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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联盟】青年行动者访谈:“我们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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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学生思考社会对底层的压迫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是与底层站在一起去倡导社会的改革,还是安慰自己这是不可避免或者无法改变的现象?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下,有不少大学生通过高校组织和公民社会,介入到了一系列的社会议题中,其中包括声援和支持打工者夺取他们的合法权利。但面临着公民社会遭遇打压,以及附带个人风险的增加,大学生和青年人参与社会议题的空间和机会减少。《多数派》采访到了一位从大学期间开始介入劳工议题的行动者,我们询问了他是如何介入社会议题,在他的经验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其他年轻人,以及在劳工运动受到重大冲击后,我们又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反思和回应。
以下为多数派(以下称:多)与青年行动者(以下称:小州)的访谈内容。

多:十年前你在南方上大学本科时,就开始参与社会议题。很多后来的行动者,都是那时受到了影响。你能谈一些当时你的学校和社会环境,是如何引导你参与到社会运动中的?

小州:我大约十年前,最先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去乡村做支教。那时我们很多人在大学里参与活动,但不怎么参与劳工机构的活动。因为他们做的工作主要面向工人,跟大学生的的日常并不是很有关联。而大学生参与比较多的是教育、环保、性别和其他权益议题。支教的实践带我进入了公益领域,让我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公益机构。那时接触公益机构比较容易,经常一场活动或者课程,就会有不同领域的人过来学习。

在这样的活跃氛围之下,参与公益的年轻人视野和社会连结是比较丰富的。南方的个性在于“搞行动”。有很多种形式,例如我会针对农村的问题去做研讨会,邀请广东省支教的学生团队,聚在一起去组织论坛,去思考未来的方向,为行动做筹备。年轻人会经常关注公共政策,对于有问题的会进行质疑,在网上发起一些倡导或者写信给决策者,做行为艺术找媒体去报道,写文章发微博,这些行动在当时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不分议题,重点是关注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同时我们也会在学校里面行动。若学校里某个政策不好,我们会在网上组织抗议和联署来抗议。受占领华尔街的影响,也有学生(包括我)占领过一些学校荒废的建筑,我们认为学校的空间应该由学生自主决定。当学校不愿意尊重学生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就去占领了学校建筑一个月,在里面搞活动,把整个空间作为一个课堂。这些都汇聚了很多人,参与这些很好玩,同时我认为也是挑战权威的实践。

多:虽然最初你接触的并不是劳工领域,但很快你就开始转向这里。你是如何转移和聚集到劳工议题上的?

小州:我觉得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我参与过很多公共议题,也有很多关于劳工方面的倡导和体验行动,包括我尝试去富士康卧底体验。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两岸三地大学师生关于富士康的调研,我自己好奇,想了解富士康是怎么样的。在假期的时候,就去富士康呆了一周。

此后我意识到劳工领域非常重要。一是在我的经历中看到,劳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与系统性的问题,连贯了城市和乡村。我去支教时,时常反思为什么农村教育这么差、这么贫困;我去富士康时,也会反思工人为什么这么惨,受这么多压迫。当我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城乡话题是共通、有一体性的。因为我也关注公共政策,发现很多政策并不以最底层的人是否获益作为最基本的评判标准。我相信,如果任何一个公共政策,无法惠及最底层的工人群体,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那时也接触了一些劳工机构,那时劳工机构在公民社会中的存在感和话语权很低,他们在活动中介绍自己时只有极少人知晓,没有很多人把他们的工作看得重要。在2010年前后,广东的公民社会在崛起,那时候百花齐放,公民公共参与很多,社会弥漫的氛围是偏向公民问政。但作为劳工机构,作为公民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是相对边缘的。因此,我觉得相比起来,工人群体比起其他可能需要更多支持,因为他们只有极少的资源和公共关注。

图片:http://news.163.com/photoview/00AN0001/27801.html#p=8CAKGLBS00AN0001

多:对于在校的学生来讲,可能不少人都不知道如何与劳工打交道。你当时和劳工接触都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小州:2011年去富士康体验一周的时候,那时我的角色只是去体验,并不是在调研和组织工人,只是想从我的视角去理解工厂里面是怎么样的。让我坚定做劳工工作的,是2013年一系列的罢工。在当时,广州有四五个区陆续罢工,我刚好见证了这一波罢工潮。最先我听说有罢工其实是源于记者朋友的告知——罢工初期媒体受禁令无法报道,经媒体朋友告知,我才知晓有这些罢工。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当然也很急迫想去了解,当时我觉得工人发起罢工一定是遭遇了很大困境,迫切希望解决,才会鼓起勇气采取相对“极端”的方式争取自己权益。

