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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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五月的一个下午，剑桥大学评议会坐满了教师和学生，以及不少嘉宾，他们都是来出席剑桥大学展览性的公共活动之一、一年一度的里德演讲。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向讲台，开始了他一个多小时的演讲，讲题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

他的这个演讲，按照剑桥大学知识史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 Collini）的说法，“至少做成了三件事：第一，他像发射导弹一样发射出一个词，不，应该说是一个‘概念’，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第二，他阐述了一个问题（后来化成若干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第三，他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两种文化·导言》，C.P.斯诺著，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这个演讲人便是集物理学家、公务员与小说家于一身的英国人查尔斯·斯诺（C. P. Snow, 1905-1980）。

在这次演讲中，斯诺对“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的分裂现状做了“卓越”的描绘，指出“所有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都日益被分裂成两个处于顶端的团体”，即科学家与文学研究者，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互不理解的鸿沟。斯诺将这种分裂和鸿沟的存在归咎于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的无知与轻视——他们对于自己不懂热动力学第二定律一点都不感觉害臊尴尬，这就好比问一位科学家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显然这会让他大失脸面。在斯诺看来，文学文化里“全是搔首弄姿，怨天尤人，离群索居，逃避世事那一套”；与“自恋”的文学文化不同，科学文化的基调则是“稳定的，健康的，异性恋的”，丝毫没有“偷偷摸摸和躲躲闪闪”。他甚至有些恶毒地说：“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卢德派（Ludditism）。”（卢德派是十九世纪初英国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他们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在诺丁汉等地从事破坏机器的活动。）而断言科学家们的“骨髓里装有未来”，“传统文化却在妄想未来并不存在来对世事作出应答”。

“两种文化”的提出，让当时的斯诺收到几乎一边倒的赞誉，被认为“诊断出了一个日益迫切的现代国际问题”，但也引起了当时被认为是“英语世界最独特、最有争议和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剑桥大学高级讲师F·R·利维斯长期的近乎疯狂的恶毒的、倒也不乏却中要害的攻讦，称斯诺是一个思想浅薄欺世盗名之徒。两人激烈的争辩甚至使得当时英国著名的歌唱喜剧二人组合“夫兰达斯与史旺”创作了一首有史以来唯一一首为热力学而学的喜剧《第一与第二定律》（First and Second Law）。

此后，关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论战，绵延半个世纪。如何看待斯诺的“两种文化”思想和所引起的争议呢？在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两种文化》中，斯蒂芬·科里尼为之撰写了一篇几乎与正文一样长的导言。在近四万字的导言中，斯蒂芬·科里尼不仅对斯诺生平进行了详细介绍，也对“两种文化”提出的背景、引起的争议和反响做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论述和评价，并对斯诺演讲以来不断变化着的学术分科版图、知识的日益专业化所带来的影响做了精彩的论述，以此来分析斯诺观点的意义和不足，以及“两种文化”命题的变化发展。

今天看来，当时斯诺的演讲显然是站在一个并不公允的立场上贬斥人文知识分子，为当时受到轻视的科学争地位争名分的，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激进的唯科学技术主义者。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正确的精英政治，在这种政治里，全能的力量将足以克服社会不利因素而达到天下大治。”甚至在十多年后，他在为《两种文化》修订本所写的前言中，还说道：“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不过，正如斯蒂芬·科里尼所说，“从斯诺写下那些东西以来，物理学或化学的教育，不见得就成了比历史学或哲学的教育更好地应付世界问题的准备。”“两种文化”的命题比产生这一命题的环境更有生命力。

由此可见，斯诺在此的意义似乎不在于他的观点，而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若要对此给出一个绝对肯定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这就犹如问一个孩子，父亲重要还是母亲重要？是选择父亲还是选择母亲？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因时而异的（显然，这要取决于孩子是想去游泳爬山，还是想吃饭穿衣）。若是斯诺在当今中国，也许他的演讲会是另一番面貌。

