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巴克尔论埃德蒙·柏克

巴克尔：论柏克

作者：[英]亨利·托马斯·巴克尔

译者：王立秋

译自：Henry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England(《英国文明史》), Volume I, From the Second LondonEdition to which is added an alphabetical index, New York and London: D.Appleton and Company, 1925. Chapt. VII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Intellec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期的英国智识史纲》), pp. 326-342. Trans. Liqiu Wang. 涉及的几个小节分别为’Ability and accomplishments of Burke’-‘He opposed the views ofGeorge III., and was neglected by him’-‘Burke’s subsequent hallucinations andviolence’-‘The king now favoured him’.译文仅供学习交流。

摘译自巴克尔：《英国文明史》(History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第一卷相关部分（……柏克的能力和成就-他反对乔治三世的观点，但遭后者忽视-柏克后来的幻觉和暴力-现在国王知道他了……）。在选段前一部分巴克尔论述了乔治三世统治下上院贵族的退化。

译文原发布于2015年2月16日，转录Matters存档。

（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伟大的作家；没有伟大的演说家；没有伟大的政治家；没有真正的土地贵族，——在乔治三世创造的这些的冒牌的贵族中找不到这样的人。这种奇怪的[贵族的]构成在表现这个国家的追求实利的兴趣方面也同样糟糕。在英国大多数要人中，那些从事银行和商业的人地位很高：从十七世纪末开始他们的影响力有了急剧的上升；尽管他们的智力、他们的清晰而有条理的习惯和他们关于事务的常识，使他们在每个方面都优越于上院贵族出身的那些阶级。）但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人会注意这些（随能力而来的）的要求；而根据柏克——他在这一主题上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确定，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被提升为贵族的与商业相关的人是如此之少。[1]

要收集在此时期，标志英国政治之退化的所有症状，那就没完没了了；这是一种最惊人的堕落，因为它与时代的精神相悖，也因为它发生在（尽管）有伟大的进步——既是社会的也是智识的——的时代。进步最终何以停止政治的反应，甚至迫使它收回它自己的脚步，会在本书的另一个部分出现；但有一个地方是我不得不加以赘述的，因为它给（此时期）公共事务的趋势以最有趣的说明，同时，它还展示了那最伟大的人中的一个，和那个——只有培根一个例外——曾投身于英国政治实践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性格。

对乔治三世王朝的哪怕最简略的概括，若忽略了埃德蒙·柏克的名字，也确是不幸地不完美的。这位杰出的人的研究不仅覆盖了整个政治探究的领域[2]，还向一系列极为多样的主题拓展，这些主题，尽管看起来和政治无关，实际上却作为重要的附属物，而对政治产生影响；因为，对哲学的心智来说，知识的一切分支都会点亮甚至那些看起来离它最远的东西。那个判断人的水平绝不低下的人[3]为他致的悼词，可以的得到他作品中的篇章，以及他的同时代人中最杰出的那些人的证明，以及，不仅仅是证明。[4]因此，在他深入法哲学的洞见获得律师们的喝彩的同时，[5]他对整个美术及美术理论的熟悉也赢得了艺术家们的尊重；[6]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组合，因为这两种追求，经常被认为——尽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彼此不兼容。同时，以及，尽管有政治生活的占用，我们有确实根据地知道，他也给诸语言的历史与起源以极大的关注；[7]这是一个极大的主题，在过去三十年间已经变成研究人类心智的一个重要资源，但关于这个主题的想法，在广义上说，才刚开始在一些孤立的思想家那里初露端倪。而且，甚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当·斯密满载使他的名字不朽的那些发现来到伦敦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柏克已经预见了那些结论，而这些结论的成熟，花费了斯密本人数年焦急的、不间断的劳动。[8]

除这些触及社会哲学之基础的伟大的探究外，柏克还相当熟悉物理学，甚至机械贸易的实践和程序惯例。所有这些是如此无间地化入、合入他的心智，以至于它（他的心智）做好了应对一切场合的准备；不是，和普通政客的知识一样，破碎而浪费在（不连贯的）片段上，而是连成一个整体，为一种给甚至最枯燥的研究以生命的天才所融合。这，确实，就是柏克的特点，即，在他的手中，没有什么是贫乏无趣的。这就是他的智识的力量和充盈之所在，即，它在各个方向上都结出果实，并且能够通过展示它们和普遍原则的关联，以及它们在人类事务的伟大图式中扮演的角色，给最卑下的主题以尊严。

但一直以来，在我看来，柏克的性格中，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驾驭他不同寻常的才能的那种独特的节制和冷静(sobriety)。在他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他的政治原则，绝不是推理的，而完全是实践的。这是特别令人震惊的，因为他有一切理由走向相反的方向。他比他的时代的一切政客更具备普遍化（概括，即概念思维——译注）的素质，而他也有一个不同寻常地，易于立乎其大的心智。在许多场合下，确实，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展示他作为一位原创而极具思辨性的思想家的能力。但他一开始从政（在政治的土地上行进），他就改变了他的方法。在与财富的积累和分配相关的问题中，他看到，通过从一些简单的原则出发，建构一套可为本国的商业和财政利益所用的演绎的科学是可能的。他拒绝比这更进一步，因为他知道，除了他这唯一一个例外，一切政治都是从经验出发的，并且很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经验的。因此，他在政治的所有意义中辨认出这个伟大的学说，而这个学说，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也太过于经常地遭到忽视，即，立法者的目标不应该是真理，而应该是权宜(expediency)。在考察实际的知识状态的时候，他被迫承认，所有的政治原则都是通过从有限的事实出发的仓促的归纳提出的；以及，因此，在对事实进行补充的时候，明智的人应该再检查归纳，并于为原则而牺牲实践相反，修正那些他（用了就）可能改变实践的原则。或者，换句话说，他认为，政治原则至多也不过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而政治实践则与人类的自然/本质和人类的激情有关，而理性不过是后者的一部分；[9]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一位政治家的真正的事务，就是设想有效地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而把决定那些目的应当是什么的任务留给国家的普遍的声音，并根据他为之立法的并注定要服从的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他自己的原则来塑造自己的行为。[10]

使柏克的出现成为我们政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纪元的，正是（他的）这些见解，以及他倡导这些观念的不同寻常的能力。[11]无疑，在他之前，我们也有其他否定普遍原则在政治中的有效性的政治家；但他们的否定只是（基于）无知的幸运的猜测，而他们拒绝的理论，他们是不会费工夫去学的。柏克拒绝它们（普遍的原则）是因为他懂。虽然有各种动机去依赖他自己的概括（普遍化），但是他依然成功抵抗了诱惑；尽管各种政治知识都很丰富，但他还是让他的心智去服从于事件的进展；他认为政府的目标，不是保全特定的制度，也不是传播特定的原则，而是广大人民的幸福；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坚持服从民众的意愿，在他之前没有一个政治家做到这点，而在他身后太多的政治家忘了这点——这，是柏克罕见的长处。确实，我们的国家，依然充斥着那些柏克大声反对的，庸俗的政客；依然充斥着疲弱和肤浅的人，他们，把他们微薄的力量花在抵抗改革的进程上后，发现他们自己最后还是要被迫屈服；而且，他们一穷尽他们人造的小计划，一——通过他们磨蹭的没有风度的妥协——播下未来的不满的种子，就又转向了他们为之所挫败的那个时代；他们哀悼人类的堕落；他们悲叹公共精神的衰退；他们为一个如此无视他们的祖先的智慧，以至于要篡改一部已经长满数个世纪以来的成习的白发的宪政的人民的命运而哭泣。

