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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什么我们突然需要“阳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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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翮

近来,对于全国政协委员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教育部给出的回复是:“适度改进体育教师教学方法、形式,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此回复迅速引起网络空间对于“阳刚之气”、“教育”等议题的讨论,其中不乏有反对者提出对于“阳刚之气”的倡导会加深保守的、二元化的性别构建,妨碍个人的自由选择,为性别歧视、校园暴力提供土壤等等。但在这些批评背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召唤男子气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术,有其社会和历史基础;它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之间也构成隐秘的联系。社会不仅背负着沉重的结构性问题,还试图拖着僵化的意识形态包袱作为问题的遮羞布、甚至是“试图解决问题”的良方。与此同时,大众对于此事的批评之声也未能阻碍社会性别观念日益保守化的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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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刚之气”与父权资本主义

空泛地去谈阳刚之气,也就是所谓的masculinity(男性气质),很难获得明确的指称与定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在对彼此的区隔中判定自己。在二元性别的建构中,后者被男性中心文化变成一张巨大而空洞的能指网络,从而加固了“男性气质”在文化方面的统治。如若将男性气质的议题放置在唯物论的语境中,事情将变得更为明朗:男性气质植根于父权家庭的制度与权力结构,显现在父权家长在性别(对妻子)、代际(对子女)方面的权威与支配力量之中。男性气质关于“负有责任心”、“有担当”等的指向,遮蔽了女性为母为妻之再生产劳动成果被掠夺和占有的现实。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与父权家庭合谋,不如说是利用后者,将资本主义的不足安排置于市场外部的家庭之中。依托于“父”与“夫”之权力的传统男性气质一方面在家庭中继续粉饰男性中心的家庭所有制的不公,另一方面又拓宽自我含义,为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中的阶级和性别剥削提供道德力量。无论如何为其作注,男性气质本质上是通过对物质资源的占有来确认自己的。尽管广义的男性气质一直有多元面向,但对单一的、保守的男性气质的召唤总会在政治保守主义抬头时,一并回潮,强调自己的优越性和不可撼动的地位。在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对此种男性气质的强调又会成为某种道德策略,开始形成对阶级、性别等方面探讨空间的捕杀,转移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系统的质疑。

“阳刚之气”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

新自由主义自70年代初露苗头,80年代兴起,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流经济学流派。强调自由市场、私有化以及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策略、文化表述方面却不断张扬其保守的新道德主义。此种新道德主义的内涵或者表现形式常常在同一文化层面表现出迥异的面貌,如:维护一夫一妻制的性别化父权家庭的道德意识,和以消费主义为内在逻辑之一的性爱解放,可以形成文化两极,在社会文化中共生。同样,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将男性气质视为民族认同的核心之一;而民族主义对男性气质的强调,背后通常暗示着女性的次等意义(不仅是女性气质,还有女性群体的行为、价值选择等)。这种强调与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的诉求也在文化层面形成的对立。

面对1980年代的经济衰退,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将其原因归结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占据社会岗位。1992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均采取了类似的政治话术。他们都在演讲中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衰落与国民“道德水准”的下降。种种由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城市空间不平等、种族主义势力增强等交织在一起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均被指责为国民道德水平的没落。此种“没落”又被认定为是由于家庭中父权的缺失,孩子们过早地离开了父亲这样一位时刻为“美德”与男性气质代言的形象。就这样,社会危机被道德策略巧妙地转嫁给家庭和个人。虽然新自由资本主义催生的新道德主义是20世纪后期以来兴起的一道文化奇观,但其实也并不足为奇。资本主义顽强的生命力所依托的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把内部所不能消化的挑战与威胁引向市场之外的领域(自然、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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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危机到来时,保守的男性气质通常会附加上各种关于道德、关于国家主义和父权家庭的美好想象。它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了既得利益者面对社会问题和权威受到质疑时的焦虑和应激反应。而后,既得利益者又进一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力将矛盾焦点转移给社会中的受损者(如:产业工人、失业者等),而后者可能会转而指责社会中更大的受损者(女性、性少数、少数族裔、青少年等)。女性承担的是占据工位、家庭教育过于“阴柔”的指责,其付出的劳动之价值再一次隐形于铺天盖地的推诿之中;关于性少数群体的无聊刻板印象也再次加深;少数族裔被要求为升高的犯罪率水平负责,不同族裔之间也面临分化的危险;青少年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承诺可言的未来,被“责任”与“担当”早早剥夺了选择的机会,被迫背负起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负担。

需要指出的是,新道德主义中关于男性气质的论述一定会与“父亲权威”的相关内容捆绑在一起。论述要求家庭教育中父亲提高自我权威,国家机器对于“道德”与“文明”的倡导,必然要求子女和公民的顺从;社会劳动市场所要求的“男性气质”鼓励劳动者的竞争,必然包含着要求人们顺从资本主义剥削与异化机制的内容。关于男性气质的话语勾勒出一个蛮横的资本主义“愿景”——以男性气质为假托,仰赖家庭教育和社会竞争培养出“顺从而上进”的劳动机器。