与劳工的接触其实很顺畅。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是从农村出来,我没有觉得农民工很难接触——直接就去和他们聊天,他们也很热情的和我聊天。劳工和你互动不会有什么戒心,而且很信任。我给他们很多鼓励,他们给了我很多信任。我把他们的经历写成文章,在网上传播,也写公开信给劳动部门,呼吁他们去处理这个事情。我那时处理方式仍然还是比较自上而下的,是对公权力做政策倡导,而非对工人做一些组织工作。

我们这一批年轻人的出来,我觉得跟整个媒体的环境有关。很多人参与到行动当中来,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通过媒体进行自我教育,看到社会上很多人在行动,受到鼓舞,而后积极去参与行动。我亦是在2011年后就在媒体上露面和做行动, 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加入到行动当中来,一起关注公共事务。在有一些行动者先做了一些事情,其他人就会后续发问和行动,“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有的人就会提出我们要不要做某件事情,然后我们很快就会去做了。这是我们常规的思路。

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也会带其他一些人,希望可以去影响他们,例如带他们去看罢工。有些学生确实不知道怎么去接触工人,会觉得陌生不知道怎么切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些人协助,克服障碍。很多年轻人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多:比起你最早接触劳工领域时,这些年针对劳工运动的打压此起彼伏。你是怎么理解这些打压动作,以及你认为打压对劳工领域有什么样的影响?

小州:对于公民社会的打压,正式应该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但2013年已经在收紧,主要是南方周末新年贺词事件。而针对劳工机构的打压,可以从2012年对深圳劳工机构的逼迁和政治性骚扰开始算,但直到2015年才对劳工机构有罪化。这几年就是循序渐进的。

打压是分两个部分的,一个是直接的政治打压,把人抓进去,把机构给注销掉;另一个是相关配套法律的出台,例如网络安全法、慈善法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等,共同夹击公民社会。2012年以后有关部门开始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民间团体慢慢产生了分野,有购买服务的会变得温和一些,而权益类机构则被逐渐边缘化。

相比之下,部分机构成了不妥协的权利型机构,走在了更前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政府也愈加觉得他们很是一个潜在威胁,成为了被关注的重点。对劳工机构的打压,实则是针对南方比较激进的权利类机构的政治性回应。

对于劳工机构的打压,目的是引发寒蝉效应,杀鸡儆猴。现在很多劳工机构都比较收紧,在做事方面会更加温和,例如不再做集体谈判或者从公开转到地下。但政府觉得还不够,必须彻底切断劳工机构的生存基础,即资金问题,所以后续陆续出台了慈善法限制公开筹款,之后又出台了境外机构管理法,切断机构的活路。

同时迫使相关的机构必须要转型为政府接纳和管控的机构,如社工机构等。政治上的多重打压,迫使很多的劳工团体或权益类团体转型,调整了使命和目标,而机构的业务空间也在不断缩窄,机构后续在工人支持方面的成效也必然被大大削弱,甚至也有些机构关掉了。这个趋势一直蔓延到现在,也在加剧。

最近有一家机构网上筹款,竟然很意外地筹了五十多万,但这并不代表劳工机构的社会空间在逐渐恢复,恰恰相反,意外的筹款来自于民间对劳工组织“报复性”的支持和渴求,但却挽救不了整个颓落的趋势。

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可能使青年参与?根据你的经验,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培养新一批人?

小州:比起单纯的培训,参与式的培养是比较有效的。带学生去看罢工,鼓励他们通过他们的视角写一些报道帮助工人发声,有助于年轻人理解工人,进而讨论我们能做什么。让一个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把他们放在那个处境之下,鼓励他们去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给他们信心,给他们鼓励,他们就会慢慢进入这个问题的解决模式当中。

我们也可以鼓励学生,看到工人有难我们要去帮忙,比如罢工时送水,然后教他们唱歌啊,或者给工人编一些报纸,在网上给工人写作。在过程中,工人自然流露感激外界支持,而学生看到自己做的事情有一些积极回报,自然会从中得到鼓舞。先把学生带到工人在的场域,让他们尝试去接触和理解工人,学会和工人接触的方式。他们很快会发现工人是很好接触和相处的,进而和工人产生共情,比较积极的更会尝试做一些事情回应工人一些处境。

图片:http://www.asianews.it/news-zh/%E7%BD%A2%E5%B7%A5%E6%BD%AE%E7%BB%A7%E7%BB%AD%EF%BC%9A%E4%B8%B0%E7%94%B0%E5%81%9C%E4%BA%A7-18768.html

多:在经历里持续多年的低潮期,现在青年行动者的状况如何?