五十年来，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以及相融的问题，科学界、人文学界乃至全世界，都为此一直争论不休却似乎并没多大新意，不停地借题发挥，让斯诺的演讲变得多少有些鸹噪与空洞。这里，我并没有丝毫贬低这个演讲的意思，只是不希望斯诺另一个更重要的演讲，不要被这个过于喧嚣的演讲所遮蔽，乃至被忽略，甚至被遗忘。

2

作为思想家，斯诺的地位主要是由两次演讲奠定的，一次便是上面提到的1959年的里德演讲，另一次则是1960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科学与政府》（1960年出版成书）。二战期间，斯诺被临时调入政府部门，负责招募和部署物理科学家们为战争服务的工作。这一工作，“给了他接触大人物的机会，满足了他从内部观察权力运作的欲望”。这也使得他有了在哈佛大学的这次演讲。

《科学与政府》主要围绕着现代政府的决策方式及效应这一主题。斯诺首先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最不寻常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得不由少数人秘密地但又是以合法的形式做出那些最根本性的选择。然而，做出这些选择的人不可能对做出这些选择所根据的因素或它们导致的结果都具有第一手知识。”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C.P.斯诺著，陈恒六、刘兵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斯诺将这种令人感到忧虑的现实称之为封闭政治。在这样一种封闭政治中,重大的决策不是由一群见解不同的人的集团,或一个选民区,以及更大规模的社会力量来达成,而是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和裁决。

在这篇演讲中，斯诺用了很长的篇幅讲了一个“告诫故事”：两位科学家的两次冲突。故事主人公是英国科学家蒂泽德和林德曼，两人性格几乎完全相反，但似乎有一点相同：他们自尊心都非常强，都要让自己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做到很好。尽管两人都非常优秀，“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已成为皇家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知道，他们决不可能在纯科学上取得高水平的成功。”“这就决定了一切。”

战争爆发后，两人都从纯科学领域中溜出来，蒂泽德成为政府聘用的最高级别的科学顾问，林德曼却成为丘吉尔的私人顾问，两人之间多年的友谊逐渐消失殆尽，“一定存在着一种我们现在再也不可能弄清楚的、早就潜伏下来的深仇和怨恨。”这也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两次冲突，在有关雷达抉择和空中轰炸问题上相互对峙和攻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留下一个“如此明显又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教训”是，“封闭的政治的结果可能和公开的政治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这种在封闭的政治中所采用的方式所具有的一种特色，也是做出秘密抉择的方式的一种特色。大概对蒂泽德最初做出的关于雷达的抉择有所了解的人不会超过一百人，对此起了实质性作用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人，而最后做出抉择的人不过五、六人。”

对于这两位科学顾问蒂泽德和林德曼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的高层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各自为争取政府首脑人物的支持而互相攻讦的事例,斯诺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评价，以此说明了封闭政治的决策过程、机制和特征，并将其概括为三种形式:委员会政治、等级政治和宫廷政治。斯诺认为,在封闭政治中,这三种形式常常相互交织和作用,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必定会采取三种形式中的一种。

据此，斯诺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最为合理的决策方式？怎样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难以挽回的危险呢？然而，答案却是否定的。尽管，斯诺也提出了一些尽量避免危险的措施，如为防止决策权的高度集中，斯诺主张让科学家活跃于政府的所有层面，以增加有秘密决策权的人数和“预见能力”；建立一个目标清楚、“拥有行动权力”委员会，“至少，它需要有视察和追询的权力。”否则它将有名无实。但这些，不过是一些改变决策层形象的表面措施，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不合理决策形式的弊病。

斯诺的这篇演讲在当年曾经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促使人们对一度鲜为人知的政府决策过程进行思索, 更被誉为科学社会学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如果说，斯诺的巨大声誉是由里德演讲带来的，那么，他的思想价值更多地则体现在哈佛的演讲上。而实际上，说到底，“斯诺的公开宣言和小说作品都表明，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公众辨认，而是房门里面的事：他一直在设想‘两种文化’的命题怎样去影响一小撮政治家及其顾问们的决策”，全面实现工业化，以缩小贫富差距而实现世界大同。

