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友”司马迁的传奇之旅

《史记》的传世，让司马迁成了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驴友。

驴友，像一个标签，更像当下喜欢野外徒步的人的自嘲。这些人栉风沐雨，只为享受跋山涉水的乐趣。

司马迁几乎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驴友，在他之前，虽然有周穆王西巡、秦始皇东游，但都是帝王带有政治目的的巡游，车马相随，排场极大。到了司马迁，才真正开始了普通人用双脚丈量天下的历史。

他不仅为了触摸当下，还是为了寻找过去。其伟大的史学成就，固然来自于皇室收藏的典籍，也离不开他的驴友生涯。

司马迁一生的出游，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单枪匹马行走天下；第二种是衔皇帝之命，巡抚地方；第三种是跟从皇帝，巡游四方，进行封禅等一类活动。后两种是政治任务，多在西南和黄河以北。本文主要讨论司马迁出自个人兴趣的第一次旅行，也就是他20岁时的周游天下，他对此最为自豪，印象最深，从中收获也最多。

即使在晚年《史记》完成后，司马迁仍用骄傲与感慨的语气，在最后一章《太史公自序》里回顾了这次旅行：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湘沅；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这次传奇之旅，已经成了《史记》与他生命的一部分。

20岁的司马迁，带着一个青年人对世界的好奇和热忱，整束行装，从长安出发，开始他的壮游天下。他的行囊里，应该只有一件换洗的衣服，一个水囊，一点干粮，一些五铢钱，父亲从朝廷弄来的一纸推荐文书，可能还有一些竹简，用来记录沿途的事情。长途跋涉，一切都要从简。

司马迁从关中南部的武关（今陕南丹凤一带）出发，来到中原大地。第一站没有继续向东前往天下的中心，而是折向东南，到了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一带）。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制，郡和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

为什么司马迁忽略了中原大地的心脏地带，而是奔赴更偏远的南方呢？我们且跟着他的脚步，看看他的目的。

南阳在战国时是楚国北疆，已是南北交汇之地了。司马迁眼前的景色渐渐变化，草木更加茂盛，天气更加湿热。南方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切都显得新奇而有趣。

南阳郡郡治宛是一个大都会，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货物都在这里聚集，蔚为大观。司马迁走在街头，好奇地察看着这一切。想到这里的人被称作“夏人”，是上古三代中最早的夏人后裔，他顿时兴趣勃勃。

受儒家影响，司马迁对文明起源时期的上古有一种浪漫的想象，仁政与禅让、三皇五帝的光辉让他颇为倾慕，同时，聪明天纵又让他不为儒家理论所蔽，深知其中散发的野蛮与洪荒的力量。他观察到，当地人一方面忠厚朴实，“犹有先王遗风”；另一方面，因地处交通要道，见识甚广，心思也多，心地的朴实，并不影响脑子的机灵，他们对种地兴趣不大，很多人都去做生意了，这和他成长的最传统的农业社会关中很不一样。

离开南阳郡，司马迁继续南行，进入南郡地界（位于汉江南岸），正式到了南方。

映入司马迁眼帘的是大片的橘树，这个北方的青年第一次尝到这种酸酸甜甜的果实。他在炎热的夏季咬了一口，甘甜清凉的果汁嚓地射入口中，让他真切地尝到了南方的味道。

南郡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是南方第一大都市，这里曾是战国时楚国极盛时期的都城——郢，至今仍很繁盛，货物的种类，不如宛地之多。

路上，气候愈发湿热，走两步就浑身汗，司马迁换了件薄点的衣服，看看周围，才想到新鲜劲儿的背后，是远离故土的一点失落。

气候之外，他看到的更明显的变化就是饮食，与吃小米饭的关中不同，这里“饭稻羹鱼”，吃稻米、鱼肉，喝鱼汤。听起来伙食很好，其实是因为其他东西很难弄到。人民不如关中富庶，也没有什么存粮，生活全靠老天。比之中原，这儿像一块刚开发的蛮荒大陆，丛林遍地，无人出入的深山老林，更是所在多有。

江陵再往下，是司马迁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长江。

他带着满怀的兴奋，极目远朓，澄澈无际的江水像上天的赠与，浩浩荡荡，流向远方，消失在无边的丛林与水汽之中，极为壮观。司马迁凝望良久，终于意识到，他将要踏入一个新世界了。