那些研究过乔治三世在位时代的人会轻易地理解有一个像柏克这样的人来反对这些不幸的妄想；这些妄想对许多国家来说是致命的，并且不止一次地毁灭了我们自己的国家。[12]他们也会理解，在国王看来，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至多，只是个雄辩的演说者，与福克斯和查特姆(Chatham)同类；另一方面，这三个天才，又是不安全、不可靠的，相当不适宜托以重负，且无福消受参加御前会议这般尊贵的殊荣。事实上，在柏克参与公共生活的三十年间，他从来没有在内阁任职，一次也没有；[13]甚至唯有的担任副职的场合，也是在自由党内阁之任命强加的政治动荡的简短的间歇。

确实，柏克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对一个认为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古老的，而一切正确的东西都是既定的的国王来说，必然是极其可气的。[14]因为，这个出众的人是如此领先于他的同时代人，以至于，当下的这一代人（即本文作者所处的时代，在柏克之后的那个世纪——译注）的伟大的法案中，很少有他没有预料到并热诚地辩护过的。他不但攻击反对垄断和囤积的荒谬的法律，[15]而且，通过提倡贸易自由，他还对所有类似的禁令的根源发起了攻击。[16]他支持天主教徒的那些正义的要求，[17]后者，究其一生，都遭到了顽固的拒绝；但这些要求，在他去世许多年后，却被认为是保全帝国统一的唯一的方法。他支持不信奉国教者的请愿——要求免除他们被迫屈从的，偏袒英国教会的那些限制。[18]在政治的其他方面，他也秉持同样的精神。他反对针对无力偿还债务者的残酷的法律，[19]在乔治三世的时候，我们的法令全书还因这样的法律而蒙羞；他还徒劳地试图减轻刑罚，[20]而刑罚的日益严苛是那段坏的统治的最糟糕的特征之一。[21]他希望废除使士兵终身入伍的旧方案；[22]这是一种野蛮而失当的做法，正如英国议会在若干年后开始觉察到的那样。[23]他攻击奴隶贸易；[24]后者，作为一种古老的习惯，国王希望当作不列颠宪政的一个部分保留下来。[25]他驳斥，[26]但是，由于时代的偏见，却不能颠覆法官们行使的危险的权力，这些法官，在对诽谤罪的刑罚迫害中，把陪审员（的权能）仅限于出版问题；并因此而把真正的问题收罗到他们自己手中，并使他们自己成为那些如此不幸以至于被放到他们的铁窗后的人的命运的裁决者。[27]以及，许多人会认为这并不是他最微不足道的功劳，即，他是财政改革的漫长谱系上的第一人，对他我们实在欠付良多。[28]尽管路上遭遇了种种困难，他还是通过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通过这些法案，一些无用的官职被彻底废除了，而且，单是在主计大臣(paymaster-general,总军需官)这一职位上，他每年就位国家省了两万五千镑。[29]

单是这些事迹，就足以解释那个吹嘘他要像他接手时那样，把政府原封不动地交给继任者的君主的愤怒了。然而，还有一桩事情，甚至更加深刻地伤害了王室的感情。国王镇压美洲人的决定是如此地臭名昭著，以至于，在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它被称作“国王的战争”；而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则被视为他们的君主的私人的敌人。[30]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柏克的行为，也不为乔治三世珍视的传统和原则的左右，而是相反，在很大程度为普遍的权宜之见所指导。柏克，在形成他关于这次不光彩的斗争的意见的时候，拒绝受关于任何一方的权利的论证的指导。[31]他不会深入任何讨论，也不会去追问母国是否有权利对她的殖民地征税，或殖民度是否有权利自行征税。他把这些要点留给那些假装受原则指导，实际上，却屈服于成见的政客们去讨论。[32]至于他（自己的观点），他满足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对柏克来说，考虑我们的美洲殖民地的力量，考虑它们和我们的距离，并考虑它们受法国援助的可能性（这是很可能的）就够了，行使这一权力（征税）并不可取；因此，谈论那项权利就是无益的。因此他反对对美洲征税，不是因为没有先例，而是因为这么做并不明智(inexpedient)。自然，类似地，他也反对波士顿港口法案(Boston-Port Bill)，而那个可耻的，禁止与美洲的一切往来的法案，说它是饥饿计划并不合适；它是暴力的措施，国王希望通过它来压制殖民地，并破坏那些高贵的人的精神，他对这些人的厌恶甚至超过他的恐惧。[33]

一个像柏克那样，把完全胜任更高贵得多得多得多的事情的能力投入政治的人，在三十年里，竟没有受到他的君主的厚爱或奖励，这当然不是那些时代的不明显的特征（即明显这个事实就充分反映了那些时代的时代特征——译注）。但乔治三世是这样的一个国王，他的嗜好，是把提拔卑贱和温顺的人。确实，他的统治，是成功的庸人的黄金时代；一个这样的时代，其中，小人受宠，伟人则压制；一个阿丁顿作为一个政治家受珍视，而毕替(Beattie)作为哲学家受奖的时代；一个在公共生活的所有步道中，提升的首要条件，是奉承古老的成见，并支持既定的恶习的时代。

这种对英国政客中最杰出的那位（即柏克）的忽视，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后来的环境，尽管极其痛苦，却更加有趣，同时也值得那些人——心智的习惯使他们倾向于研究伟人的智识的特殊性——关注的。

