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娛樂必先政治─中國明星在微博的政治行為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不知道曾經紅遍中國的吳亦凡今天還有多少人記得？有人發現每次他的案件取得進展時總會神奇地同時發生社會大事。

例如，2022年6月10日一審開庭當天發生了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引發社會對女性權益的關注。2022年11月25日一審宣判的前一天烏魯木齊發生大火，後來成為「白紙運動」的導火綫。而2023年7月25日二審開庭時，又恰好兩天前發生了齊齊爾市三十四中體育館坍塌砸死11名師生的悲慘。

吳亦凡因此也被戲稱為「那個加拿大人」，即便已經身陷囹圄，卻總是在關鍵的時間節點出來爭奪公眾輿論那有限的注意力。

這到底是巧合還是另有安排自然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如果說的是娛樂和政治之間的緊密關係，在新中國可謂是有著悠久歷史。

早在1942年的5月2日，毛澤東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宗名義寫道：

「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

中國共產黨對待文藝和娛樂的態度因此也顯而易見，它們的存在意義首要是為政治目的服務。那麼到了今天的社交媒體時代，又要如何體現這種功能呢？去年在《中國季刊》 (China Quarterly)上發表的一篇名為Chinese Celebrities’ Political Signaling on Sina Weibo就探討了這個問題。

怎樣的明星更配合官媒？

其實論文做的工作頗為簡單，基於上述娛樂是服務於政治的假設，作者們於是就想看看在微博上那些明星更傾向轉發官媒的消息，然後這個行為又和那些變量相關。

由於論文關心的是明星引導公共輿論的能力，因此對於納入分析的「明星」主要看他的粉絲數量，以1000萬作為最低的門檻，最終選出218位明星。分析的時間是2021年的7月至11月，作者沒有特別解析為何選擇這個時間段，可能是因為論文的開始動手收集資料時大約是這個時間，而微博可以設置最多半年可見，往後回溯後得到的結果。

描述性統計顯示218位明星人均擁有超過三千萬粉絲（表一），平均轉發8.22條官媒微博，但個體差異巨大，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33。進一步細分可以看到明星以中國大陸背景為主（表二），大約八成都在1990年前出生，因此樣本平均年齡約為39歲。比例上男性偏多，大約六成接受過高等教育。那麼這些人口背景因素是否會影響轉發官媒消息的頻率呢？

根據回歸模型六的結果顯示（表三），粉絲數量每多一百萬，轉發官媒消息的微博數量就增加0.05條。年齡每增加一歲轉發數量則減少0.39條，男性相對女性明星平均少轉發2條，但影響力最大的是明星的來源地，香港明星在統計上沒有影響，而如果是台灣明星的話則會使他平均少轉發6.45條消息，考慮到轉發消息的平均值只是8.22條，這到底是怎樣的影響力，以及可能是什麼原因，相信各位讀者也不難理解。

總括而言，這篇文章有一個很吸引眼球的研究問題，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很及時和趕時髦。然而更多時候，我們會希望論文不止是給出描述性統計，而是給出更多機制性的解釋，遺憾的這在論文中並未看到。

當然，不能說論文沒有貢獻，只是更多是拋磚引玉性質，如果你看過足夠多的《中國季刊》，大概也能發現，這是它們的一貫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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