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还是【夷狄】？——关于华夷之辨的正本清源（下）

华夏与夷狄的区分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统吗？

如果我说某人“真是个禽兽”，请问他是不是禽兽？如果我把一个女的称为“母老虎”，请问她是不是老虎？相信大家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被某些文化论学者带偏。

来看一例史料：

《榖梁传》卷第九·僖公三十三年：

【经】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传】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注】明秦本非夷狄。【疏】“进不”至“始也”。释曰：旧解进不能守，谓入滑而去；退败其师，谓败于殽也；乱人子女，谓入滑之时，纵暴乱也。

秦国趁虚入侵滑国，入侵时还做出暴行，结果被晋国和姜戎联手击败于殽。《春秋》因此而“狄秦”，也就是把对秦君的称呼降格到与戎狄之君相同。“秦之为狄”并不是说秦君真的变成了夷狄，而是说在称呼上将秦君等同于夷狄。所以说“秦本非夷狄”。就如同称呼一个女人为“母老虎”不等于她真的是老虎，称呼黄色斑马鱼为“黄斑马”并不等于它真的是斑马。

在《春秋》及三传当中，存在两个层面的“华夏”和“夷狄”：

第一是民族层面的，这一层面的华夏和夷狄是民族身份，是不会变的。正如同人是人、禽兽是禽兽，人和禽兽不会互相转化。

第二是评价层面的，这一层面的华夏和夷狄是对于文明程度的评价，是可变的。而评价标准就是礼。在《春秋》的独特评价体系中，华夏=文明程度高=好评、夷狄=文明程度低=差评。当某诸侯行事符合礼，《春秋》就以华夏标准来称呼他，相当于给好评；但如果他什么时候行事不符合礼了（比如用夷礼、欺负周天子、无罪杀大夫等等），《春秋》就以夷狄标准来称呼他，相当于给差评。这就是韩愈所说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之”“中国之”，就是指在评价层面用夷狄或中国的称呼对其行为进行评价，而并非指真正的民族身份。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春秋》只有把华夏诸侯“退”为同于夷狄的情况，而没有把夷狄“进”为同于华夏的情况。所以，这一“华夏/夷狄”评价体系还是只适用于华夏族，而不适用于夷狄。即使评价可变，那也是对于华夏族可变，夷狄是没资格采用这套评价体系的。夷狄如果行事符合周礼，或者对华夏族有功，那么虽也可以将其称呼提级，如称狄人、潞子；但即使提级，其级别还是不能与华夏族相比。（只有在“进”夷狄同时“退”诸侯的情况下，才能使诸侯与夷狄同级，但这种情况在《春秋》中根本没有过——实际出现的情况要么是进夷狄，要么是退诸侯，没有二者同时存在的例子）

所谓《春秋》夷狄不称人，就是在民族身份层面区别夷狄、华夏。《春秋》认为，从族属上，华夏族天生就是华夏族、夷狄天生就是夷狄，即使在行为习惯、文化上改变了，族属也不会改变，请问这是以文化区分吗？

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就是在评价层面区别夷狄、华夏。只有在这个层面才能算是以文化为区分标准。但这套标准也只适用于华夏族。

正因为“华夏&夷狄”既可以指不变的民族身份，又可以指可变的评价，所以误导了很多人，他们把二者混淆了，用后者取代前者，所以才认为“华夷以文化而非血缘区分”、“只要行事符合周礼就是华夏、不符合周礼就是夷狄，华夏和夷狄可以相互转化”。

一个是不变的身份，一个是可变的评价（而这一可变的评价也是基于不变的身份），哪个是更根本的属性，不用多说了吧？

再举一例（出自《秦王朝关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及其历史作用》，《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

上图中的“臣邦”就是指秦国征服的异族地区。秦国法律规定：凡是华夏族与异族通婚，生的孩子一律是华夏族。请问这哪里可以看得出一丁点文化决定的影子？

秦、楚、吴、越国君是华夏族还是夷狄

在史书上我们常可以看到称呼某诸侯为夷狄的情况，最常挨地图炮的就是秦、楚、吴、越四国。其实这也只是在称呼上或评价上的“夷狄”，而并非民族身份上的“夷狄”。可以类比为称呼某人为禽兽，但他实际上还是人。

《春秋经》中对秦、楚、吴国君的一般称呼（即无褒贬意义的称呼）为秦伯、楚子、吴子。一开始就是以爵位称呼，说明他们都是毫无争议的华夏族诸侯。

唯一有点特殊的是越国，《春秋》中对越国只有这样几条记载：

【昭公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定公五年】於越入吳。

【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哀公十三年】於越入吳。

其中昭公五年条称“越人”有贬义，不过也从侧面说明原本是诸侯，才能将称呼降级为人。（反之，如果越君是夷狄，称人就是褒扬，但此处完全看不到任何褒扬的意思）。后面“於越入吳”、“於越敗吳”中的“於越”都是以国名（越、於越都是越国国名）指代国君，也是贬义。

一般情况下，国君为动作的发出者时应以爵位称呼（如“A伐B”中的A），此时不称爵位而称人、称师或称国名等等，都是表示贬低，但不能以此证明国君族属。如“文公十年：夏，秦伐晋”、“庄公十六年：秋，荆伐郑”、“庄公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僖公七年：郑杀其大夫申侯”、“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这些都是在称呼上“狄之”，将国君用夷狄标准称呼，但不代表其真实族属。

也就是说，《春秋》虽然没有提到越国国君的爵位，但至少可以看出越君是诸侯（诸侯=华夏族）。再从三传中寻求旁证。

《左传》：

【传·昭公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传·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

