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須求學

（一）

孔子有一位弟子名為樊須，字子遲，又稱樊遲。

又一次，他連着三次請教孔子，想要學習農業技術。

孔子均答：我不如某某。

待到樊須出去後，這才對身邊的人說：小人哉，樊迟也！

後來有人不喜儒家，便議論到這件事，孔子也成為一副「小丑」模樣。

有意攻擊，固當別論，但孔子如此答，如此評價，到底是因為什麽呢？

其根本原因在於，孔子時時在教育引導自己的弟子，不要忘了你辛勤從師，到底要學習什麽，自己又要成為什麽人？

孔子希望弟子們成為君子，而非小人。

這裏的小人並不是道德敗壞之意，而是相對於仁以為己任的君子而言。

（二）

讀《論語》之有趣處，便是不能死讀，比如說，若是單看孔子批評的次數，恐怕子路當數前列。但若要評價子路，又不能單純看那些「當下」的定語，而要看子路其人之一生。

上學的時候，總有些老師留下更深的印象，有些老師則為路人。

鼓勵我們的有之，批評我們的也有之，而能夠稱得上好老師，必然兩者都有，而且往往都是關鍵處。

樊須所問，正在於此。

孔子少年時家境貧寒，他自己說，什麽活兒都做過，而且做得精熟用心。

他怎麽會連農活兒也不懂，但真正的問題正在於此，難道樊須求學于孔子，就是為了學習如何幹農活兒嗎？

如果單純是這樣，他只要在自己家旁邊，找一位有經驗的老農老圃也就足夠了，何苦跟隨在孔子身邊呢？

說到這裏，不妨再提一句當時的環境。

孔子身處的時代，雖然還到不了戰國那種針鋒相對的諸子爭鳴，但道術裂，天下亂的局面已然產生，有孔子這樣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有鳳兮鳳兮的隱士，也有躬耕田畝的倡導者，現在有學者追溯後來的農家起源，便願意提及《論語》所言之長沮、桀溺、荷蓧丈人。而班固認為「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任何學說在正式確立前，都有其萌芽，有其發展。因此，孔子不希望樊須成為一個「小人」，只是認為大家都一起種地，便可以恢復到黃帝那樣的太平世界；他認為「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這纔是他為什麽不會與弟子談論農事的根本原因。

樊須問的問題，源自其內心的動搖。

孔子看出這一點，纔會對身邊人解釋自己的評斷原因，這不是因為他憤憤難平，而是希望樊須問下去，卻不曾問，只能通過身邊弟子的口，來告訴樊須。

（三）

孔子的教學原則便是「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而樊須恰好是一個木訥的人。

有一次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須）正好為他駕車，孔子便主動告訴他：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須）才問：是指什麽呢？

孔子說：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可見孔子正是知道其人，纔會主動引導他來提問。

在《論語》中還記録過樊須三次問「仁」，並且因為自己的另一次提問，而得到孔子「善哉問」的評價。

《論語》所述，並無明確的時間順序，我們很難确指這些提問的先後。

但我總覺得，樊須或許是由問不及義，沉默寡言，而到了善於發問，慢慢領會了「仁」的道理。

其實對於孔子來說，當自己的學生領會了一以貫之的學說中心，便意味着學生已經得到了「道」，今後只要內審外學，便是不在身邊，也可以成為一個有為有不為的君子。

（四）

後來，孔子晚年垂垂老矣，在魯哀公十一年，爆發了齊魯間的一場戰爭。

樊須成為冉求的車右。

這場戰爭是冉求的高光時刻，但樊須同樣得到了肯定。

當執政的季孙認為「须也弱」的時候，冉求對此的回應是「就用命焉」，後人解釋為樊須雖然年歲輕，看起來不夠強壯威武，但能夠履行他的使命。

這次戰爭實際上魯國一方的執政者，始終心存戒懼，認為齊強魯弱，唯有冉求始終堅持作戰，不肯輕易認輸，所以他認命自己身邊最重要的位置給樊須，絶不是尋常事。

後來，樊須在戰役中曾經提出建議，認為魯國之所以在戰役中，無法冲过沟去接战，根源在於上層的作戰意志，不能得到下層士兵的信任。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

後來的事情正如樊須所言，當上下一心，再無猶豫的時候，衛國戰爭便足以激發出最大的戰鬥力。這次極為艱苦的戰役，最終魯國成為了勝利者。

在這場大戰中，死得極為壯烈的，還有一位叫作汪锜的未成年人。

舉行葬禮的時候，孔子說：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

（五）

此時遙想當年提問三次，孔子均不解答，而被稱為小人哉的時候；或者想起那三次提問「仁」之意藴，被孔子高興回復的時候，樊須所思所想，又如何呢？

孔子說得沒錯，學農學稼學圃，他都比不上真正的老農。

樊須來到孔門，到底要學習什麽，必須自己先確定。

求學不是交學費開課程的交易，而是一種關於自己要成為什麽樣人的承諾，老師只能引導，而不能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