因为，在这段时距中，在他最亲近的关系不复存在的时候，否认这点是矫揉造作的，即柏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陷入了一种彻底的幻觉状态。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在不断的劳动的重负下已经晕厥的心智，不能再支持（他对）这样一个如此史无前例、如此骇人的事件，以及（对这一事件带来的）规模如此惊人的具有威胁性的结果的思考了。而且，在那次伟大的革命的罪行，不是消失，而是继续增加的时候，最后，柏克的情感终于主宰了他的理性；平衡被打破了；那庞大的智识的比例被扰乱了。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对当下苦难的同情是如此之激烈，以至于他丧失了所有关于僭政的记忆——而引起这些苦难的，正是僭政。他曾经如此镇定，如此不为成见和激情所动的心智，如今却在这改变数千人的头脑的事件的压力下动摇了。[34]而无论是谁，只要他对柏克的最后的作品的精神和这些作品的出版日期加以比较，就会看到这种忧郁的变化是如何为更为苦楚的丧子（柏克的儿子，理查德·柏克，先柏克三年去世——译注）所加剧的，柏克一直没有从中恢复过来，而单是这丧亡，就足以推翻一个这样的人的理解（理智）了，在这个人身上，理性的严肃是如此地受惑于，如此地为情感的温暖所平衡。确实，人们绝不会忘记（柏克）那些感人的、那些细腻非常的，对独子之死的指涉——他曾是他灵魂的喜悦，他心的骄傲，他曾深情地希望把他不朽之名的遗产传给他。我们也不可能忘记那凄凉的意象——这位高贵的老人在这个意象下描绘他无尽的悲伤。“我活在一个颠倒的次序中。理应继承我的人，却先我而去。对我来说应该是后代的人，却占据了祖先的位置……风暴席卷我，而我躺在那里，像最近的飓风抛洒在我身边的那些年老的橡树里的一棵。我被剥夺了我所有的荣誉；我被连根拔起，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35]

也许，试图掀起帷幕，追踪一个如此伟大的心智的衰微，是在展示一种病态的好奇。[36]确实，在所有这类情况中，大部分证据都佚失了；因为那些最有机会见证一个伟人的虚弱的人，并不是那些最乐于与之交往的人。但这点是肯定的，即这种变化第一次清楚地表现出来，是在紧接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那段时间；他儿子的死加剧了这种变化；直到死亡使舞台闭幕，情况一直在不断地恶化，变得越来越糟。[37]在他的《关于法国革命的反思》中；在他的《关于同盟政策的评论》中；在他的《致艾略特的信》中；在他的《致一位高贵的大人的信》中；以及，在他的《关于与弑君媾和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不断增大的，以及最后一种不可控制的暴力的连续的步伐。为对法国大革命的仇恨这一个原则，他牺牲了他最古老的联系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众所周知，福克斯，总是像尊崇一位大师那样敬仰柏克，从他口中收集政治智慧的教益。[38]柏克，在他那边，则完全认可他的朋友的广博的能力，并因为这种感情深厚的性情，和那些成功的举止——据说，见识过福克斯的风度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抵抗这种风度的——而爱他。但如今，不带哪怕一丝一毫的，私人论证的伪装，这种长期的亲密[39]被粗暴地切断了。因为福克斯不会放弃那种他们长期以来共同珍视的，对民众之自由的热爱，柏克，公开地在他在议院的职位上，宣告他们的友谊业已结束；因此他不会再和一个支持法国人民的人再多费口舌。[40]同时，也确实就在柏克作此宣告的那个傍晚，迄今为止一直因其举止之礼貌而著称的[41]柏克，有意地侮辱了他的另一个用马车送他回家的朋友；并在一种狂乱的兴奋状态中，坚持要立即下车——在半夜，在倾盆大雨中下车——因为他不能，他说，坐在一个“倾向法国人的革命学说的朋友”身边。[42]

事情也不是这样——即，就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这种癫狂的敌意，只针对法国人民中犯罪的那部分人。在那个时代或在任何一个其他的时代，都很难找出两个比孔多塞和拉法耶特更激情主动，确实也更加宅心仁厚的人。除此之外，孔多塞还是他的时代的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而且，人们对他的纪念也会和天才在我们这里所受的尊重一样长久。[43]拉法耶特在能力上无疑要次于孔多塞；但他是华盛顿的密友，他以华盛顿的行为为自己行为的榜样，[44]并于华盛顿并肩为美洲的自由而奋斗：他的正直，过去是，现在也还是没有污点的；他的性格还有一种骑士侠义的和高贵的一面，柏克，在他更好的时日中，原本会是第一个称赞这点的。[45]然而，这两个人，都是那个被憎恨的国家——他们徒劳地试图实现其自由——的土生子。于是，柏克宣称孔多塞犯了“不虔诚的诡辩”的罪[46]；是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和暴怒的民主共和党人”[47]并有能力干出“最低劣的，和最极端的和最决绝的坏事”。[48]至于拉法耶特，在（有人）试图减轻的普鲁士政府对他的残酷迫害的时候，柏克不但在下院反对为此目的的动议，还抓住机会残忍地凌辱这位不幸的俘虏，后者因此而在地牢中奄奄待毙。[49]他在这个主题上变得如此死板，甚至对我们共同的自然的本能也没有感觉，以至于，在他在议会的职务上，他找不到比叫他恶棍更好的，谈论这个受伤的、灵魂高尚的人的方式：“我不会”，柏克说，“我不会通过支持一个为这样一个可怕的恶棍提出的请求来贬低我的人性。”[50]

至于法国本身，它是“食人者的城堡”[51]；它是“杀手的共和国”[52]；它是“个地狱”[53]；它的政府是由“最肮脏的、最卑劣的、最奸诈的、最无赖的骗子”组成的；[54]它的国民议会尽是“不信教的歹人”[55]；它的人民是“一支亚马逊族女战士和男性的食人的巴黎人组成的联军”[56]；他们是一个“谋杀者的民族”[57]；他们是“人类中的最卑下的”[58]；他们是“杀人的无神论者”[59]；“他们是一帮盗贼”[60]；他们是“人类中妓女的被遗弃的那些种”[61]；他们是“一帮绝望的掠夺者、杀人犯、暴君和无神论者。”[62]为维护和平而对这样一个国家做出哪怕最轻微的让步，就是“亵渎的弑君之祭坛上”奉献牺牲[63]；甚至谈判也是“在法国共和国的每一个骄傲的仆从门口暴露我们恶疾的痛处，那里的庭狗都不会屈尊去舔这些伤口。”[64]当我们的大使实际上就在巴黎的时候，他倒是“有幸恭敬地到弑君的讼棍的办公室里给他道早安了”[65]；而我们则因把“本国的贵族派到大地的渣滓去”[66]而被人嘲笑。法国不再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它抹出地图；连它的名字也应该被遗忘。[67]那么，为什么，人们还需要到法国去旅行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还要学习它的语言呢？为什么我们要担心我们大使的道德呢？很可能从这样一片土地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原则败坏并希望为颠覆我们自己的国家而密谋。[68]

