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者,关注伊斯兰研究。

罗素·柯克:柏克,神意与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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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柏克,神意与古风

 


作者:[美]罗素·柯克

译者:王立秋

译自:Russell Kirk, ‘Burke, Providence, and Archaism’, in The Sewanee Review, Vol. 69, No. 1 (Winter, 1961), pp. 179-184.译文原发布于2015年2月6日,转录Matters存档。

 

 

 

“道德想象的衣橱”:埃德蒙·柏克的这个短语在二十世纪又被重新发现,并以意译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就像柏克那里的许多别的东西那样,在二十世纪的教育和讨论中依然强势的实证主义们,还是不理解柏克说的“道德想象”可能意谓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修辞”。它当然是修辞:伟大的修辞。真正的修辞家是力图通过美妙而正义的说服的艺术,把他人引向真理的人。和西塞罗一样,柏克是一个有高想象力和深刻学问的政治家,他意识到,逻各斯既是词也是真理:修辞是正确(当)的理性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推诿或抵赖的手段。

 

然而尽管柏克是一位风格(文体)大师,一些非常有趣的,对他的演说和著作的错误阐释却依然存在。然而,过去四年间,有十多本关于柏克的新书出版了。这些学术著作中的大多数——因为这一工作是博学而全面的——碰巧是美国人写的。对真想知道柏克的思想和行为的人来说,如今,相关的信息可用了。布尔顿(Boulton)的柏克的《崇高与美》的定版;斯坦利斯(Stanlis)的《埃德蒙·柏克与自然法》(Edmund Burke and theNatural Law);霍夫曼(Hoffman)的《埃德蒙·柏克,纽约的代理人》(Edmund Burke, New YorkAgent)——这些专著,作为同类的典范,都恢复了柏克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为止一直享有)的,在哲学、政治学和文学圈的显赫地位。

 

最近关于柏克的意义的活跃的争论之一,出自这个问题,即柏克首先是一个有持久原则的人,还是一个经验主义和权宜的拥护者;他是站在古典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中,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者;他是基督教的神意在人事中起作用的观点的阐释者,还是应被归类为历史主义者的先驱。这场争论看起来主要是被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一段话激起的:“柏克差一点就要说,反对人类事务中的一种彻底邪恶的潮流是倔强的,如果那潮流足够有力的话”,施特劳斯教授写道,“他忽视了拼死抵抗的高贵。”尽管施特劳斯博士也是柏克的仰慕者,但他的整个观察,却被其他人认为是对作为这个麻烦的时代的向导的柏克的一般的否定(即总体上否定了柏克作为我们时代的向导的地位)。

 

柏克的《关于法国事务的思考》(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 1791)的结论部分是施特劳斯引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材料来源。“如果一个伟大的变革在人类事务中发生的话”,柏克说,“那么人的心智就会适应它,普遍的意见和情感都会朝那个方向发展。一切恐惧、一切希望都会促进它(即变革);这样,那些坚持反对人类事务中的这个强力潮流的人,看起来就是在抵抗神意本身的法令,而不仅仅是人的设计了。他们不会是坚定而毅然的,而只会是倔强而顽固的。”

 

在这段宏大的文字中,一些批评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柏克倾向于这样的观念:在历史上发生的无论什么都必然是正当的;失败的事业就永远失败了;我们必须骑在未来的波浪的浪峰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流行与这场关于柏克之意义的争论有关。汤因比教授锻造了“拟古主义者(archaist)”这个术语,用它来描述顽固地献身于某种过去的或正在过去的生活方式的人;他主要的例子是乌提卡的加图(Cato of Utica)。显然,施特劳斯在评论柏克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显然是汤因比对加图的嘲讽,“我们当然都在和加图相反的那端上,他竟敢拥护一个失败的事业。”

 

