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王立秋

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该怎样教?

为什么学生不读书

该怎样教?

Liqiu Wang 王立秋 2024-03-16 13:26

上个月,亚当·科茨科(Adam Kotsco)在Slat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学生读写能力——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被视之为当然的东西——的消失。他说一直以来,他为每节课指定的阅读材料大概都在30页左右,根据阅读材料的难易程度有所增减。但近年来他发现的一个问题是,超过10页的材料就会让学生觉得受不了,要求学生把握一篇20页左右的论文中的论证更是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确认这不只是一个个别问题、或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习惯性抱怨后,他推测,学生读写能力的消失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数字技术尤其是手机的普及,尤其是,现在,我们在课堂上面对的是完全在智能手机陪伴下长大的一代人(当然,说的主要是欧美的情况,且暂不考虑数字鸿沟的影响);二是疫情;三是教学方式,主要体现为以考试-指标化考核为取向的、受某些流行教育理论(如平衡读写理论)影响的教学方式。

我相信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任何扮演过教师角色的人的共鸣和思考(由于作者与Slate签了三个月内不得授权其他地方转发的合同,我暂时无法直接译介这篇短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slate上搜索“The Loss of Things I Took for Granted”)。它也提醒我注意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思维盲区:作为一个成天把relexivity和反思挂在嘴上的人,在这方面,我却真的只是在“抱怨”和被动地“迎合”、而没有主动地思考“为什么学生不读书”这个问题。然而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和很多看似与眼下现实联系不那么紧密的问题是相关的。

在引申之前,我想简要评述亚当的论述。他提到的第一、二点,在我看来影响不全是负面的,这涉及到关于数字技术/媒介的利弊之争、可供性、对人潜能的限制/激发等的讨论(这里适合引用丹尼尔·米勒的一个论述:“和使用像后人类或跨人类那样的术语相反,我们可以把人定义为一个包含每一种新技术实现的潜在因素的存在”)。当然也就像他指出的那样,这部分多少也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我们能争取改变的,是对这个环境、氛围、条件的反应,也就是我们的教学方式。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只是想补充指出,看似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教学方式,本身也有结构的一面。它和测量、指标化、审计、考核是相关的,甚至再进一步加以引申,和数字技术背后的“数字思维”也是相关的(关于与“模拟”相对的“数字”思维模式,参见亚历山大·加洛韦教授为我们编选的数字与模拟专题,这组文章将刊载于《智能社会研究》即将出版的第6期,敬请关注)。

但在这里先不谈更哲学、更理论、更思想史的那个部分,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学生不读书”的政治经济结构因素。我首先想到的是自读到起就一直放在心里的,子安宣邦关于“学”之复权的讨论。对此,户仓恒信在为《思想史家重读的论语:“学”的复权》(简中版本译作《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撰写的书评中做出了很好的引申:“现代教育的偏执是,始终不让学子们积极思考,所谓不参加、不出席、不发表,这些消极行为上才需要其自主性的抉择。很奇妙的是,从幼稚园到研究所,这些机构的主宰者只对于‘能为而为’盲目地加以评分,而不去思考‘能为而不为’里含有的积极意涵。……这种‘学制’的存在已经证明了,学子们对于这活动感受不到‘学’的存在”(p. 287)。当“教”被固化、吸纳为体制架构的一部分,旨在灌输均一化的“正确”的时候,“学”就变成了名义上正确但事实上不被鼓励的抵抗。事实上,真正对系统内教育有所体会的人也清楚,这个名义上被鼓励的行动,也被鼓励只停留在表面上——你最好表演学,而不要真的去学。(相应的,你最好表演教,而不是真去教似乎早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了,参见徐浩峰的各种电影。)

但是什么刺破了相互配合的泡沫,使学生不通过学的抵抗去摆脱学的表象,而是转向懒惰/摆烂/冷漠/不配合/不理会/不回应/不在乎的态度呢?事实上,这种不配合背后有一种寂静的绝望。

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反身性无能与止动》一章,对这个现象做出了敏锐的诊断。“这种听天由命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犬儒,而是反身性无能。他们知道情况不妙,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无比强大的现实、结构采取了一种怠惰的态度,就费舍观察到的英国学生而言,这种态度促使学生们转向了一种“抑郁的快乐”。

但我们这里不一样,毕竟,与在实际教学互动中遭遇的“消极”相反,事实上,我们的学生似乎更加“积极”的“卷”起来了。说到底,规训结构的转变仿佛更多地激发了学生们的新自由主义主体性。“学”被抛弃了看起来仅仅是因为它“无用”。

的确,如果要学习怎样混学界,抛弃课堂直接去接受大缸式的学术公务员培训不好吗?如果要满足考核指标,以比课堂高效的方式速成不好吗?如果要占有知识,直接购买不好吗?如果一定要接受灌输,B站不好么?

于是这似乎又回到了课堂上应该提供什么的问题,在明面上的功能失效并已经可以彻底被各种“黑市”取代的情况下,课堂还能提供什么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

也许是某种无法被指标化、被显性化、被捕捉的东西。在我看来,那就是学,而如果学不能被以主动的、积极的方式教授的话,那么,课堂能提供的,至少是“学”的示范——教育者不能只表演教,也必须展示学——至多则是对“学”的亲历,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去亲历学习,亲历阅读、理解、思考、分析的过程。

CC BY-NC-ND 4.0 版权声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加载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