确实，这种话从一个像过去的柏克那样一个人口中说出是悲哀的；但是，余下的内容，则甚至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心智的联想和组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这个曾经以不下于智慧的谦逊为避免美洲战争而奋斗的人，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却致力于煽动一场新的战争，与这场战争相比，与美洲的战争就只是一个轻微而不足道的插曲了。在他更加平静的时刻，没有人比他更愿意承认，在任何国家流行的意见，都是那个国家所处的环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的了。但现在，他力图通过武力来改变那些意见。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他就坚持强迫法国改变她的原则的权利，确实，也坚持那样做的必要性；[69]而且，在后来的一个时期，他还责备盟国没有给一个伟大的人民以它们应该接受的政府。[70]这就是环境在他良序的智识中造成的大混乱：为这一个原则，他牺牲了关于正义、仁慈和权宜的一切考虑。就好像战争，甚至形式最温和的战争，也不够可恨那样，他力图给它以不断增长的知识已经打消很久的，十字军的特征[71]；并大声地宣告，这场斗争是宗教的，而不是世俗的斗争，他为引起肉体的罪行而复活了古老的成见。[72]他还宣称，为复仇为防御都应该开战，以及，在我们最终摧毁大革命早就的那些人之前，我们决不能放下我们的武器。[73]而且，就像这些还不够那样，他坚持，所有战争中最可怕的那场战争，正在开始，它不会很快结束，尽管它为复仇和宗教而进行，而十字军的激情很快就会激起文明的人的资力，但这场战争还是不会很快结束；它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它必然是永恒的；它必会，柏克以一种炙热的仇恨的精神说，在一场长期的战争中延续：“我要强调并怀着某种渴望指出这点，即应该在一场长期的战争中设计它。”[74]

它将是一场迫使一个伟大的民族改变他们的政府的战争。它将是一场为惩罚的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它也将是一场宗教的战争。最后，它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还有其他人会希望用如此大规模、彻底、漫长的灾难来折磨人泪么？这般残忍，这般鲁莽，却又这样蓄意的意见，即令出自一个明智的心智，也会让最默默无闻的政治家变得不朽，因为它们会给他的名字加上不朽的污名。因为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甚至在最无知的或最残暴的政客那里也找不到——像这样的情操呢？然而它们却出自一个在几年前，还是英国所有的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的那个人。留给我们的，只是对（曾经）如此高贵的残骸的哀悼。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该做。我们可以带着尊敬来沉思这个伟大的残骸；但它的衰落的秘密却不让任何人胆敢闯入，除非，用我们最伟大的大师的语言来说，他能弄明白怎样侍候一个病态的心智，拔出植根于记忆之中的悲伤，并削去在头脑扎根的烦恼。

离开一个如此沉痛的主题是一种放松，即便我们又下降到了英国宫廷那琐碎的、讨价还价的政治。而确实，我们的政客中最卓越的那些人经受的待遇的历史，明显以他生活于其统治之下的那个君主为特征。尽管柏克把他的一生都用在伟大的公共事业上，为改革我们的财政、改进我们的法律和启蒙我们的商业政策而努力，——尽管他专注于这些事情，但国王还是以冷淡和嫌恶待之。[75]但在这个伟大的政治家堕落为一个愤怒的斗士的时候；在他，在受疾病刺激的情况下，把在欧洲两个一等的国家之间煽动一场致命的战争当作他迟暮岁月的唯一目标，并宣告他将为这个目标而牺牲其他所有的政策问题（无论它们有多重要）的时候；[76]——就在这时，国王开始觉察到他广博的能力了。在此之前，没有人胆敢在宫廷中散播关于他的功绩的只言片语（甚至窃窃私语）。然而，现在，他的诸多力量的持续的，以及最终，快速的衰退，使他几乎堕落到了宫廷知识分子的级别；而现在他成了第一个沐浴王室恩宠之光的温暖的人。现在他成了知合国王本人心意的人。[77]在距他辞世不到两年的时候，在乔治三世明显的意欲下，他领受了两份可观的津贴；[78]国王甚至希望把他提升为贵族，以便上院可以受益于这样一个伟大的顾问的服务。[79]

关于柏克性格的这些离题的话已经比我预期的还要长了；但我希望，它不会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在主题的复杂的旨趣之外，它还说明了乔治三世对伟人的情感，而且它还展示了，在他治下，被认为是必须坚持的，是哪些意见。（……）

《论柏克》注释

[1]在他写于1791年的《关于法国事务的思考》(Thoughts on FrenchAffairs)中，他说，“在英国史上不曾有一个时期，出身于贸易，或来自商业新创造的家族的贵族如此之少。”《柏克作品集》(Burke’s Works), vol. I, p.566.确实，根据纳撒尼尔·拉克索尔爵士(SirNathaniel Wraxall)（《身后回忆录》[PosthumousMemoirs], vol. I, p. 66, 67, Lond. 1836），乔治三世打破这一法则的唯一一个实例，是在银行家史密斯被封为卡灵顿勋爵的时候。拉克索尔是一个冷漠的泰斗，（故）可能还有别的例子；但这样的例子无疑是少之又少的，我自己是一个也想不起来。

[2]过去和他认识的尼科尔斯说，“柏克先生的政治知识可以被认为几乎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接近他的每个人都会从他的（知识）储备中获得指示。”《尼科尔斯的回忆》(Nicholls’sRecollections),vol. I, p.20.

[3]“他的天才远行（的范围）是无限的。他的帝国幻想在种族下设立了一个自然（把自然放到种族下），并从创造的一切场景，以及艺术的一切脚步中收集丰盈。”《罗伯特·霍尔作品集》(Works ofRobert Hall),London, 1846, p.196。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也说，“他进议会晚，而有时间打下广阔的知识储备。他从中抽取例证的那个领域是了不起的。和寓言里仙女喜爱的对象一样，在他张开嘴的时候，珍珠和钻石就掉了下来。”《威尔伯福斯的生平》(Life ofWilberforce),vol. 1, p. 159。

[4]据说瑟洛勋爵(Lord Thurlow)就说过，现在我想这是能干的法官们的普遍的意见，即柏克的名声会比皮特和福克斯更经久。但对柏克的最高贵的悼词是一个比瑟洛伟大得多得多的人作出的。1790年，福克斯在下院说，“如果他把他从书上学到的、他从科学那里获得的、以及世上一切知识及其事务教给他的所有政治知识放到（天平的）一边，而把他从他正直可敬的朋友那里得到的指导和会谈放到另一边的话，那么无论决定偏向哪边，他都会面临损失。”Parl. Hist. vol. xxviii. P.363.

[5]坎贝尔勋爵(Lord Campbell)（《大法官列传》[Lives of the Chief-Justices],vol.ii. P. 443）说，“柏克，这位通晓哲学的政治家，也深谙法学的科学原则”。关于他的法律知识，亦见《巴特勒的回忆录》(Butler’s Reminiscences), vol. i. p.131; 以及《比塞柏克传》(Bisset’sLife of Burke), vol. i. p. 230.