与施特劳斯博士共享对这位年轻的加图的钦佩的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先生,在一篇收录在《还是叛军,还是北军/还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佬》(Still Rebels, StillYankees)中的,题为《汤因比和哈代那里的未来主义和拟古主义》(‘Futurism and Archaism inToynbee and Hardy’)中有力地抨击了汤因比。汤因比的“拟古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的类型实际上是对传统和反传统之间的对立的混乱的再现/表征,戴维森写道。我同意戴维森教授的判断。现在没有人会把柏克归类为“未来主义者”或传统的敌人;但施特劳斯指出,而其他人也断然坚持,柏克持一种与汤因比的晚近的自由主义(latter-day-liberal)态度非常相近的观点:简言之,即原则随时代而改变,而道德亦随风土而变;以及(先于黑格尔)我们不应该徒劳地反对历史的行进。

 

但我认为对柏克的这种批判是不公正的。任何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都应该重读《关于法国事务的思考》。在著名的最后那段话里,柏克并不是在暗示也许对宗教和既定事物的拥护者们应该任由他们自己为法国大革命的浪潮所席卷而去。恰恰相反,他说的是,对革命的有效地反对,必须是许许多多的,明智地一起行动的人的工作/努力;他宣告了他作为一个如今从议会退任并脱离他的政党的老政客在说明恶之外做更多事情上的无能。他希望的“强力的潮流”,是有“力量、智慧和信息”去与革命拼搏的人的觉醒;他实在要求支持传统的舆论的浪潮。柏克在多年钱就已经说过,平常通过人的意见和习惯来运作的神意;而如果人忽视了人类行为的法则——这些法则通过启示、成习和对历史的研究而为人们所知——的话,那么,一种报复性的神意就会开始运作。

 

确实,1791年,在革命者取得成功后,柏克处在阴郁,甚至是绝望的魔爪中;在《关于法国事务的思考》的最后的段落中,我们可以读到他自己的事业可能失败的暗示。然而,至多,柏克也只是说,就像在一个世纪后瓦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说的那样,“Sed transeat.为不能修复东西哀悼是徒劳的。”在他时代的所有人中,柏克是最激烈反对一切与法国改革者的原则的妥协的。与屈服相比他宁可上断头台;而(为此)他(不惜)与朋友和政党决裂,牺牲名誉并甘冒破产的风险,而不是纵容与英国“和平”派的最轻微的退让。这样一个人,在表面上,看起来与施特劳斯(笔下)的妥协的自由主义者相比,更像是汤因比笔下的拟古主义者。

 

然而,埃德蒙·柏克绝不是拟古主义者:不比雅各宾更雅各宾。实践的政治,他知道,是可能的艺术。我们不可能通过对刚性抽象的学说的傲慢的坚持,来只手改变意见的气候,或我们时代的制度。正义和审慎的政治家,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应对他发现的流行的意见和习俗——尽管他必须根据持久的原则(柏克在原则和“抽象”,或不以对实际的人和民族的真实的理解为基础的理论之间做了区分)来行动。

 

如果我们转向托克维尔,柏克的门徒,那么,柏克对神意在社会运动中的设计的力量的理解就会变得更加清楚。民主看起来是上帝授予现代社会的,托克维尔如是宣告。但他气质上绝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在民主中看到许多危险甚或必然是错误的东西,和许多好的东西。但民主的学说和生活方式的胜利看起来显然是神意的作品;我们要抵抗我们的存在的作者是愚蠢的;而有影响力的智者应该努力把民主引向正确的方向,而不是哀悼不可能被恢复的,正在过去的东西。托克维尔,和柏克一样,绝不是因胆怯而抛弃原则的人。因此,柏克至多——在《关于法国事务的思考》和其他地方——仅仅是在说,有时人可能犯错,人也不应与上帝对着干;他没有随波逐流跟随一股“彻底邪恶的潮流”。

 

