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何为 | 满宇：社会是我们的工作室，而不是工作室是我们的社会

本文取得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深港双城双年展”，原文来自：网址

艺术是自在自足的吗？，艺术家的身份是根据创作出的作品确立的吗？

“艺术何为”专题将转载满宇的一篇口述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满宇将艺术和艺术家作为社会资本和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进行反思，并介绍了他参与的几个践行“社会即工作室”理念的项目。艺术，“是真正地进入到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直接遭遇到社会的一个个真问题”。

满宇口述：

无论是2014年在北京做“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还是2016年回到珠三角做“居民”项目，这两个事情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艺术家是应该沉迷于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中，还是有必要对这个社会分工的“结果”有一个自觉性地回看和反省。

艺术家这个身份不是从来就有的，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所谓的独立艺术家，有商人购买艺术品，他们才从皇家、宗教系统中独立出来。“艺术家”的诞生，和资产阶级艺术品消费习惯的建立有关。艺术和艺术家是这个社会资本和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它不是“空白之地”，白色的展览空间，其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白盒子，“白盒子”只是一种假象，它同样是被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环绕着。

当一名艺术家说他应该做艺术家该做的事情时，我们可以讨论的是他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所谓的纯粹艺术，其实是美学宣传后的结果，在中国的语境下，甚至还有意识形态塑造的动机和意图。比如美协、画院的艺术家，或是在市场上出售“语言”获利的艺术家，一定会奋力捍卫他们的纯艺术地位。

艺术家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呆在工作室中，信奉“工作室就是我的社会”，守住自己的纯艺术和语言呢？既然艺术家的工作是在一个社会网络和社会权力的结构中被定义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可能始终守住自己的“纯艺术”，也不可能独自获得自由和解放。

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通过在工作室的自我想象，妄想性地生产出了一系列的符号和解释，非常浮华和空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当代艺术的虚伪和虚无，有着强烈的厌恶和排斥情绪。我是2006年离开出版社，进到798一个机构工作的，当时对艺术抱有很多的期待，那时候的中国艺术市场被北京奥运的想象所刺激，大量艺术机构在北京创立。

当我进入这个系统工作到2011年前后，发现自己对展览完全丧失了兴趣，对于艺术的想象被耗尽了。即便生活在798，一两年我也没去看一个展览，我对我自己过去所做的工作也同样非常厌恶，甚至引发了持续几年的抑郁。通过实践重建意义，对我来说是个当务之急，我需要先走出来。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进入到了追求专业和职业的状态，哪些可以卖钱，哪些不可以，越来越清晰，保守和排他性越来越强。那个阶段的中国的当代艺术，根本承载不了它应有的意义和大家对它的期望，让人失望透顶。

但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那时候就有一个念头，哪怕有一个事情和艺术无关，对社会有益，我也愿意投身进去。到了2012年4月，葛非、葛磊和我在798成立了二楼出版机构，我们有意地在名称上去掉了“艺术”这两个字，非常明确地希望这个工作一定要摆脱流行和空洞的艺术。

刚好当时发生了一起非常受关注的事件，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摆摊，被城管查处，夏俊峰和他们发生冲突，刺死了两名城管队员，又重伤一人。2011年5月，夏俊峰被终审判处死刑，当时很多律师认为夏俊峰“罪不当死”，随着社会舆论的深入和扩散，这件事情变得敏感起来。我们一直很关注事件的进展，也希望做点事情，当社会各界不得不“失语”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给夏俊峰的儿子夏健强出一本画册。我们从夏俊峰妻子张晶那里知道夏俊峰的儿子强强有一批坚持了5年习作，我们就试图通过一种婉转的、这个社会尺度能够接纳的出版方式，让这个社会敏感话题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我们拥有艺术编辑的经验和出版的资源，画册很快就做出来了，5000册图书不到两个月全部售罄。2013年的7月，我们把画册销售的所得，分给了这个事件的三个受害家庭。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这个事件其实是一种“底层互害”的悲剧，夏俊峰的家庭在当时的舆论下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同情，但两个城管家庭在公共舆论中是被淹没的。城管并不是所谓的坏人，他们和夏俊峰一样同处在底层，靠一份工作谋生，我们去到他们家庭，看到的是非常悲惨的境况。当时通过一个阶段的工作，为这三个家庭的生计出了一份微薄之力，这让我们对“二楼”的工作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界定，它不应该沉浸在艺术圈内部，而是要进入到社会的现场，切切实实地做一些有社会价值的事情。