[6]巴里(Barry)，在他著名的给艺术爱好者协会(Dilettanti Society)的信中，以柏克把精力从美术研究转移到政治的追求为憾，因为他有一颗“广袤大度到令人惊叹的，可以包容对艺术——古代的和现代的，国内的和国外的——的一切关注的心”。《巴里文集》(Barry’sWorks), Vol. ii. P.538, 4to, 1809. 在《1798年年检》(AnnualRegister for 1798,p.329, 2d edit.)中，据说，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认为柏克是他认识的图画的最好的伯乐”。更多的内容参见《J.雷诺兹爵士文集》(Works of Sir J. Reynolds),Lond. 1846,vol. I, p. 185; 以及《比塞柏克传》, vol. ii. P. 257。柏克与雷诺兹之间关于艺术的一个观点的一次在某种程度上说奇妙的对话，在《霍尔克罗夫特回忆录》(Holcroft’sMemoirs), vol.ii. Pp. 276, 277中有所记录。

[7]参见卡姆登古代史教授(Camden Professor of Ancient History)温斯坦利(Winstanley)的一封信，载《比塞柏克传》,vol.ii. Pp. 390, 391, 以及《普赖尔柏克传》(Prior’s Life of Burke),p.427.温斯坦利写道，“要遇到一个对哲学、历史学、各种语言的起源或认识论的演绎原则懂得比柏克先生更多的人是极其困难的。”

[8]“在他们谈论了政治经济的主题之后”，亚当·斯密告诉柏克，“他是唯一一个，在这些话题上无需沟通就和他想得一模一样的人。”《比塞柏克传》，vol. ii. P. 429; 亦见《普赖尔柏克传》，p.58; 关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参见《布劳汉姆的政治家素描》(Brougham’s Sketches of Statesmen), vol. i. p. 205.

[9]“应该根据人类的自然/本质，而不是人类的推理来调整政治；理性只是人类的自然的一部分，且绝不是最大的那个部分”。《关于新近民族状态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a late State of the Nation)，载《柏克文集》(Burke’sWorks), vol. i. p. 113. 因此他不断地在哲学的普遍化，这样的普遍化应该是牢固可能的，和政治的普遍化，这样的普遍化必然是起伏不定的，之间做出区分；也因此，在他高贵的组品，《关于当前不满的起因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中，他说(vol. i.p. 136)，“不可能为文明或政治的智慧定下哪怕一行字。它们属于一个不能做出精确定义的问题。”亦见p.151，他把他对政党精神的辩护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显然，如果真理是政治艺术的首要对象的话，那么，政党的观念本身，就不容辩护了。比较这一区分于M.雷伊(M. Rey)在他的《社会科学》(Science Sociale), vol. ii, pp. 322, Paris, 1842中说明的“真理本身(laverite en soi)”和“社会的真理(la verite sociale)”之间的差异。

[10] 1780年他明确地告诉下院“人民是主旨(the matters)。 他们只要自由大体地表达他们的欲求就行了。我们是专门的艺术家；我们是灵巧的技工，把他们的欲望塑造成完美的形式，并使器具用起来顺手。他们是患者，他们告诉我们疾病的症状；但我们知道病灶的确切位置，以及根据艺术的法则来对症下药。看到我们使我们的技术堕落为一种以规避我们的义务，和在他们正义的期待的 目标上欺诈我们的雇主为目的的险恶而奴颜婢膝的机敏是多么令人震惊啊——他们可是我们自然的主人！”《柏克文集》, vol. i. p. 254. 1777年，在他的《给布里斯托名誉郡长的信》(Letter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文集》, vol. i. p.216）中，他说道，“实际上，遵循，而不是强迫公众的倾向爱好；给普遍的共同体感以一种方向、一种形式、一种技术的装束和一种特定的约束——是立法的真实目的”。在他的《论议会任期的书信》(Letter on the Duration of Parliament, vol. ii, p.430)中， 他说“确实，如果在民族中存在任何一种有能力抵抗其一致的欲望，甚或人民任何数目的投入的多数的欲望的力量的话，那就是可怕的。人民可能在选择他们的目标上遭到欺骗。但我几乎不能设想，有什么选择，和他们在存在任何有能力阻抗他们的选择的人力的情况下可能做出的选择一样有害的了。”他也这么说过(vol. i. pp. 125, 214)，当政府和人民分歧的时候，一般来说政府是错的（那边）：比较pp.217, 218, 276, vol. ii. P. 440。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决定性的例子，他，在1772年，在发表关于一个与玉米进出口相关的法令的时候，说过：“在这个场合我对当下的法令让步，这不是因为我赞成这个法案本身，而是因为我认为服从时代的精神是明智的。人民想要这样；他们的代表们就不该说不。然而，我还是不能不抗议作为这一法案之支持的那些普遍的政策原则，因为我认为它们是极其危险的。”Parl. Hist. vol. xvii. P. 480.

[11]柏克的深刻见解在下院中的影响——然而，下院中很少有人能完全理解柏克的观点——在黑依博士(Dr. Hay)那里有所描述，后者亲历了柏克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他说，（柏克的影响）“像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柏克通信录》(Burke’s Correspond), vol. i. p.103. 参照李(Lee)在同一年，即1776年，写的一封信，载《哥尔德斯密的福斯特传》(Forster’s Life byGoldsmith), vol. ii. Pp. 38, 39； 亦见《柏克通信录》，汉默(ofHanmer)部分，p.458.

[12]柏克孜孜不倦地攻击这种常见的论证，即，因为一个国家在某种特定的习俗下繁荣，所以那种习俗就必然是好的。对此，一个极好的例子可见于他一次关于总检察长依据职权(ex officio)汇存信息的权力的演说；在那次演说中，他把这样推理的人比作“尊崇使铜盆晋升为英雄的盾牌的铜锈和溃烂”的涂鸦社人(Scriblerus)之 父。他补充道，“但是，先生，人们告诉我们，这种权力存在的那个时代，也是君主制最为繁荣的那个时代；可是，这么说来，两件事情放一块除因果外还能是什么呢？一个人杵着橡木杖行走的时候，与后来他改用苔杖的时候相比，并不会更健康，他难道会像德鲁伊一样认为，橡木有玄妙的功效，而手杖和健康之间是因果关系 么？”Parl. Hist. vol. xvi. Pp. 1190, 1191.

[13]这，库克先生(Mr. Cooke)说的很对，是贵族偏见的一个实例；但这点也是肯定的，即来自乔治三世的一点暗示，就可以治愈这种可耻的忽视。《库克的政党史》(Cooke’sHist. of Party),vol. iii. Pp. 277, 278。

[14]想象乔治三世必然为诸如此类的情操所冒犯是轻而易举的：“我不能苟同那些反对扰乱公共平静的先生们的意见；我喜欢在存在弊端的地方疾呼，无论何时。午夜的火 警铃会干扰您的睡眠，但它使您不至于被烧死在您的床上。叫嚷惊动乡野，但它也保全了所有乡下的财产。”柏克关于对诽谤者的迫害的演说，1771，载Parl. Hist. Vol. xvii, p. 54.