这三本最新的关于柏克的出版物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柏克是一个处在伟大传统中的思想家和政客,是西塞罗的真正的继承人,坚持古代意义上(与“人的权利”相对)的自然法,深刻地受到基督教学说的影响;他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尽管他显然承认历史经验的要求;不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除非实证主义者垄断了理性;不是一个前-黑格尔主义者,而是传统的拥护者——为道德想象所阐明的传统的拥护者。

 

在编辑出色的《书信集》(现已出版的唯一一个完整的版本)的第二卷中我们面对的是1768年到1774年——著名的和解演说和努力,以及《关于当前不满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Present Discontents)——的柏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年的柏克,在原则上和1790年的柏克是同一的;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有一次写到的那样,在谴责法国的革命的时候“柏克是他自己,而且是对的”;总体上厌恶革命的柏克,不成功地试图说服英国采取慷慨的美洲政策,有计划地维持亲密联系的真实的好处——这,区别于议会为殖民地立法的抽象的要求。而在《当前的不满》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从他第一次与罗金汉的利益发生联系到《与弑君者媾和》的那些恐惧的日子,激发柏克的那些本真的原则。

 

马霍尼博士对作为他的故土爱尔兰一贯的朋友的柏克的考察,揭露了一个有高度义务感,并对事务有着极强的实践上的领会的政客——一个愿意为正义牺牲许多,却不会牺牲持久的道德或政治的原则的人。它描述的不是一个害怕支持“失败的”事业的人。当然,在十八世纪,罗马天主教在英国的体系中看起来必然已经是一个失败的事业了;确实,一个世纪以后,W.E.H.莱基(W.E.H.Lecky,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柏克的学生)也认为教会注定要濒临解体——它不构成对任何事物的威胁,而只是一种可怜的、年老的古物。柏克本人信奉的是国教,支持天主教的解放,对他来说没有多少利可图,而甚至在“无比怀疑牧师”的辉格党中,(这样做)可失去的却很多。出于一种正义感,以及传统的要求,柏克拾起了这不受欢迎的“失败的”事业——后者只在遥远的意义上才是他自己的事业。“1793年天主教徒获得选举权”,马霍尼写道,“以及许多现存刑法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柏克。天主教解放的完成,比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讨伐更加充分地占据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我已经概括了《埃德蒙·柏克的政治理性》的大体论证。作为一个清醒的作家,卡纳文神父介入了一次与施特劳斯博士及其学派的友好的对话。“柏克并不是在暗示,传统是社会和政治判断的最终而自足的标准”,神父卡纳文在他关于“合法性”的章节中如此写道。“但他确实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传统是铸模——源于自然的权利和义务就在其中成形——和载体——这些权利和义务也是通过传统传递到人身上的。这就是柏克实际上意谓的一切。后来的理论家们会在他的作品的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段落中发现历史主义的种子,但这并不是因为柏克在那里播下了那些种子。”卡纳文,在转向《论与弑君者媾和的第一封书信》(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的时候提醒我们,柏克含蓄地否定了通过所谓的,对神的意图的预测来统治一个民族的可能性。“神意出现在这里”,正如卡纳文神父在总结部分写到的那样,“不是作为历史的可理解性的来源,而无宁说是作为解释确切来说历史中不可理解的那些东西的最终的却又是神秘的理由。”人可以“抵抗神意的秩序”,正如柏克在黑斯廷斯审判期间说的那样;他们可以背叛秩序的永恒的构成;但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毁灭自己。

 

既不是非理性的古物的皈依者,也不是当时正在出现的功利主义社会的使徒,埃德蒙·柏克,在我们的时代,作为一个第一流的智识和文学人物,看起来每年都显得越发高达。(尽管如此,他——和西塞罗与纽曼一样——在阿德勒-哈钦斯出版社的伟大的书的出版计划中还是被彻底忽略了)。说到底,神意一直都是柏克的朋友。如果说这些像这样的研究支持的柏克的声望继续增长的话,那么,古典的修辞学科也许就不再是一个失败的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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