的计划，由犹太人作为一个严格隔离的阶级来统治。他认为，”历史变迁找到了它们的主要答案——一切问题都是种族问题”，这是“历史的关键”，无关“语言和宗教”。当然“只有一种事物造就了种族，那便是血缘”。

当然，反犹主义者也没有信任过这种取得更高政治地位的犹太人。路易.费迪南德.塞利纳((Louis Ferdinand Céline)有一本小册子《大屠杀、小伎俩》(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1938），虽然对欧洲历史并无新解释，但方法已属十分民族主义的：它避免限制性区分当地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好人和坏人，也不会耗在提出各种法律角度的意见。而是开门见山地要求屠杀所有的犹太人。

当民族衰败的时候，财富、知识、地位不能都不能让人幸免于难，以为自己可以特殊于自己的同胞，这只是一种幻想。

人是被抛到民族中来的，个人被镶嵌在民族之中。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多元性，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在不断变化，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地域的、国籍的群体，正在从公共生活中日渐式微，它们要么难以传承，要么边界不明。我们这个时代，是多元价值不断冲撞，是地域流动日趋频繁的时代，经济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人口的移民，将那些看似稳定的旧群体冲击的遍体鳞伤。

民族身份，在出生之前已经确定，而且边界分明，稳定传承，难以改变。

**人被判定于民族，**自然享有民族兴旺的权利，也被迫承担民族衰败的后果。当萨特说选择以自由为前提时，他说得对。当阿伦特说，民族主义是被称为政治上的绝对制度所采取的最为危险的形式的时候，她说得也对。

凡是自由选择的身份，就是不断变化即不稳定性的东西。民族绝无选择的可能，专断的自然把人镶嵌在民族之中，才导致了共同体的稳定。

这就是民族延续千年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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