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zi Chen

陈励子 MIT经济系博士生在读,组织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方向。关注言论审查和社交媒体对公民话语方式的影响。能掐会算,咬文嚼字。

有孔隙的审查制度

Molly Roberts在新书 《言论审查:中国防火墙内对注意力的分散和转移》(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中提出:中国的审查具有孔隙性(porous)特点。审查方式大多并非严厉禁止(ban),而更类对信息征税(tax),即:强制网民付出额外金钱或时间来获得被审查的信息。

作者指出,即使是最臭名昭著的审查方式——防火墙,公民也可以通过VPN服务功能绕过,但政府有时会通过故意放缓网速(throttling)等方式增加网民等待时间,消磨他们获取信息的耐心。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政府本有能力实施更加有力的审查(比如通过封禁VPN),但却似乎刻意选择不这样做。

传统传播学理论认为,“孔隙性”的审查是无用功:因为公民可以很快学会如何绕过审查,而信息具有非排外性(non-excludablility),首先获得信息的人可以低成本分享并传播信息。但作者指出,这样孔隙性的审查方式是中国政府刻意选择的策略。

首先,大部分公民对政治或敏感性信息兴趣不足,很小的成本(时间或金钱)就足以让他们放弃获取信息。而研究表明,从免费到有偿(即使很低的价格)的价格质变可以明显改变人们的行为。

作者总结了中国政府的审查方式的三元素:

恐惧(fear):直接以丧失工作或人身安全威胁,意在导致对象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这种审查方式的负面作用是实施过程太明显可能导致反弹,反而引起人们对被审查信息的兴趣。
阻塞(friction):增加获取信息的时间或金钱成本,提高信息门槛。如重新排列搜索引擎结果,把敏感内容排序滞后,放缓特定网站浏览速度等。与恐惧相比,这种手段更不易被察觉,具有隐蔽性。
放水(flooding):包括有组织的统一发帖(“水军行动”)等。目的是转移注意力、进行喉舌宣传、造成迷惑性。

作者认为,后两种方式之所以更有效,是因为它们可以将社会分裂成多个群落:那些掌握技术的精英更容易获得敏感信息,而其他公民缺乏获得更多信息的动力。将二者的信息圈分裂,便于政府把公民核心与周边隔离,而避免协调性的集体活动出现。

相反,镇压性的强制手段会凸显政府的虚弱无力,且因曝光性高,容易造成反弹,让人们对被封杀的信息更感兴趣,得不偿失。

作者发现,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具有因人而异、量身定做的特点:因为放水(flooding)和阻塞(friction)的方式对社会精英无效(他们的甄别能力较高),政府可以集中精力,用威胁恐惧(fear)方式精确打击新闻工作者、异见人士和其他社会精英,防止他们将信息广泛扩散。

作者认为,言论审查不仅局限与内容,还包括信息扩散的方式——”水军”(五毛党)等运作方式造成信息拥挤混乱,污染言论空间,从而破坏那些政府不认可新闻媒体的声望信誉。

作者进一步指出,理解中国政府言论审查的方式对改进民主制度下信息扩散方式也有借鉴意义。在西方,少数社交媒体网络公司和信息提供者对信息传播的速度和便利程度有相当控制力,容易被政治势力利用。在操作不透明和缺乏潜在竞争的环境下,机器人和廉价的网络评论员让公民难以分清有价值的信息和杂音。当社交媒体的这些特点被政治运作者利用,也会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信息干扰和审查——即使是在名义上拥有言论自由空间的民主国家。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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