做完画册，我们和李一凡就开始关注“皮村”，并发展出了“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这个持续9个月的项目。首先是2013年底，李一凡提议“二楼”的成员和他一起去皮村的“工友之家”看看，皮村在北京的六环边上，处在五环和六环之间，这个村子住了两三万外来人口，他们跟北京四环内的很多家庭发生着联系，每天为他们提供保洁、快递等服务，但他们在城市的空间地理中是被屏蔽的一个区域，那里的生活环境也非常糟糕。在城市边缘如此大的一个区域和人群，却从没有得到北京的主流媒体或主流视野的关注和讨论。我们当时就想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通过艺术家感性生产的方式，将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生活呈现给四环内的公众，让他们在身体上，在伦理上，意识到自己当前的生活不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不仅四环内的市民和皮村这样的村子是割裂的状态，那些生活在五环外的艺术家也是如此。比如北京东五环外的黑桥艺术区，黑桥沟这边是艺术家的工作室，沟的另外一边就是农民工住的地方，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跨过那条沟，去跟农民工中的任何一个人去接触，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艺术项目，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就是在他旁边，他都看不到。

这个项目直接采用调研的形式，让大家的身体介入到一个个村子，我们一方面希望通过调研的工作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城市边缘区域，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个工作针对当时艺术上的问题。我们邀请了四十多位艺术家、建筑师、作家进入五环和六环之间的村子，他们的调研方式非常多样，有的把自己扮成一个应聘者，十天里应聘十个工作；有的用为文字记录自己做的事情，每天的记录长达一两万字；有的则是调查一个村子的441个厕所。他们非常感性的调研，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活生生的“遭遇”。社会学家做社会调查，要生产出一种科学范式的知识，但艺术家们呈现出的是一种感性的表达，是一种伦理上的、身体上的经验，它不是生硬的知识，不是一道命令。为什么电影、文学、艺术对于民众的动员那么有效，就因为它是作用于一种身体的经验，它能让人的认知发生变化，而身体的经验相比说教，更能够深入人心。

既然这样一个巨大群体的生存信息被这个城市屏蔽掉了，我们就用一种身体的遭遇把它浮现出来。结果我们在单向街书店的展览吸引到了大量媒体的关注，成为一个被聚焦的社会现象，甚至连我在湖南的家人也看到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是北京，他们印象中的北京是天安门、长城、中南海和水立方，根本不会想到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人，他们非常惊讶。

相比NGO的工作，我们意识到进入到一个社会现场，和他们投身到日常的事务中去解决问题有所不同，我们是在社会知识的感性生产这个逻辑线索上开展工作。后来我们在珠三角所做的“居民”项目也是如此，我们希望突破被概念化和景观化的珠三角，动员艺术家进入到珠三角具体的现场当中，进行居民权益和居民生存空间的微观考察，它同样是身体性的，是感官性的行动。

无论是做“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还是“居民”项目，我们都非常警惕艺术家只是把介入当作一次猎奇的经历，就为了完成一个作品，所以我们对参与者提出要求，比如在北京，艺术家必须在村子里呆上10天以上，每天要发八组照片，直播在这个村的遭遇情况；在“居民”项目中，我们也要求艺术家必须将调研的成果，持续发布到各自的微信平台上。虽然“居民”项目也做了一个展览，但那不是项目的目的和终点，它更像是一个宣言，提示大家继续关注到具体的项目中。比如其中的西三村项目，就已经在广州生根，逐渐形成了他们持续推进的行动框架。

在浮华和空洞的当代艺术之外，我们始终相信还有另外一个道路和逻辑，它是和我们在美术馆、博览会上看到的艺术不同，它是真正地进入到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直接遭遇到社会的一个个真问题，他们所经历的现实不是封闭的，是极其开阔的，是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讨论艺术和创造艺术。

在“居民”项目的论坛上，有人说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跟台湾、拉美很多行动很像，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饭谁来吃”的问题。台湾的饭，他们已经自己吃了，我们要不要吃？不是说台湾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这个问题就自动解决。就算这个问题再相似，我们的问题跟他的问题还是不一样，比如城中村的产权问题，台湾是这样吗，一旦把问题具体化，还是千差万别的。在社会介入中，只有做，才会有遭遇，而只有遭遇，才能真正触及到社会结构中的真问题，它是工作室里妄想式的自我想象不可能有的经历。

尽管艺术回到中国社会的现场，能够激发出很多身体的经验和对艺术的反观性的思考，但它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跟整个社会的资本和权力结构有关系。美术馆和博览会的艺术仍具有强大的扩展性和蚕食性，它们的比例会占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多。但在此之外，我们仍需要捍卫艺术另外的一条逻辑和价值，那就是在现场的艺术行动，即便它因为触碰到了真问题，被扼杀，被消声，但它永远都不应该被放弃。

最后如何接受缺失并与虚无相伴，是需要同步处理的问题，涉及到我的日常，也与上面谈到的内容息息相关，虽然这里没法展开，但很重要。简单的说，艺术家如果出卖了自己的偶然性，为此他必定付出代价，在生活的每一个时间里，没有人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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