小州:最近几年,不只是劳工机构,而是公民社会全面被打散掉了,缺乏了年轻人成长的平台。过去的岁月,公民社会本身是一个有机的土壤,供年轻人自己成长。但在2014年以来的多轮打压之后,无论南北的公民社会已被破除,已经没有像当年很多年轻人参与到公民社会行动中,劳工机构同样难以找到新人接替,渠道缺乏。

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想做事情,但是因为政治空间和公共活动的缩小,能够提供成长土壤的民间机构没了,也没有了足够的实践空间去提高能力,所谓社会行动的“再生产”基本陷入极难困境。

“我想培养你,但我没有活动培养你”。这样的处境也导致维系劳工机构的仍然是十几年来的老人。如果未来这些机构没有了、或老人退出了,那么也就没有新的活力进来。生存下来的机构,很多都是在一个维系现状的状态,而且还是在用比较传统的方式,缺乏探索的一些空间的动力和想象力。当然,即便你想做一些新的实验,可能很快就死掉了,这是整个趋势。

对于年轻人,机会并不是很多,成长也是非常有限的。 以前在这个领域的很多人,转去了做其他行业,去基金会或者社工里面的,有些人就离开去了主流行业。其他人有的阶段性失业了,或者精神状态不好。在这个领域,大家都有一些理想主义,对于放弃而去做商业都比较纠结,他们的就业都会比较惨淡。对于没有灰心的人,会去做一些温和的机构。可能很多人也不大可能回来了,因为大家都不乐见这个寒冬可以过去,也都有家庭压力和社会期待。

说到精神健康层面,不夸张的说,百分之六七十都有抑郁症的,有来自于机构工作的压力,也有所谓的政治抑郁,这是非常普遍的现状。

多:我们看到参与女权运动提供给了年轻人不少参与的方式,即使是在艰难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人站出来和参与到运动中。你如何看待劳工和女权运动中的不同工作方式?

小州:这两个的运动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女权运动在有空间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在做一些线下行为艺术,但一直以来的重点都是在论述,行为艺术也是在帮助形成论述。另一方面是普及女权观念,任何关于性别的话题,都是女权工作的一部分。

但劳工不大一样。劳工组织很多情况都是在做基层工作,多数工作是没办法搬到网上的,也很难这样去培养人。针对劳工领域的年轻人培养,也是需要扎根基层的。当然,社会上肯定有很多年轻人关注和同情劳工。但是从同情到行动还是很大距离。并且,如果你耐不住寂寞,无法长久耕耘,但劳工工作又是一个非常漫长、苦闷的组织工作,是历史性的,多数人也会中途而退。更何况现在,更难有成就感了,因为只能做一些很小的事情。

除了客观限制,相比女权的伙伴,我也承认做劳工组织工作的工作者,对于组织工作和工人赋权缺乏更多的想象力,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提供一些“个人化”、“线上化”的组织介入过程。

多:最后,你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思考和反省,可以帮助劳工运动走下去?

小州:跳出原有的建制框架、如何建立有机的劳工组织工作,是我们接下来十年应该回答的问题。过去的十年给我们很多教训,我们经历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珍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基础是非常的薄弱的,导致政治打压时把我们建设的一些东西都打掉了。不能说是政权多厉害多聪明,我们也要反思自己做的东西还是不足,我们的基础工作仍然不扎实。

现在的环境告诉你,你想要生存只能这样委曲求全。但是,这是政权告诉你的,因为他们希望你这样形成这样的认知。政权打死你是轻而易举的,但它就是让你这样活着,因为它还想继续认识你,并通过你去理解民间领域。所以你也就变成了霸权生产和强化中的一环。

未来我们恰恰需要反省,正因我们处于霸权中的一环,我们更要跳出来——我们不能认命,不能认屈于霸权框架之下。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目标是要回到2010的年代,而是用未来的十年来探索出路,作为未来三四十年的基础。虽然我们已经后退了很多了,但我们也不是从零开始,今天的我们是要尝试重新建立一些新的基础、新的有机组织工作。

这样的问题意识,一直是劳工机构非常缺乏的。我们现在的困境,一方面是打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自身从来就没有尝试向伙伴、向社群放权,从来就没有很好的培养社群、培养社群和社会的关系,我们需要去很坦诚的去接纳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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