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种族主义

现代种族主义

瓦列里·恩格尔/文

王立秋/译

译自Valery Engel, “Modern racism”, 原载OpenDemocracy, 2019年4月26日，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can-europe-make-it/modern-racism/。本文是“欧洲能挺过去吗？”栏目下的一篇文章。翻译在CC协议下获得授权。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瓦列里·恩格尔(1961- )，俄国犹太历史学家和公众人物。

现代种族主义不使用“种族”概念，它使用的概念是“文化的不兼容”、“保护本土的文化价值”，“文明的冲突”等等，它认为，国家中的文化多样性，只可能是威胁。

早在1954年，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人格特质理论的作者，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博士就写到过，文化种族主义兴起于“一个群体号称自己决定了全社会的文化价值”的时候。这波操作不仅意味着族群中心主义，也即，使主流群体的文化和遗产成为这个群体的核心价值，也把这个文化强加给了其他群体。

基于文化的论证的，“本土的”人民与“非本土的”人民的对立，在这种话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种族”概念，被“文化”概念给取代了，但种族理论的其他成分，却一点儿也没变。确切来说，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欧洲表现得最为严重，现代种族主义是如此地无处不在，以至于许多政客、和社会的一些部分也开始认为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并拒绝接受这点——即，现代种族主义会引起针对少数的歧视——了。

为现代种族主义辩护的人都相信，不同的种族和族群群体有不同的文化准则，它们绝无友好相处的可能。在这里，理解到这点是重要的，即，和在美国不一样，在欧洲和亚非的部分地区，流行的“种族”和“族群”概念经常是混在一起的，而地方的种族主义者也不会对二者进行区分。在这样的环境下，种族主义可能完全与族群-民族主义重合，并导致使文化上的“他者”非人化、甚至种族清洗的后果，就像九十年代，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那样。

在现代种族主义的话语中，人们普遍接受，限制少数的文化对本土的多数的文化的影响是必要的。信奉现代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者通常使用三种方法来杜绝少数文化对多数文化的影响：

1)     限制他文化的人民流入本国，包括限制移民，以达到限制少数的文化影响的目的。

2)     削弱他文化的代表在本国的存在。现代种族主义者为此而是用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教育的工具，强迫他们不欢迎的，来自他文化的人离开他们的国家。

3)     在文化上，对少数进行同化。现代种族主义者宣称，这是为了少数民族好，他们还越来越多地用“融入”这个词来取代“同化”。虽然融入是一条双向街，而同化则永远是一个单向的运动——向多数靠齐的运动。

区分自愿的和强制的同化是必要的。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自愿的同化，是现代种族主义的一个迹象，因为它取决于选择的权利。如果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文化认同，那么，这样的同化就完全是正常的。

强制的同化，是种族主义的迹象，所谓的强制同化，即，以不顾人民意愿，改变其认同为目的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包括，剥夺少数民族在教育和文化上的选择权。现代种族主义者倒不一定真的把多数文化强加于少数，但他们会破坏少数民族的教育的基础设施（包括私立学校和大学），同时会全面禁止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禁止在与当局的交流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

所以，现代种族主义涉及以限制他文化为目的的暴力行为。这样的行为的后果是，少数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而被多数文化吸收。我要重申这点，即，这件事情对少数来说，可能真是好事。但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并没有获得选择的权利，除被同化之外，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离开自己的国家。

因此，经典的种族主义者会公然宣称，他不喜欢特定种族的代表；而二十一世纪的种族主义者则会说，比如说，他不喜欢清真寺，因为清真寺破坏了欧洲城市的外观，或要求为了保持“机会平等”，而把另一种认同强加于他的邻人。

现代种族主义作为一个威胁，主要出现在这样的国家：在这里，经典的种族主义在政治上不再正确，或遭到了法律的禁止。我们能肯定地说，有哪个或哪几个欧洲国家在公然地宣扬现代种族主义吗？不，但这样的倾向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假装保护多数文化，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拒绝难民，或禁止用国语以外的语言礼拜（就像在意大利）；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剥夺之前是移民的公民的公民身份（就像2016-17年荷兰发生的那样）；对公共场所的宗教着装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许多欧洲国家都如此）；有针对性地破坏现存的双语教育或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基础设施；禁止在少数民族的学校（包括私立的教育机构）中教少数民的的语言（比如，在乌克兰）；越来越常见的，为使穆斯林的孩子熟悉欧洲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价值强加于他们）而使这些孩子与家人分离（比如像在丹麦那样，强迫他们过基督教的复活节，进行基督教的活动那样）——所有这些，都是新兴的现代种族主义的例子。