中国本土网络上赞同加强培养“阳刚之气”的发声也是同理——这些讨论将问题逐渐引向了对“父亲在家庭中的缺失”、“女性在早期教育中占主导”、“社会文化的不良影响”等问题的批判。不难发现,这些赞同之声同样也是在赞美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异性恋文化,把发展的希望重新寄托于这样一个保守框架的代际传递中。但事实上由资本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引起的社会性别、家庭结构方面的变迁,以及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无意或故意地忽视了。对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的讨论也溶解于将简单的因果逻辑强加给青少年教育的“指手画脚”之中。

与美国的道德策略兴起于80、90年代的经济危机类似,中国官方和民间对阳刚之气“优越性”的突然强调也有其背后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人类发展奇迹正落下帷幕,全球资本主义面对的是越来越少的科技驱动力和越来越多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作为全球资本积累的新中心,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增长方面的持续限制。而工资、税收、资本、环境成本上升的趋势又开始在中国不断显现。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的限制和成本上升带来的是利润增长率不断受挤压的时代。向外看去,全球南方的外围国家,经过长时间剥削,负担过重,也无其他地理空间可供大国进行长期的投资转移和剥削。资本主义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不断消化内部危机的强恢复能力的神话将被结构性的危机所打破。加上中国的劳动力结构转型仍在继续,社会面临的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持续紧缩的资本主义未来。在社会危机面前,类似于新道德主义的道德策略又乘势兴起。在此前提之下,青少年的“积极向上”是资本主义后备成员竞争力量的隐语,父亲的“回归”是家庭承接危机强震的先导词。“阳刚之气”的关键正在于,它看似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具体可观的上升(或维持现有水平的)渠道,而顺势在话语上掩藏了结构内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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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下的底层“阳刚之气”

“男性气质”一词被用在各国意识宣传内容中时,虽然含义多样而且模糊不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共通的内在权力逻辑(见上文)。这种权力逻辑是全球视野下父权文化中性别秩序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之一。它虽然没有和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的时间线上绝对重合,但一定在资本主义存世的大部分时期与其结成同谋。近几十年来主流性别秩序内部产生出来的威胁在符号意义和现实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形成的挑战,在未来会构成什么影响尚未可知。另一方面更为复杂的是,男性群体内部通过“男性气质”呈现的等级序列又彰显为另一种权力关系。

笔者认为,此次网络空间内部对于“阳刚之气”的达成的具有默契性的定义,呈现出了大众对于城市中产教育的想象。如同前文所说,男性气质本质上通过对物质的占有确认自己。而它可以跨越工作内容、日常生活、娱乐爱好等等方面。所谓培养青少年的阳刚之气,就要通过培养各种早已被打上中产标签(甚至更上层)的体育活动和爱好。这些活动通常会体现对资金、城市空间、其他劳动者之劳动价值的挪用权和占有权。代表(或者说投射了)城市中产的话语在讨论过程中占多数,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向底层探讨的可能。

网络上流传的诸如男性农民工,男性矿工以及男性底层程序员等等形象,这些被压抑的群体所体现的某种男性气质尽管在内涵与表现上与前文所论述的“阳刚之气”有很高重合度,但很显然已经被悄无声息视为“低级”而“无趣”的,是被排挤在讨论空间外的,不被否认也不被提及。可见,在性别秩序内部的男性群体文化中,也实实在在地存有“气质等级”,而底层男性的“阳刚之气”在网络空间的探讨中就处于“鄙视链的底端”。能充分表达经济占有和“自由”权利的“高富帅”是一种被投射了理想男性气质的真空形象,而“底端”的阳刚即使再富有被赞扬的“男性优越形态”,也因无法占有财富、创造属于自我的权力景象而被无视。社会化的关于男性气质的标准放置于他们每一条赛道的终点,而又是同样的社会将他们早早地淘汰出局。网络众生的讨论表现出的便是对于劳动力结构转型期间,获得同样被淘汰命运的忧惧。在忧惧的缄默中,底层的阳刚之气被判处了因注定失败而一无是处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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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就底层男性来说,他们所具有或者说渴望建立的男性气质,面临着的是深重的动态困境。在乡村-城市,城市-城市的迁移过程中,底层男性在适应从旧有权力谱系中转移到新的权力谱系中时,也要寻求新的确认自己男性气质的途径。可他们往往面临的是狭窄的上升渠道和匮乏的文化活动,因而确认的渠道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阻挠。然而,旧有的权力谱系(如:乡村、原生家庭等)又要求他们不断通过经济领域的成就来维护和拓展具有男性气质的声望和性别领域的特权。“阳刚之气”对底层来说不是一种通过辨别与选择而可以自觉培养的东西,而是催生焦虑的枷锁,和向更弱者、更边缘人群转移压力的机括。

父权资本主义中城乡、产业、性别规范等领域交叉形成的男性气质的等级序列以及底层男性所面临的男性气质困境不仅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二元性别论的片面,也进一步证实了“培养阳刚之气”的语调之苍白。

参考资料:

Matlak, Malgorzata. “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 in the Economic Crisis Context.”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40 (2014): 367-70.

Banet-Weiser, Sarah. “Three. “We Are All Workers”: Economic Crisis, Masculinity,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Gendering the Recession. New York, USA: Duke UP, 2020. 81-106.

戴锦华. 《电影批评》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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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达根 Lisa Duggan, 新自由感覺:貪婪年代的情感政治, Feeling Neoliberal: The Politics of Affect in the Age of Greed, 《新自由主义下的新道德》研讨会。

上野千鹤子. 《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 : 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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