[15]他动议废除它们。Parl. Hist. vol. xxvi. P. 1169。甚至查塔姆勋爵，也在1766年的时候宣告反对垄断和囤积，马翁勋爵(Lord Mahon)极为欣赏这一举措，他说，“查特姆勋爵以他特有的精神行动。”《马翁的英国史》(Mahon’s Hist. of England), vol. v. p. 166。三十多年后，当然也是在柏克去世之后，肯扬勋爵，当时的大法官，还在颂扬这些愚蠢的法律。Holland’s Mem. Of the Whig Party（《荷兰德的辉格党回忆录》）, vol.i. p. 167。参照Adolphus’s Hist. of GeorgeIII（《阿道弗斯的乔治三世史》）. Vol.vii. P. 406；和Cockburn’s Memorials of his Time,（《科克伯恩对他的时代的回忆》）Edinb. 1856, p. 73.

[16]“我相信，有一天，人们会接受商业系统中的那种自由。”《柏克文集》，vol. i. p. 223。而且，在他给伯(Burgh)(Ibid. vol. ii.P. 409)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但我最为着力的，是在这些岛屿的所有口岸，确定建立于正义基础之上，并对整体来说有好处的自由贸易的原则；但主要的阻力，来自最高权力的所在。”

[17]《普赖尔柏克传》，p.467；《柏克文集》，vol. i. pp. 263-271, 537-561,vol. ii. Pp. 431-447。他拒绝(vol. i.p. 548)这样的观念，即加冕誓言的本意是把王权限于其立法的能力。参Mem. Of Mackintosh（《麦金托什回忆录》），vol. i. pp.170-171, 及《巴特勒的回忆》(Butler’s Reminiscences), vol. i. p.134。

[18] Parl. Hist. vol. xvii. Pp. 435, 436, vol. xx. P.306. 亦见《柏克通信录》，vol.ii. Pp. 17, 18; 以及《普赖尔柏克传》，p.143.

[19]《柏克文集》，vol. i. pp.261, 262, （这是）他在布里斯托的演说的一部分。

[20] Prior’s Life of Burke, p. 317. 亦见他可敬的评论，载Works,vol.ii. P. 417；和他的演说，载Parl. Hist. vol. xxviii. P. 146.

[21]关于英国法律不断增长的残酷，比较Parr’s Works, vol. iv. Pp. 150, 259和Parl.Hist. vol.xxviii. P. 271, vol.xxiv. p. 1222, vol.xxvi.p.1057,vol.xxviii.p.143；至于它们的执行情况，参见Lifeof Romilly, by Himself, vol.i.p.65；和Alison;sHist. ofEurope, vol.ix.p.620.

[22]在一次简短的演说（Parl. Hist. vol.xx.pp.150, 151）中，他几乎穷尽了反对终生服役的论证。

[23]在1806年，也即，柏克去世之后的第九年，议会首先授权为期数年的征兵制。对相关辩论的描述参见Alison’s Hist. of Europe, vol.vii.pp.380-391.比较Nichols’sIllustration of Eighteenth Century, vol.v.p.475；和Holland’s Mem. Ofthe Whig Party, vol.ii.p.116.

[24] Prior’s Life of Burke, p.316; Parl. Hist. vol. xxvii.P.502,vol.xxvii.pp.69,96;以及Life ofWilberforce,vol.i.pp.152,171,包括他对奴隶贸易的仇恨的证据，以及对关于柏克的天性恶毒的，以及更糟糕无知的评论的远远超过充足的回答，参见Duke of Buckingham’s Mem. Of George III. Vol.i.p.350.

[25]关于乔治三世对奴隶贸易的感觉，参见本章第259条脚注。我还可以引用布劳汉姆勋爵的证词：“这个宫廷是决定性地反对废（奴）的。乔治三世对这个问题一直持厌恶的态度，认为它有创新的味道。”Brougham’s Statesmen, vol.ii.p,104.参Combe’sNorthAmerica, vol.i.p.332.

[26]《柏克文集》，vol.ii.pp.490-496;Parl. Hist. vol.xvii.pp.44-55,1771年做的一次极有才华的演说。比较给多德斯韦尔(Dowdeswell)的信，载《柏克通信录》,vol.i.pp.251,252.

[27]柏克的论证比福克斯著名的诽谤罪法案早了二十多年，后者直到1792年才通过；尽管在1751年的时候，陪审员就已经开始（尽管有法官的阻挠）回归名副其实的概括裁决了。参见Cambell’s Chancellors, vol.v.pp.238,243,341-345,vol.vi.p.210;以及Meyer,InstitutionsJudiciares,vol.ii.pp.204,205,Paris,1823.

[28]法尔先生(Mr. Farr)在他很有价值的关于公务员的数据(载Journal of Statist.Soc.vol.xii.pp.103-125)的论文中说柏克是“议会中的第一批也是最能干的财政改革家之一。”p.104.然而，事实是，它不仅是第一批中的一个，更是唯一的第一个。他是第一个在议会提出削减政府开支的普遍而系统的计划的人；而他在议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优美的作品之一。

[29] Prior’s Life of Burke, pp. 206-234.关于他带来的节省，亦见Sinclair’sHist. of the Revenue, vol. ii.pp.84,85; Burke’sCorrespond. Vol.iii.p.14；和Bisset’sLife ofBurke,vol.ii.pp.57-60.

[30]在1778年的时候罗金汉勋爵说，在上院，“与称这次战争为议会的战争，或人民的战争相反，它被称作国王的战争，陛下最爱的战争。”Parl. Hist.vol.xix.p.857.比较Cooke’s Hist.ofParty, vol.iii.p.235和Walpole’s George III.Vol.iv.p.114中的辛辣的评论。尼科尔斯(Recollectionsvol.i.p.35)说：“这场战争被认为是国王私人的战争。那些支持它的人被称作国王的朋友；而那些希望国家停下来，重新思考继续这场斗争是否适当的人，则被贴上了不忠的标签。”

[31]“在这里我不是要深入权利的区界，也不是要试图标记它们的边界。我不会深入这些形而上学的区分；我讨厌它们的声音。”1774年关于美洲赋税的演说，载《柏克文集》，vol.i.p.173.1775年(vp;.i.p.192)：“但我的考虑是狭隘、有限且完全局限于对这个问题的权谋的。”在p.183：我们不应“依据抽象的概念，也决不能单纯以来关于政府的普遍的理论（来对美洲行动）；诉诸于这些抽象而概括的原则和理论在我看来，在我们当下的情景中，并不比彻头彻尾的絮叨好多少。”在他最早的一份政治小册子（写于1769年）中，他说，反对美洲的人的论证“总结性的；就权利来说是总结性的；但就政策与实践来说则恰恰相反。”vol.i.p.112.参见1775年的一封信，载《柏克通信录》，vol.ii.p.12.