【传·哀公十三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

《左传》基本以华夏标准称呼越君，不仅称“越子”，还写明越国有大夫，这些都符合诸侯的标准。尽管《左传》在春秋义例上并不很严谨，如无故给戎狄称呼提级。但即使给戎狄之君的称呼提级也顶多是称人、称子的程度，不可能写夷狄之国有“大夫”。因此，《左传》对越国的描述，就是把越君视为华夏族。如果越君是夷狄，就算称呼上“进之”而称子，也不可能有“大夫”。

从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看文化论者之谬与居心险恶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

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s/中華民國解

章太炎先引用了文化论者的言论（即杨度《金铁主义说》）作为靶子：

今有为金铁主义说者曰：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血统之种名，乃为—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会意而得之者也。

下一段开始驳斥，其驳论共分为三点。这里引用与本文相关的第二点：（为了方便阅读，我自己进一步做了分段。我自己的注解写在【】里，懒得看原文的话，直接看我总结的大意就行）

二曰援引《春秋》以诬史义，是说所因，起于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案中国自汉以上，视蛮闽貉狄诸族不比于人，故夷狄无称人之例。《春秋》尝书邢人、狄人伐卫，齐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义。夫引异类以剪同族，盖《春秋》所深化诛。狄人不可人而邢人、齐人人之，则是邢人、齐人自侪于狄也。非进狄人，实以黜邢人、齐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观于《春秋》书狄为人，其言有隐，其声有哀，所谓志而晦哉！

【大意：因为在汉朝以前，华夏族/汉族都不把蛮夷戎狄视为与人平等，所以《春秋》中夷狄无称人之例。《春秋》中说“邢人、狄人伐卫”、“齐人、狄人盟于邢”，这里狄人与邢人、齐人一样称人，表面上是提高狄人的地位，实际上是贬低邢人、齐人，因为他们与狄人结盟进攻华夏国家。】

若夫潞子婴儿，赤狄犬种，晋与为婚，既非匹偶，及遭虐杀，兴师复仇，书潞子者非谓夷狄有君，亦正所以贱晋，与书狄人者同科。而公羊谓潞子为善，斯言之不从矣。

【大意：《春秋》中称赤狄潞氏国君为“潞子”，也并不是要褒扬他，而是为了贬低晋国（因为晋国和潞氏联姻），这就和前面说的“狄人”是一个道理。《公羊传》认为称“潞子”是褒奖潞氏，这说法不符合《春秋》本义。】

其有贬黜诸华同于夷狄者，则《春秋》书晋伐鲜虞是 。何氏解诂曰：谓之晋者，中国以无义故为夷狄所强。今楚行诈灭陈、蔡，诸夏惧，然去而与晋会于屈银，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是所以狄晋者，正以其自戕同气，委陈、蔡于夷而不顾耳。夫弃亲胒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令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若专以礼教为标准者，人之无道至乎就父烝母而极矣，何《春秋》之书此者亦未尝贱之如狄也？

【大意：《春秋》也有将华夏诸侯贬为夷狄称呼的例子，比如“晋伐鲜虞”，就是“狄晋”。这是因为晋国不去救同为诸夏的陈、蔡，反而攻伐与自己同姓的鲜虞国，所以“狄之”以表示谴责。这正如同我们厌恶范文程、洪承畴等汉奸的厌恶或许比厌恶满洲还深，因为他们残害自己的同族。《春秋》也是这个态度。如果专以礼教为判断华夷的标准，那对于无道至极的行为比如弑父烝母，《春秋》怎么没把这种人“贱之如狄”呢？说明残害同族比违背礼教更严重。】

至于吴楚封域不出荆扬，固禹贡九州之地。熊绎、周章，受封命族，岂与赤狄山戎同例 ? 特其地杂有诸蛮，而吴楚渐其污俗，又以不修职贡，自外宗周，故为《春秋》所贬。召陵征而苞茅入，黄池盟而命圭从，则进之同于齐、晋，以其本非夷狄，故向日自外则退之，今日自内则进之，是犹越隽益州，汉世久设郡县，及唐末南诏畔援，声教壅隔，宋世王灵不远，不得巳而弃云南，至明复隶版籍，岂得曰云南本夷狄，至明始进于中国耶 ? 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为非种，以忧劳主父，效忠穹庐，故遂不惮污辱其乡人。虑大义灭亲之泰过也。盖《春秋》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杞用夷礼，则示贬爵之文。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

【大意：楚国、吴国之君，都是受天子册封的华夏贵族，怎么可能是赤狄山戎一样的夷狄呢？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封土内蛮夷比较多，自己也染上了蛮夷风俗，而且又不尽到诸侯的职分，所以《春秋》贬称他们为夷狄。齐桓公伐楚于召陵，之后楚国便恢复履行进贡苞茅的义务；吴国在黄池会盟诸侯，便遵照天子命令，去掉僭称的王号，以示与诸侯同列。这之后，《春秋》就在称呼上将楚、吴“进之”与齐、晋相同了。这正说明楚、吴本来就不是夷狄，所以对他们的称呼才能先退后进。《春秋》的记述有把诸夏贬低到与夷狄相同的，但没有把夷狄提高到与诸夏相同的。杞伯用夷礼，于是《春秋》将其贬爵称为“杞子”，就是这个道理。按这个道理，效忠满洲的人哪有什么可“进”的呢？那些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的汉人，应当在称呼上被退黜到与夷狄相同。】

章太炎批判的这些“援引《春秋》以诬史义”、鼓吹文化论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正如章氏所云：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

那么直到今天还在鼓吹这一套，只不过给它包装一下换了个皮的那批人，又是为什么呢？

盖换汤不换药的理论，为换汤不换药的目的耳。

一棵树种不出两个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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