与中原相比，这里无疑是边疆，民风也大不一样。南方巫风蔓延，盛行祭祀，在当地人峻切、虔诚而拗口的语言中，司马迁仿佛看到，暗绿色的丛林之上，漂浮着一群群看不见的神灵魂魄。

西汉初年，北方刚刚步入兴盛期，当时人始料未及的是，一千年后，中国的中心将由黄河流域转而南下，在这片蛮荒大陆上绽放。

过了长江，司马迁继续往南。足迹遍及武陵郡、桂阳郡，长沙国、淮南国、豫章郡等地，西汉时这些地方统称为“南楚”。

临沅，是司马迁在长江以南的第一站，位于今湖南常德西边不远的地方，西汉时属于武陵郡。如今有“川黔咽喉，云贵门户”之称，是拱卫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抗战时的常德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寸土不让，碧血四塞，让日军为之胆寒。司马迁的时代，川黔云贵尚未大规模开发，这座小城的辉煌历史还未起步。

司马迁接下来的旅行，大都在今湖南省进行。当时的湖南，尚没有米粉，辣椒也要等到一千多年后的明朝才传入，所以吃的依然是稻米和各种鱼肉。这里的人民霸道凶悍，偏僻地方的小酋长甚至公然称王。土人与南下的汉人之间关系很复杂，有的地方土人被汉化，有的地方汉人被当地人同化。或者械斗无已，常有死伤。

出了临沅，司马迁没有朝开阔地带走去，而是继续向南，在湘西一带的群山峻岭莽莽丛林间穿行。湘西到了晚清，依然是苗民聚集地，以民风彪悍著称，主政者常需以雷霆手段，重杀重罚，才能维持当地治安。西汉时，更加可想而知。司马迁从这里南下，应该是考虑到沅水交通之便，可以乘船而行。中途也不免遇到水流湍急之处，需要下船步行。

他一路走走停停，水路换陆路，陆路换水路，可能在密林中过夜；可能迷路断粮，以打野味为生；可能被土人抢劫；可能被毒蛇咬过，九死一生；可能被突然而至的大雨兜头盖脸，浇的全身湿透……他仍义无反顾，一路向南，他要去哪里呢？

到了南岭北缘，司马迁终于停下了脚步，他折向东南，在九嶷山一带停下脚步。这里已是如今湖南南部永州市宁远县一带，一步之遥，就是岭南了。

据传说，舜南巡之时曾死于此地。从舜至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将近两千年，相当于司马迁到21世纪了。司马迁一路往南，就是要找到舜帝去世的地方，探寻古史传说的真假。文明开端的上古三代，一直是横亘在他内心最深处的一道模糊星辰。

舜死于苍梧之野，苍梧，就是九嶷一带。应该是舜帝南巡，希望开拓新的疆土，结果被土人围攻，死于当地，或者是因为气候不适而病故。娥皇、女英南奔至洞庭而泣，也不是什么浪漫爱情，而是一个阴谋。因为作为舜身边最有权势的亲信，两人中的一人南下寻找丈夫即可，另一人要留在中原主持大局，如果找到舜，她们可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如果舜已经死去，留下的人便可从容安排继承人，以保证自己的地位。

两人一起南奔，是禹已经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把舜的亲信发配到远方，借机铲除这一派的势力。

司马迁即使少年时愿意相信儒家建构的三代禅让的政治理想，也一定隐隐察觉到了其中的疏漏。到了晚年，经历过那么多的坎坷磨难，阴谋阳谋，他对三代的历史也一定会想到这一层。只是他并不愿直接承认，因为儒家曾给他以力量和信心。

他在九嶷山一带的收获，我们不得而知，可能《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舜的部分内容就是他当时的采撷，因此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可能加强了他对历史的信仰，让他有一种心通先哲的自信，更觉得传承历史是自己的一种使命。

场景对历史学家的影响不可忽视，西方的吉本就是在看了古罗马斗兽场的磅礴大气后，被深深震撼，历史的兴盛与衰落，在他胸中久久激荡，促使他写出了《罗马帝国衰亡史》。  

通过深入南方，与当地人的广泛交流，也让司马迁对这里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有高度概括性的记载：“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失，丈夫早夭”。

从九嶷山意味深长的旅行中回过神后，司马迁折而向北。接下来，他的旅行轻松了许多，坐船沿着湘水顺流而下，湘水比沅水宽阔很多，可以一路坐船，司马迁用了一个现在读来还会让人浮想联翩的词来记录这一段旅行——浮于湘沅。