[32] 1766年，乔治三世写信给罗金汉勋爵(Albemarle’s Rockingham,vol.i.pp.271,272)：“在印花税法案上，塔尔伯特(Talbot)如我所欲地是正确的；在宣告我们的权利上要强硬，但废除嘛我们也乐意！”换言之，乐意凭借一项抽象权利的思辨性的坚持侵犯美洲人，但对之前那项权利可能带来的优势也要谨慎。

[33]乔治三世对美洲人的激烈的仇恨，对像他这样的心智来说是如此地自然，以至于人们很难责备他在斗争实际上逼近的那段时间里对这种敌意的持续的展示。但真正不光彩的是，在战争结束后，他还在他本该压抑他的敌意的场合下展示这种憎恨。1786年杰弗逊和亚当斯以官方身份来访英国，而且，为对国王的礼节起见，他们来到了国王庭前。然而，乔治三世是如此地不顾他的身份理应具备的体面，以至于他以明显不礼貌的言行来对待这两位杰出的人，尽管他们当时在他们自己的宅邸中也表示了对国王的尊重。参见Tucker’s Life of Jefferson, vol. i.p.220；以及Mem.AndCorrespond. Of Jefferson, vol.i.p.54.

[34]所有伟大的革命，只要它们持续，都有助长疯狂的直接倾向，且很可能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也会有这样的倾向；但在这场革命中，就像在其他方面那样，法国大革命 以其受害者的数目而一枝独秀。关于后来，十八世纪在法国发生的那些激越的事件造成的疯狂的可怕的、但同时也是有趣的主题，参见Pichard on Insanity in relation to Jurisprudence（《与法学相关的疯狂》）,1842,p.90；他的Treasise on Insanity(《论疯狂》),1835,pp.161,183,230,339;Esquirol, Maladies Mentales（《精神的疾病》）,p.254;Georget,de la Folie(《疯狂论》),p.156;Finel,Traitesur l’Alienation Mentale(《论精神的异化》),pp.43,53,54,66,211,447,vol.ii.pp.193,726；Feuchtersleben’sMedical Psychology（《医学心理学》）,pp.30,108,109,177, 178, 185, 207, 215, 257, 349, 392, 457, 481;Alison’s Hist. of Europe,vol.iii.p.112.

[35]《柏克文集》，vol.ii.p.268.

[36]那些表明疾病的发生（在场）的暴力的爆发的最早的确定无疑的实例，出现在1789年2月关于摄政法案的讨论中，当时理查德·希尔爵士(Sir Richard Hill)以残酷的坦率，甚至当面暗示柏克的疯狂。Parl.Hist.vol. xxvii.p.1249.比较威廉·扬爵士(Sir WilliamYoung)写的一封信，载Buvkingham’s Mem. Of George III, 1853m vol.ii. p.73：“柏克以一种近乎于疯狂的方式完成他狂野的演说。”这是在1788年12月；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他去世，他的智识的混乱每年都变得更加明显。参见柯里博士(Dr. Currie)在一封信中对他的犹豫的描述(Life of Currie,vol.ii.p.150)；以及，最重要的是，参见他自己在1792年写的那封前后矛盾的信，载Correspond.With Laurence, p. 67.

[37]他的儿子死于1794年8月（《柏克通信录》,vol.iv. P.224）；而他最暴力的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写作的，他本人去世于1797年7月。

[38]“这个门徒，就像他骄傲地承认自己所是的那样”。Brougham’s Satesmen, vol. i. p. 218。1791年，福克斯说，柏克“教会了他在政治中所知道的一切。”Parl. Hist. vol. xxix. P. 379. 亦见Adolphus’sHist. ofGeorge III. Vol. iv. Pp. 472, 619; 以及福克斯给帕尔的一封信，载Parr’sWorks, vol. vii. P. 287.

[39]这段友谊始于1766年，当时福克斯只有十七岁。Russell’s Mem. Of Fox, vol.i. p. 26.

[40]关于这次痛苦的决裂，参照Parliamentary History, Holland’s Mem. Of the Whig Party, vol. i. pp.10,11; Prior;s Life of Burke, pp. 375-379; Tomline’s Life of Pitt, vol. ii.Pp.385-395. 柏克对其旧友的情感的彻底的转变也见于1797年写给劳伦斯博士一封非常激烈的信。Burke’s Correspond. With Laurence, p. 152.对照Parr’sWorks,vol. iv. Pp. 67-80, 84-90, 109。

[41]这经常被用来和约翰逊的率直对照；这些杰出的人是最有资格谈论他们时代的人。参见Bisset’s Life of Burke, vol. I, p. 127.

[42] Roger’s Introduc. To Burke’s Works, p. xliv.; Prior’s Life ofBurke,p. 384.

[43]一个对这位著名人物的忧郁的死亡的有趣的描述可见Lamartine, Hist. des Girondins, vol. viii. Pp. 76-80；另一个同时代的叙述则可见Musset-Pathay,Vie de Rousseau, vol, ii, pp. 42-47。

[44]这是一位政治上的敌手的正直的证词；他说，在议会解散后“拉法耶特效法华盛顿的行为，以华盛顿为榜样。”Gassagnac, Revolution Francaise, vol. iii. Pp. 370, 371。参照他的敌人布耶(Bouille)的勉强的承认，Mem. DeBouille, vol.i. p.125;至于华盛顿与拉法耶特之间情感上的亲密的证明，见Mem. De Lafayette, vol.i.pp. 16, 21, 29, 44, 55, 83, 92, 111, 165,197, 204, 395, vol. ii. P.123。

[45]在判断（人的）性格方面（能力）绝不差的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在1794年说过，拉法耶特“的一生是对真理、无私和荣誉的阐释。”Parl. Hist. vol. xxxi. P.664. 西斯蒙第的继任者(continuatorofSismondi)（见Hist. des Francais, vol. xxx. P. 355）也这么说过，“拉法耶特，美洲的自由的骑士；”而拉马丁（Hist. des Girondins, vol. iii. P. 200）则说（他是）“继英雄后成为了自由的殉道者”。和他来往密切的塞居尔(Segur)，对他十九岁时就表现出来的高贵的性格做了一些描述。Mem. DeSegur, vol. i. pp. 106, 107.四十年后，摩根女士(LadyMorgan)在法国遇见他；她的叙述表明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以及他的品味和他心智的习惯依然是那么地单纯。Morgan’s France（《摩根的法国》）,vol.ii. pp.285-312。其他出自个人知识的认识，可见于Life of Roscoe（《罗斯科的生平》）, vol.ii. p. 178；和Trotter’s Mem. Of Fox, pp. 319以下。

[46]“孔多塞的不虔诚的诡辩”，《给一位高贵的勋爵的信》，载《柏克文集》，vol. ii. P. 273.

[47]《关于法国事物的思考》，载《柏克文集》，vol.i.p.574.

[48]“孔多塞（尽管不是侯爵，就像他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自号的那样）是出身、风格、职务区别于布里索的另一种人；但在一切倾向最低劣和最极端最决绝的坏事的原则和性情上，他们完全是一类人。”《关于法国事务的思考》，载《柏克文集》，vol. i. p.570.