为什么是现在呢？

可以说，对右翼激进分子联合执政的国家来说，这波操作是相当典型的，但这样的国家的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什么右翼政权要在自己的政策中引入这些现代种族主义的元素呢？

首先，他们害怕规模巨大的少数群体，他们想同化他们，或逼他们移民出去。另外，为移民进程而感到恐慌的、拥抱民族主义的选民的数量也再急剧增长。这些选民是他们的重要的票仓。他们经常通过援引复仇——为根据民族传统，多数在几十几百年前遭受的恶行而报仇；或报复特定少数在历史上对他们的土地的占有——来动员这些人。

欧洲反犹主义的兴起，是与阿以冲突的激化、反犹抗议的增长，与达伊沙的恐怖行径，和俄-乌冲突中恐俄情绪的高涨相伴发生的，这点早就得到了证明。所以，少数沦为了外部环境的人质，而这些欧洲国家内部的少数，又不可能对这些环境产生任何影响。

结果，我们也就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但实际上也是老的风险。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

1.     种族主义回归政治话语，尽管形式变了。

2.     在那些允许现代民族主义表现的国家，民族国家的概念变了。这些国家逐渐回归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流行的民族概念，在那个时候，民族经常被呈现为某种内聚的、铁板一块的、由“像我们一样的”人构成的东西。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民族被感知为一个由民族价值的总和（包括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表现的语言、文化和价值）构成的集体的人格。这样的社会会逐渐走向同质和单文化主义。

3.     —在这些受现代种族主义影响的国家中，在民主的价值（如选择自由和多样性）与单文化社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获胜的将是后者。这会导致民主社会向“普世国家”过渡，而通过对社会所有领域的控制，最终，这些社会将走向民主赤字。

4.     最后，在向少数强加多数文化的国家，种族间和族群间冲突的风险会急剧增加。此外，今天，比如说，在拉脱维亚，在欧洲有百分之三十的穆斯林移民，和百分之八十五的东欧领土收复主义者不想同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激进的组织才是最有效的，它填补了在政权拒绝介入教育事务（包括宗教的和少数的文化）后出现的真空。

其次，是社会-文化的风险：

1.     少数群体成员接受的教育的质量有急剧下降的风险。接受母语教育的孩子和接受外语教育的孩子的机会不再平等，特别是在被隔离的社群那里，在那里，孩子完全接触不到其他语言的日常交流。典型地，当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风险。最近，拉脱维亚文化部发布的简报，和宪法院关于禁止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法令说：“学生不懂物理学没那么可怕。重要的是，拉脱维亚语作为国语的地位，要得到强化。”

2.     相应地，也就会有少数族群（他们接受的是来自多数族群的外语的教育）和多数族群毕业生（他们接受的是母语教育）在劳动市场上机会不平等的风险。显然，教育水平不同的人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不可能相同。

3.     少数群体儿童会有心理不稳定和被边缘化的危险。所有主要的教育专家都相信，儿童的概念装置，应该在母语中形成。但在小学中，有一半科目是用非母语来教的情况下，这种在教育进程中施加的野蛮干涉，可能损害儿童的人格发展。

国际组织应该特别注意新形式的种族主义的问题。为发展新的（或修正老的）以反对种族主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为目标的国际文件，支持这个领域的监控和研究是必要的。

它们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今天，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国际文件提供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定义。这就允许参与各种各样的反种族主义协定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保留，即，在他们的国家，谁是少数民族，谁不是少数民族。结果，小的本土族群可能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而也许，不到一百年前才在欧洲定居下来的新的少数，却没有这样的权利。此外，几乎所有的国际文件都有为以“融入”为目的的强制同化正名的漏洞（比如说，参见欧洲会议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协定的第五章第二条）。

显然，国际文件往往是妥协的结果，但今天，这样的妥协不再有利于民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