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了，人也变了

今天想聊一下王陶陶。

王陶陶有些预测不大准确，比如疫情前觉得英美能控制住疫情，自觉减少外出，认为他们有“伟大而平凡的民族性”。现在又觉得俄乌很难爆发战争。这些错误让他被知乎很多人笑话。

但他错的原因在哪呢？

第一，是不知道所谓的“民族性”非常易变，只是一时的产物，几十年就能有很大变化，会随着制度和社会结构发展迅速变化，归根结底还是相信文化论。

所谓“英美的民族性”，也就是社区居民紧密团结在社会领袖周围，社会领袖积极承担责任，愿意交税，愿意支持选举制度。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只是一种“农业共和国”的士绅的美德。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也普遍有这种美德。很多罗马小贵族担任地方议员，热衷于提供军事支持和纳税，也得到自己所在家族和部落的拥护，这不是一模一样么？但到了帝国时期，这批议员就要么逃税，要么出卖土地逃亡，原本听从他们吩咐的社区则转向了基督教。今天英美也是类似的。富人普遍逃税，传统社区普遍解体，无论是平民还是上层都厌恶国家义务。一切都如出一辙。

那两边发生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区的稳定，让社区领袖不再对社区有绝对的影响力。当初英美的“民族性”诞生有赖于两点。1，社区流动性不高，一个城市社区领袖是工厂主，其他居民是他的工人/工程师/牧师，好几代都是家臣和人身依附关系。一个农村的乡绅领袖，周围都是他的佃农和管家，他的话当然有影响力。2，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英美的社区自治制度和稳定的中央权威，让社区领袖不能变为军阀，满足于通过选举成为地方领袖维护自身利益，掌握一定的垄断特权，然后自己愿意去出钱交税维护体制本身。

到了今天，这些都靠不住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摧毁了传统社区，人口流动起来，谁能在当地成为公认的领袖呢？谁会听他吩咐呢？他的影响力还不如娱乐明星呢！而另一方面，今天资本可以全球化，一个英美富人的财产不需要政治身份也能保全。比起交税和承担义务，住在当地社区，还不如索性避税偷税，住到纽约巴黎伦敦算了。我之前看到一个人谈南北朝时期汉人能在北方保留实力，罗马人完全覆灭。就在于汉人经三国经济破坏，城市化和商业化水平倒退，士绅等精英住在乡村结寨自保，拉丁精英在西部则住在大城市。一旦蛮族入侵，乡村的罗马人缺乏精英保护，城市的罗马人无本之木，会立即完蛋。今天英美情况更像谁？怎么可能保有原有“民族性”？王陶陶实在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另一个就是王陶陶不知道时代变了。他之前爱用黎塞留，塔列朗，日军侵华，苏军进阿富汗之类对比，推测乌克兰民间力量抵抗会很剧烈。黎塞留这些人，或者说启蒙—工业时代游戏规则与全球化时代不同。塔列朗那时候民间发枪就是兵，西班牙游击队能打的法军焦头烂额，今日城市化的乌克兰人能如此对抗俄军否？

乌克兰发了突击步枪，但乌克兰人可以和处在部落时代，紧密团结在长老阿訇身边的塔利班一样在乡村组织游击队么？isis的覆灭，乃至库尔德人武装的失败，恰好证明了全球化时代娇生惯养的城市人过不了三百年前农民，一百五十年前的赤贫工人能忍受的那种游击生活。如果过不了，那战争就纯粹取决于双方空军和技术装备的多寡，乌克兰纵使能动员百万人也不敌俄罗斯空军，发再多的枪也无济于事。好比南明覆灭于满清，并非是士绅和民众抵抗不坚决，实在是17世纪骑兵+大炮的优势碾压，以及方阵的复杂程度需要职业军人漫长训练才能掌握，这个情况下平民是无力抵抗职业军队的。法国大革命能发生，前提是线列步兵成为了战场主力，兵民一体，军人变成了武装平民，自然也变成了革命的火种。

但话虽如此，我也赞同王陶陶的一个观点，就是普京入侵乌克兰非常愚蠢。但倒不是因为乌克兰能抵抗。今天如同新中世纪或新文艺复兴时代，文明民族不足以承担长期战争的财政压力，现代国家的军费损耗畸高，而乌克兰人的民族情绪决定了他们无力武装反抗，却可以和平怠工。

满清可以镇压江南，是因为满人是蛮族，他们可以一方面狠辣的下手镇压，另一方面可以就地因粮于敌，依靠劫掠和建立殖民体制（把首都迁到中国）补给。同时期的日本侵略朝鲜，不仅耗费百万两军费，而国内经济损失更数倍于花销，导致占领根本难以为继。

俄罗斯军队依靠技术装备优势/组织力/动员早碾碎了乌克兰，可哪有钱维持武装占领呢？今日让乌克兰政府垮台，等俄军撤退后乌克兰大可以再选一个反俄人担任总统，俄军还有钱再打一次么？

17世纪的江南士绅并无能力对抗满人军队，但不缺反抗意识。如果满人不能维持武装占领，那反抗会络绎不绝。满清摧毁一个“反满”的南明政府，下一个南明政府还会反满。今天俄乌之间就如同这样。可如果满清南下发生在18世纪，江南士绅的团练就不但能自保，还能北伐。好比拿破仑的法军在西班牙和俄罗斯溃败一样。

王陶陶真正的错误就在于，他把18世纪-20世纪的逻辑当成了历史的常态，不知道不同时代游戏规则下不同，也不知道所谓民族性只是短期和暂时的产物。所以自然会出现判断错误。

我认为他如果能重新思考当今时代的性质，其实更类似于去中心化的“新中世纪“，国家不再和两百年前那样无所不能，那他可能会有一些新思考，也许判断会重新准确起来。说到底判断国际政治，99%靠资料收集，1%才是思想。

作者：汉之声专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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