[49]“在马格德堡的地牢里，在最残酷的压迫下呻吟。”Belsham’s Hist. of Great Brit. Vol. ix. P. 151.关于他的苦难的触目惊心的细节，参见Mem. De Lafayette, vol. i. p. 479, vol. ii. Pp. 75, 77, 78, 80,91,92; 关于他承担这一切时的高贵的平静，见De Stael, Rev. Francoise,Paris, 1820, vol. ii. P.103.

[50]这样的话应该用在像拉法耶特那样的人身上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但这段话我是从《议会史》(Parliamentary History)，vol. xxxi. P. 51，和Adolphus,vol. v. p. 593复制过来的。唯一的区别是，在Adolphus里用的表达。“我不会贬低我的人性”，而在Parl. Hist.中则是“我不会败坏我的人性。”但这两个权威在柏克所用的“可怕的恶棍”这个术语上是一致的。比较《柏克与劳伦斯的通信》(Burke’s Correspondence with Laurence), pp.

91, 99。

[51]《柏克文集》,vol. ii. P. 319. 在每一个例子中我引得都是柏克使用的确切的措词。

[52] Ibid. vol. ii. P. 279.

[53]柏克的演说，见Parl. Hist. vol. xxxi. P. 379.

[54]《柏克文集》,vol. ii. P. 335.

[55]《柏克通信录》,vol. iii. P. 140.

[56]《柏克文集》,vol. ii. P.322.

[57] Parl. Hist. vol. xxx. P. 115.

[58] Ibid.p.112.

[59] Ibid.p.188.

[60] Ibid.p.435.

[61] Ibid. p. 646; 柏克1793年一次演说的结尾。

[62] Ibid. vol. xxxi. P. 426.

[63]《柏克文集》, vol. ii. P.320.

[64] Ibid.p.286.

[65] Ibid. p. 322.

[66] Ibid. p.318.

[67] Parl. Hist. vol. xxviii. P. 353, vol. xxx. P.390; Adolphus, vol.iv.P. 467,

[68]在在他死前那年出版的《关于与弑君者媾和的书信》中，他说，“这些大使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宠臣的身份回来，就像他们去的时候那样；但他们能以忠诚而忠实的臣 民的身份，从那样一个堕落的地方回来么；或者说回来时他们还会有对他们的主人的真实情感，或对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宪政、宗教或法律的真实依恋么？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危险，这些笑着走进这个三声洞穴(Triphonian cave)的人，出来的时候可能是悲伤而严肃的密谋者；而只要他们活着就会一直如此。”《柏克文集》，vol.ii. p.282。 他在同一部作品中补充道，“我们开启‘平日的和平与友好关系’为的就是这个么？我们的年轻的男男女女就是为了这个才去通过旅行塑造自己的么？我们用付费努力塑造他们这种语言的咬舌音就是为了这个么？……让我们记住，在没有抹掉这个疾病的传染源的时候，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到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且，在共同 体中不那么活跃的那个部分为这种旅行所惑，在孩子们在这些学校中会受到毒害的同时，我们的贸易会给我们的堕落画上句号。没有一个在法国建立的工厂不沦为彻头彻尾的法国雅各宾派的俱乐部。符合那种描述的年轻人的心智会受到宗教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污染，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把这种污染传给整个王国。”

[69]在《关于少数派行为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Conduct of the Minority,1793)中，他说，在四年中他一直希望“对雅各宾派和雅各宾主义（发起）一场全面的战争。”《柏克文集》，vol. i. p.611。

[70]“因为，首先，通过承认他们和法国的内部的（政治）安排无关（不关心、不触动——译注），联盟的君主们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事业。”《关于当前事态的思考的开头》(Heads for Consideration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写于1792年11月，载《柏克文集》，vol.i.p. 583。而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摧毁一个党派的问题，这点从可观察的环境中浮现出来——甚至早在1791年七月的时候，他就给特雷弗(Trevor)写了一封与战争相关的信，“法国确实很弱，分裂而错乱；但只有上帝才知道，当事物经受考验的时候，侵入者会不会发现他们的事业不是支持某个党派，而是征服一个王国。”《柏克文集》，vol. i. p. 611.

[71]正如J.罗素勋爵(Lord J. Russell)准确地称呼的那样，Mem. Of Fox, vol. iii. P. 34.亦见Schlosser’sEighteenthCentury, vol. ii. P.93, vol. v. p. 109, vol. vi. P. 291;Nicholls’sRecollections, vol. i. p. 300; Parr’s Works, vol. iii, p.242.

[72]“我们不能，尽管（事实上）我们会，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真实状态上欺骗自己。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关于同盟政策的评论》(Remarks on the Policy of the Allies),载《柏克文集》，vol. i. p.600。

[73]参见《柏克文集》vol. i. p.604中的那个冗长的公告清单。复仇的原则在1793年写的一封信中再次出现，见《柏克通信录》，vol.iv.p.183.1794年，他告诉下院“战争不能再囿于提高对法国无法而野蛮的力量的壁垒的徒劳的努力了；相反它必须导向它可能追求的唯一合理的目的；也即，对给它生命的那群无可救药的人的彻底摧毁。”Parl. Hist. vol. xxxi. P. 427.

[74]《关于与弑君者媾和的书信》，载《柏克文集》，vol. ii. P. 291.在这个可怕的句子，也许是一位英国政客写过的最可怕的一个句子中，斜体不是我自己加的；它们是文本中就有的。

[75]“我知道”，柏克在他标志他的智识顶点的一次精彩的演说说过，——“我知道英国的地图也知道高贵的高贵的勋爵，和任何其他的个人；我知道我选的路不是通往高位的路。”Parl. Hist. vol. xvii. P. 1269。

[76]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例子可见他的《文集》vol. ii, p.449中的一段关于“雅各宾主义”的异常的段落，比较他在1792年写的，关于提议的联合内阁的信，见《通信录》，vol. iii. Pp. 519;520:“但我的建议是，作为整体的一个基础，政治的原则必须被设定为首要的，也即，“对国内外的法国体系的总体的敌意”。”

[77]我找到的关于乔治三世开始对柏克开放（接受柏克）的心意的最早的迹象是在1791年的8月；参见《柏克通信录》，vol.iii. P. 278，有一则对他在早朝（国王起床后）被接见的场面的细腻而荒谬的描述。确实，柏克一定是在写作这封信前就已经堕落了。

[78]“据说源自国王明确的希望。”《普赖尔柏克传》，p.489.普赖尔先生估计这些津贴大概是一年三千七百镑；但如果我们可以依赖尼科尔斯（的数据）的话，那么总数甚至更大：“柏克先生得到两份津贴的奖励，估计价值四万镑。”《尼科尔斯的回忆》，vol. i.p.136.柏克当时六十五岁；三千七百镑一年的津贴（加起来也）不可能有四万镑，就像当时的表格计算的那样。然而，普赖尔先生的陈述得到了旺西(Wansey)在1794年的确证。参见Nichols’sLit. Anec.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iii. N. 81。

[79]（原文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