经过桂阳郡、长沙国，很快，司马迁又回到大江之滨，在离长江不远的地方，打捞出了一个被遗忘在历史上的“小人物”，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人日后会成为一个符号，一种传统，被万千民众所纪念。

这个地方叫汨罗，这个人叫屈原。

历史学家的记载需客观公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却与此全然违背，激越痛恨惋惜遗憾各种感情几乎喷薄而出。此篇结尾，司马迁想到自己的那次旅行：“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这应该是他有了晚年的经历后，对这段旅行加上的感情色彩。青年司马迁，无忧无虑，想必不会有这么多对失败者的感同身受。这里的感情，也是“层累堆积”而成。

《史记》的写作，开始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完成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中间的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对那些才华横溢而遭时不遇的人有了更多的同情，文笔更为犀利，感情更为丰沛。所以，《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项羽本纪》等应该是他作于天汉二年之后，或者之前写就，天汉二年后又有大幅的改动。

回到司马迁的旅行，他在屈原自沉的汨罗徘徊一阵之后，乘船东下，一日千里，来到淮南国的地界。淮南国是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所置，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方改为今人更熟悉的九江郡。

淮南国最出名的就是庐山了，司马迁登上庐山，看到云海在身边翻滚，宛然仙境，怪石奇树，美不胜收。他以前在长安时只远远看过终南山浮云积山岭，这次亲赴云间，不由浮想联翩：如能一直与这浮云作伴，该有多好？这浓云中会不会有神仙巫鬼？该怎样把这盛景告诉父亲，让他也感受一下……庐山一带，多产黄金，更为这个烟云变幻的地方增加了一丝神秘感。

当今的驴友需要有健康的体魄，古代更是如此。司马迁这样的个体户，尤其需要强壮的身体。登庐山，泛险舟，行老林，没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壮的肌肉，哪一项都是干不来的。

所以司马迁的形象，并不是书上那样一脸疙瘩、男女难辨的哀怨老态，而是一身腱子肉，走路带风，目光炯炯。行山路、跑半马，对他都是家常便饭。

他有一张因经常运动而显得帅气、阳光的面庞。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登上庐山之时，大汗淋漓，凉风冲面而来，滴着汗珠的油腻长发被从耳畔刮起，那种轻松喜悦让他不由得大呼几声；或者乘舟泛于大江，对着如箭一般射来的清风，骋目游怀，静听猿声划过天际。

下了庐山，司马迁一路向东，到了他这趟旅行中除了九嶷山之外最重要的地方——会稽。他为此起了一个侦探小说式的名字，“探禹穴”。

古书记载，大禹在会稽巡狩时去世。“禹穴”可能是大禹去世的地方，也可能是后世祭祀大禹的地方，年代久远，历史已变得模糊。

司马迁到底发现了多少东西，他没有具体记载。不过，我们从《史记· 五帝本纪》字里行间的口气可以看出，他并未对禹穴之行感到失望：

“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意思是他所到访的古老辽远的地方，大致和古书的记载相差不远。禹穴应该也如是。传说大禹还曾在会稽大会诸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借孔子之口确认了这个传说，表明了他的态度：对三代的遗迹、历史，持有一种尊敬的态度。

除了大禹的遗迹，会稽还是春秋时期吴越故地，越王勾践、吴王阖闾的故事广为流传，司马迁收获不少鲜活的史料。并看到了吴王的宫殿，断壁残垣，依稀看到当年盛况，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今的吴越一带是文人渊薮，山明水秀，吴侬软语。当时却全然不同。春秋时吴越之人即以彪悍著称，弹丸之地，屡屡北上争霸。汉朝依然性烈如故，班固的《汉书》记载，当地人出行常常带着剑，动辄和人决斗，轻生易死，乃寻常之事。

舜、禹的墓地都探索过了，司马迁为何没去尧的墓地呢？是因为年代久远，没有记载，还是司马迁的兴趣，主要在南方呢？这些就不得而知了。

告别会稽，司马迁离开南方，转而北上。回到生养于斯的北方故土，他在长江下游渡江，开阔的江面上，落日缓缓沉入大江，在远方映出一片橙黄，努力照亮头顶黑蓝色的天空。

司马迁觉得他竟有点喜欢上这个湿漉漉的南方了，这里烟云变幻的丛林竹木、忽晴忽雨的天空、性子凶狠而待客热情的长老，都让他有些不舍。不过自己还年轻，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回来的机会多的是，想到这里，天性乐观的司马迁调转了头，以充满期望的眼神，望向北方故土。