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在谈起、纪念斯诺时，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他在剑桥发出的声音，而忘记，至少是忽略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我们总是一遍一遍地，乃至有些习惯性地描述着“两种文化” 在科学界文学界教育界等方面引起轩然大波，而忽略了这个命题中斯诺更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科学在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对决策的影响，这才是“斯诺命题”中最核心最紧要更具有全球性的问题，也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1968年，斯诺在距离温斯顿·丘吉尔发表其著名的“铁幕”演说的地点极近的一个地方，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公众演讲。他说：“人们听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斯诺如是说：他想用最简单的词语给出答案，这就是“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就是方向。”而斯诺指望，，他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能对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贡献。

3

在二战原子弹悲剧中，无论科学家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成就如何，但作为帮凶，他们似乎都难逃其咎。1939年德国化学家哈恩发现核裂变现象，为人类开发利用核能提供了基础。哈恩的这一发现，也促使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提醒他纳粹可能制造铀炸弹，并敦促美国政府研究原子弹，以对付德国纳粹。不过，美国成功研制原子弹后，并没有用来对付纳粹德国，而是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奥地利作家容克在其1956年出版的《比千万个太阳还要光亮——核研究者的命运》一书中指出：二战爆发时，政治家对核武器没有任何概念，当时世界上只有爱因斯坦、海森伯格、哈恩等12位科学家掌握有关核裂变的知识，这批物理学家本来可以避免被政客利用制造核武器，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试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核裂变的研究。

斯诺的这篇有关科学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演讲《科学与政府》，主要也是对此而言。他在开篇后旋即指明，当我说“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最感兴趣的三个国家——美国、苏联和英国。而当我说，“最根本的选择”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在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我们生死存亡的选择。例如，在1940年和1941年英国和美国率先从事核裂变原子弹研究的选择，以及1945年当原子弹制造出的时候，是否使用它的选择；还有在四十年代后期美国和苏联制造氢弹的选择，以及关于制造洲际导弹的选择，这一次选择在美国和苏联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为此，斯诺一再提醒，在科学政策的决策方面,不应让个别科学家有过大的决策权,以期免遭这种人对同行的压制和对政府的操纵。

在逐渐远离原子弹和战争阴影、政治越来越务实的今天，蒂泽德和林德曼等个别科学家影响政府决策的故事，斯诺的提醒和告诫对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来说，似乎有些危言耸听或是匪夷所思。不过，斯诺也提醒到，“对于那些不是旨在破坏的一系列选择，也有同样的问题。例如，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的那些最重要的选择，也是由少数人在秘密地以合法的形式做出的。一般说来，做出这些选择的人不可能深刻地理解做出这些选择的根据。”

如从这个角度观察，就会发现，随着如今学科与专业的日益细化，斯诺指出的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明显。实际上，在“过去30年政治方面的经验里，最突出的是封闭政治的缺点，而不是其优点。”（《两种文化·导言》）如1997年，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爱德华· 威尔森（Edward O. Wilson）在其名著《知识的统一》（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中指出，尽管美国国会通过的议案有一半涉及科学技术，但几乎没有议员受过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公共知识分子、专栏作家、媒体记者、思想库专家等群体的知识背景也有这样的现象。直到目前这种情况几无改变。

如何消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隔阂与鸿沟，避免由此产生的恶果呢？在《两种文化》1963年第二版中，斯诺添加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一次回眸》（The Two Cultures: A Second Look）的短文，文中他乐观地提出了一种新文化——第三种文化[1]，这种文化正在浮现并弥合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之间的沟通鸿沟，使得两者之间的隔阂最终得到缓和。斯诺承认，两种文化的划分，忽略了社会科学的存在，他举了来自社会历史、社会学、人口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沟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某些共同的意向，他认为这些社会科学家们是能够形成“第三种文化”，以弥补“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

