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學季開幕講座「患得患失——疾病、治療與創作」的一點回應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盧勁池

今夜，到了灣仔藝術中心，聽文學季的開幕講座，「患得患失 —— 疾病、治療與創作」，聽到幾位講者分享疫情以來，對本地和自身參與文化創作的觀察，及其中引申的精細思考，我想到幾點回應。

今年文學季的主題為「別來無恙」，有意探討文學裡，經常以疾病作為隱喻的書寫傳統，與實際的病的本質的關係。在這個開幕講座裡，我發現洛楓疏理香港疾病隱喻的論述，由禽流感到新冠疫情，跨越散文、傳記、類型小說，為我們呈現出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文類光譜，說明疾病隱喻，如何成了香港這些疫情有力的人文主義反思，亦點出其中與個人身體書寫創作的關係。

蔣曉薇雖然是分享個人的創作觀，和對於疫情以來香港城市書寫變化的感受，但她從魯迅的疾病書寫傳統裡，圍繞絕望與希望的辯證出發，有感於自己的作品，常被讀者稱為黑暗系風格，她嘗試以福柯對傳染病的理解，整合一套一種，有關於文學「感染」論的創作觀。

而作為視覺藝術家的白雙全，一開始似乎對被邀參與這場文學人主辦的研討感到點壓力，也提到自己當年考中文科公開試，遇上過口試不合格的無奈情況。他接著整理自己從事SEN學生視藝教育的經驗，提出把不同能力學生，上課時不專心，課堂使用、玩弄教材的不同身體反應，視為一種「創作」的過程。接著他又再分享自己在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時，順應自己現場的身體狀態，所繪畫的各種草圖，如何重組成作品的經驗，去說明一套，由不同身體經驗出發，進行紀錄、反思和視藝作品生產的流程，如何成為一套能夠肯定SEN學生創作力的教育方法。

他提出的一個名為「不專心數據庫」的概念，很是令我印象深刻，而在場嘉賓，也是資深的視藝教育前輩楊秀卓，回應幾位講者的發言時，提到自己年青時做創作的經驗，早上著西裝做會計工作，晚上以繪畫探索自己內心的瘋狂。這些視藝圈前輩的分享，讓我聯想到，他們一直以來從事視覺藝術，參與推動本地社區藝術的經驗，其實一直積累了很多重要的教學法和藝術文獻材料搜集的實踐知識，但這些想法，一直以來，都好像跟文學史裡的疾病書寫的討論，難以完整銜接。

如白雙全這種，以視藝教學，介入SEN議題，推動展能藝術的做法，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藝術家在做，但當他把這個過程描繪得份外仔細，又把藝術家創作過程的身體經驗紀錄，與SEN學生在課堂上不專心的反應做類比，令人想到不管是日頭打工，晚上做創作的藝術家，還是那些或許可能一輩子都沒有甚麼機會打工，在新自由主義教育制度下，總是個無生產力的失敗者，他們都在一個教育>就業>異化>工作的人生連續線上，有著許許多多無所事事，不專心的「創作」時刻，都可以用這個數據庫的概念，來描繪其藝術生產的潛在效益。我這樣解讀他的想法，可能是因為最近幾年，我讀了很多英美「失能藝術」(Disability Art) 的研究著作，留意到他們討論智力障礙者藝術教學，描繪一種「失敗藝術」 (Art of failure) 的處境，跟白雙全這裡談論的情況非常相似吧？他談到上課時不專注的SEN學生的反應，就是這些理論裡所提到，一種無法被納入「健全主義」，致力培育「成功」人材的教育體制。這種無法徹底被導入「專心」生產物質和非物質勞動的身體，亦是其中一派，稱為新唯物論失能研究裡所謂的「周邊化身」 (Peripheral Embodiment) 的狀態。

當然這個失能藝術的理論討論，是放在奈格里和哈特討論「諸眾」，一種歐洲無政府主義脈絡，對馬克斯主義非笙產性勞動 (unproductive labour) ，所衍生出來的激進革命過程的理解，要放在香港，一向只有展能藝術的品牌，從來未見談論教育和社會改革如何「失能」的背景下，也難以直接引用這些概念，討論香港的失能藝術的前景。

但這次在文學季，這個以中文文學裡，疾病書寫傳統為背景的講座裡，聽到這個不專心檔案庫的概念時，也覺得它應該是一個，讓我們重新思考文學研究，與SEN視藝教育，兩個學科之間，進行交叉性研究的探索開端。

正如洛楓的疏理提醒了我們，原來已經有那麼大批的香港作家，以華文書寫紀錄過新冠期間的疾病經驗，我們知道這些作家所記下的香港的經驗，不單是在覆寫現代文學，且延續著香港自身的疾病書寫傳統。若我們承認這些香港書寫中旳「疾病」隱喻，所承載的，像蔣曉薇所說的，是一種超越盲目的絕望與希望，像傳染病似的負面情感，我們似乎需要進一步肯定的，就是積累這些疾病的人文思考和文藝隱喻的過程，必須建基在一個，從來未曾被香港大專的中文教育和學科研究體制，甚至是所謂「疾病書寫」的研究範疇，所承認和涵蓋的，一直更多歸屬於香港中學和特殊學校的視藝教育，又或今日，所謂共融藝術的發展脈絡裡。它有助我們思考，不專心檔案庫這個概念，不單是描繪「健視」老師和「殘疾」學生共同享有的「創作」時刻，它還涵蓋著更廣泛的，隱沒在隱喻的意義以外 ，記錄不同社區、社群「失能」身體的創意潛能。

在來聽這講座之前，我跟一群殘障研究讀書會的朋友談到下期Crip Zine的組稿方式，有朋友想談自己算不上殘疾的生理過敏，我說從失能研究的社會模式 (Social Model) 的角度來說，只要造成生活不便的「障礙」，都涉及殘障權利問題。但有一點，我當時還沒有想得通的是，失能、障礙，跟疾病最大的分別，在於疾病一語，本來就意味著死亡和康復兩條，老病死生之間不同的復常路徑，但殘疾、障礙並不是，它是一種長期的，永不可以治療的失能身體狀態，它或許可以在教育、宗教和復康體制，以至虛無飄渺的藝術成就中，暫時讓你獲得某種被「治療」的良好感覺，但你的身體，還是必然在真正徹底的復常和死亡之間，在一種充滿障礙殘時間 (crip time) 的永續輪迴中延宕。

當疾病能夠作為一種隱喻，其先決條件是，你必須站在復常的立場下，回想那些事過境遷的疫情和事件，認為壞情緒早已康復，對於香港未來的前景應該審慎樂觀。如果這樣的話，失能從來不必存在於疾病文學的光譜，因為失能都只是病，都能像香港的經濟前景一樣可以全面復甦就是了。

作為一個永久性傷殘的SEN文化研究系學生，我想，香港政府給我簽發的白咭，一直提醒著我的是，我心目中的香港疾病文學，是一個永遠無法復常的不專心檔案庫，它讓我掂記著的，是當下各種社會失能的由來，而不單是任何事過景遷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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