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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緊機遇」或是「不知感恩」?港澳對倒的經濟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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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在面對類似的「區域性經濟整合」時,澳門人普遍把其視作「機遇」,而香港社會則抱有相當保留?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正如「房間裡的人」對澳門最新一份《施政報告》的分析所示,不論是毗鄰的橫琴或大灣區,形形色色的「區域合作」,將成為澳門經濟未來的發展主軸。即使尷尬的現實,是大部份的澳門人基於各種理由而將無法「抓緊機遇」,但「區域合作」對一般澳門人而言,相信仍是「機會」大於「擔憂」。

另一邊廂,我們可以看到鄰近的香港亦存在著類似的「區域整合」計劃。除了港澳被共同納入的大灣區以外,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亦提出發展與深圳毗鄰的「北部都會區」,並逐漸於產業及交通上與深圳整合。

但香港人對「區域合作」的態度似乎相當冷淡:除了對計劃的可行性抱有一定懷疑外,既存對「中港融合」的反響亦擔當了重要角色。事實上,早在二零一零年代初,「中港矛盾」已經成為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的社會議題,甚至促發了各種社會運動的出現。

那麼,為何在面對類似的「區域性經濟整合」時,澳門人普遍把其視作「機遇」,而香港社會則抱有相當保留?

來自香港的研究者陳希延在其最新的研究中,便檢視了為何相同的整合性議程,在兩地引起了如此不同的反應。「機遇」或是「衝突」除了是個人觀感的問題外,事實上還與經濟的作用力密切相關。

有好處,所以閉嘴:區域融合的原理

港澳與廣東省毗鄰地區,或是廣義而言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事實上屬於一種特定的經濟整合類型。此種類型固然不是歐盟或區域性組織般,國與國之間的國際性整合,而是一種「統合性的經濟整合」(Unionist Economic Integration)。

此種整合的前提,是整合的政治單位從屬於一個國家框架(姑且稱為「中央」)下。香港及澳門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大陸的區域合作便屬於此。

在「中國好,香港/澳門好」的利益共同體框架下,由於地區所享有的利益端賴於與中央關係的維持,經過利益盤算後,這些地區相對傾向放棄自治與分離。(Image: Getty)

驟看之下,區域性的經濟融合效應看似相當直接:國家透過把港澳般地區納入其內部市場,從而創造兩地共有的經濟利益。在「中國好,香港/澳門好」的利益共同體框架下,由於地區所享有的利益端賴於與中央關係的維持,經過利益盤算後,這些地區相對傾向放棄自治與分離。

「要不是中央,你們早就…」的邏輯便變得相當合理。

但看似直接了當的道理,為何卻與港澳的經驗相違?難道是香港人對「中央送大禮」特別不感恩嗎?

並不盡然。「區域整合」是否能夠有效減低地方不滿,關鍵在於整合能否增加對抗的成本,而這進一步取決於地方本身對於中央經濟的依賴程度。

換言之,只有當地方原本便已對中央有較高的經濟依賴程度時,區域整合才會發揮增加對抗成本的作用,令人們較不傾向對抗。而對原本依賴程度較低的地區而言,因為區域整合對該地人們「沒差」,因此經濟整合無法提高抗議成本,無從發揮「閉嘴」的功能。

可以進一步想像的是,依賴的情況存在著一定的延續性。當依賴度較高的地區加上進一步的經濟整合後,人們將進一步肯認整合的重要性,減低動員抗議的動機。而對依賴度較低的地區來說,區域整合不但「沒差」, 更因為會凸顯其對本地經濟造成的負面效應,從而加強公眾的反響。

那麼,港澳兩地的發展如何呼應上述命題?

在2003年,港澳兩地先後與中國大陸簽訂了《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俗稱CEPA),標誌著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經濟融合的起點。在當時非典型肺炎重創兩地經濟的背景下,經濟融合理應對兩地人們而言皆利大於弊,似乎並沒有任何反對的理由。

那為甚麼十多年後的情況有著如此差異?

依賴模式的兩種面貌

對香港而言,CEPA所造成的即時後果,是中港兩地於「貨」及「人」兩方面來往的急速發展。在自由行模式容許大陸居民到香港旅遊後,由於香港貨品一般而言較大陸便宜且質量較好,因此大陸居民紛紛到港消費。在香港接壤深圳的北區,更衍生了一種以走私貨物為主的「水貨客」經濟模式。

香港經濟事實上並不以中國大陸為大宗。在經濟融合政策普遍只令「一小撮人」受益的情況下,大部份人不僅對潛在的紅利無感,在近年的政治氛圍下,對進一步的融合方向更抱懷疑。(Image: Wiki)

雖然「走水貨」在一定程度而言刺激了本地消費,但對大部份香港人而言,水貨經濟所衍生對日常生活的各種干擾,使得反水貨情緒逐漸蘊釀,並進而促發了專門針對水貨客的抗議行動。在雨傘運動後,這些組織更進一步由街頭走入議會,並於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取得一定成果。

即使中央及特區政府於近年來,積極推動各式各樣的經濟融合計劃(如上述提到的大灣區及香港—深圳合作計劃),但民間普遍而言反應冷淡。

究其主因,便是香港經濟事實上並不以中國大陸為大宗。在經濟融合政策普遍只令「一小撮人」受益的情況下,大部份人不僅對潛在的紅利無感,在近年的政治氛圍下,對進一步的融合方向更抱懷疑。

相較之下,澳門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可謂由來已久。

正如我們熟知的那樣,佔澳門稅收絕大部份的博彩業,事實上有賴於大量中國遊客到澳門一灑千金。澳門政府近年來對經濟「適度多元」的強調,正好揭示了既有的「一元經濟」 如何起源自,但又同時鞏固了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

但除了早已老掉牙的故事以外,澳門近年來的發展軸心橫琴,正好展示了「預期抗議成本」的關鍵角色。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早前澳門特首賀一誠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公佈後,被問及有關合作區政策的回應

「我們是一個特別的區,不用翻牆,可以用facebook,所有內容都收得到,除非你是很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那種、政治上面的、有關的黃色等等,(對這些)我們是有所防備」

在缺乏其餘可行的經濟選項下,橫琴對澳門而言,可謂是「整合—依賴」的又一高峰。因此控制任何形式的政治「雜訊」背後所反映的,是對極高抗議成本(賠上澳門的「未來」)的考量。加上本來抗議已經相當有限的情況下,澳門人自然缺乏任何反對經濟整合的誘因。

蘿蔔與棒子

上述看似順理成章的解釋,背後事實上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前提:那便是中央政府尚有意願去祭出蘿蔔的策略,即以經濟融合的方式去消解地區不滿。一旦蘿蔔不奏效的話(或許正如香港的情況般),不耐煩的棒子此乎亦將緊接其後。

那麼澳門呢?

雖然澳門的蘿蔔策略遠比香港行之有效,但並不代表棒子可就此收起。正如「房間裡的人」的分析那樣,「一時蘿蔔、一時棒子」的策略似乎更將成為常態。

至於誰是接到蘿蔔、誰將是吃到一記棒子的人,恐怕正是禍福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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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Photo: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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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社會科學和歷史背景的作者,嘗試訴說一座名叫「澳門」的看不見的城市。它的故事不止關乎自身,也關乎背後的帝國和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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