接下来，他的目标是齐鲁之地，偶像孔子的故乡，那是他心中的一块文化圣地。

路上，经过了开国功臣淮阴侯韩信的故乡（今江苏淮安一带），听到不少韩信少时的传奇往事。路过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的故乡薛（今鲁南滕州一带），在薛地时，他遭到抢劫，几乎不免，让他对薛这个地方，极为反感。

到了鲁国，他专程前往孔庙，看到车服礼器，想到孔子也曾在这里和诸生讲论文义，久久不愿离去。他也接受了当地儒生的邀请，上台讲了自己对儒家要义的理解。他曾十岁读古文，又经过两年的游历，见多识广，把知识和自己经历结合起来，虽然年纪不大，竟也听得台下儒生暗暗称道。

多年以后，他深陷人生的低谷，想到这位他视之为偶像的先贤，想到自己曾“讲业齐鲁之都”，心里便产生一种力量，助他度过眼前的困厄。

鲁国和齐国隔墙而立。齐国也给司马迁留下很好的印象，这里人心胸开阔，聪明开朗，喜欢发表自己见解，又很懂得交谈中的分寸，常能把聪明藏于心中。他们很少为小事而恼火，待人接事，总是乐呵呵的。

然而，司马迁对薛地的那次抢劫始终耿耿于怀，薛属于齐地，末了他还不忘架起地图炮，加上一句调侃：“（齐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让人忍俊不禁。

从齐地出来，这次旅行最重要的地方都走过了，司马迁本打算一路向西，回到关中。这时，像想到忘了什么事似的。又向西南折了个小小的弯，到沛、彭城转了一圈。

本朝开国元老刘邦、萧何、樊哙、曹参等都出自沛地，去那里搜集一些史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彭城是项羽的故乡，这时的司马迁，对项羽的英雄失路也没有太多感觉，只是觉得此人推翻强秦，摧枯拉朽般地重塑了一个时代，也算一代豪杰，于是去彭城看了看。后来的李陵之祸才加深了他对项羽的感慨。

从关中出来两三年后，司马迁开始了他的回程之旅。路上仍不忘踏访古迹，经过大梁（今河南开封）时，还特意去看了秦兵水淹大梁的废墟，以及他素所敬佩的信陵君与侯生相见的东城门。

其后，一路西行，回到长安，迫不及待地与父亲分享他的所见所闻。这趟旅行之后，司马迁比以前更壮硕、更成熟了。也为他日后的历史写作做了很好的准备，相当于最古老的一次田野调查。

当然，这次旅行，也有不足的地方。

司马迁是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出发，这几年，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对外方面，汉武帝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策划马邑之围，和匈奴彻底撕破脸皮。汉初持续七十多年的和亲政策终于结束。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青率精骑奇袭龙城，打了汉朝对匈奴的第一个胜仗。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朝发动河南之战，大军出动，收复河套地区，将匈奴赶入草原。其后，漠南之战、漠北之战相继发生。

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大汉像一件吸满了水的棉衣，现在被不断地扭紧，人力、物力就是其中的水源，源源不断地向外挤出，国家这个机器也越拧越紧，兵役、徭役的压力之下，人民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的生活、感情、心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的意见如何？

对内方面，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大规模推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淮南国分为三国，梁国分为五国，赵国分为六国……权力像一把隐形的缰绳，拉动着地方，缓缓向中央收紧，大变动之下，社会的中下层作何反应？他们是什么态度？

对外、对内两方面，都是一个大时代，可足记录的事情很多。虽然《史记》的写法是略古详今，司马迁此时的兴趣，却大都集中在历史上，对上述问题似乎未多注意。现实只是他理解历史的一个注脚。

时间无所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问题自然会渐渐成为他生命中更重要的部分。

总体来说，这趟旅行，不论对司马迁，还是后世的人们，都是得愈于失。这像司马迁的一次成人礼，星辰大地、山川河流将当下与过往的时空凝聚在一起，注入他的胸中，筑起一座历史与文化的七宝阁楼，引来后世的人们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