斯蒂芬·科里尼在指出如今学科内部日益细化的同时，也指出学科之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综合性探索，“但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其实是同一方向的”，“除了‘两种文化’的说法外，事实上，人们也不妨说有202种文化，或只有一种文化。”

那么，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各种交叉学科或是综合性学科的出现，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是否就减小了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我们先不妨看下，我们所信赖的“做出选择的根据”——科学，有时是多么不可信赖，而我们却又如此迷信和轻信。

在斯诺的“两种文化”引起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科学与人文的论战中，最有趣的一次莫过于“索卡尔事件”。1994年，针对当时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美国的两位科学家生物学家格罗斯和数学家莱维特合写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公开回应当时出现的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1996年，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在看到这本书后，引起共鸣，于是动笔写了一篇长达二十多页并附有一百零九条详细注释（长达十七页）和二百一十七篇出处无误的参考文献（长达十八页）的洋洋大文《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投寄给在美国批评理论方面的一流杂志《社会文本》(SocialText)。该文发表不到一个月，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上发表另一篇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称上文是一篇“诈文”，里面充满诸多常识性的科学错误，旨在检验和批评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中盛行的那种虚假和浮夸之风、漫无边际的胡说以及对科学形象的任意扭曲。索卡尔的恶作剧很快刊登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的头条，并轰动一时，拉开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索卡尔语）

索卡尔的这个恶作剧，虽然暴露了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无知和随意曲解，却也让人突然警醒：谁能帮我们分辨我们所崇拜的，赖以做出决策的科学的科学性与真伪性？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是“取决于对外在的实在的认识，还是完全由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建构而成的一种结果? 我们承认科学与社会、人文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但这种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程度或范围到底有多大？社会因素能否深入到科学内部，成为建构科学理论的重要因素？”（王善博：《引发“索卡尔事件”的三重文化背景》，《理论学刊》2005年11期）

不过，更让人心惊肉跳的警醒是：索卡尔若是认真的或是别有用心，其后果会是什么呢？ 在我们所迷信的科学家中，有多少会是“骗子索卡尔”呢？在如今我们被告之经科学检验证明过的东西中（如奶粉、药品、食品、饮用水），有多少是值得信赖的？更为可怕的是，在我们认为是科学的决策中（如某些浩大的工程、建设和科学报告）等，有多少是进行着的合法犯罪呢？

此时，我们似乎只能依赖斯诺所频繁使用的“道德”两个字，因为他确信，科学家群体比“文学知识分子”群体有更多的“道德健康”，“科学文化能赋予我们的最大财富是一种道德的文化”。

而此时，斯诺49年前在哈佛发出的声音越发显得遥远而又尖锐，他说：当你想起人类悠久而又黑暗的历史之时，你会发现可怕的犯罪出于服从之名远远多于出于背叛之名的犯罪。

（《两种文化》，C.P.斯诺著，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两种文化》，C.P.斯诺著，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3月第1版；《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查·帕·斯诺著，陈恒六、刘兵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三种版本的《两种文化》在内容上各有多寡。各版共有的核心文章是《两种文化》与《再看两种文化》。沪版所据母本为剑桥出版社1998年最新版本，增加了斯蒂芬·科里尼的长篇导言，四川版集成了斯诺的另一篇演讲《科学与政府》，三联版不仅收入了《科学与政府》，还收入了《科学在道德上的非中立性》等另外三篇演讲。）

[1] 斯诺提出的“第三种文化”的概念与美国约翰·布罗克曼（Ｊ．Brockman）在其《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1964年）中专门阐释的“第三种文化”概念是不同的。斯诺的第三种文化是两种文化冲突融合中产生的新文化，而在布洛克曼看来，所谓第三种文化，不是科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之间的沟通，而是科学家与大众直接的交流，他提出的第三种文化仍然属于科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