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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想要當記者。

3月28日,天气大风

2020年3月28日,星期六,天气大风。

上午Tesco来给送了菜,全程无接触,这周连名字都不用签了,司机把东西卸下就走了。

中午补了最近在追的剧,甜归甜,但也实在没啥子大意思,看着看着趴床上睡着了。

醒来看到law&society的群里推荐了Little Red Podcast的最新一期,讲state violence in China的,紧接着又有人传上来长江大桥上那事儿。于是想起了前两天跟wen的争论,关于我为什么不回去,关于各自对两边的偏见。不是什么大事儿,也能理解对方的想法从何而来,但就是不痛快,除了吵架辩论失败了没能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以及无法说服对方的不痛快,更多的是发现一直以来自以为很了解的那个人,原来和我想的不一样。

一个是辗转在德国英国和北欧生活了近十年、由于“中国人”的身份在海外遭遇了各种在我看来最多称得上是“不方便”的事(他经常抱怨的包括学费交得比本地生多、去哪里都要办签证etc),一个是在中国活过前二十多年、出国才两年但因为无法摆脱“中国人”的政治身份带来的压迫和恐惧而痛苦不堪。

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只在于我是否对“西方”太理想主义,似乎他更纠结的是我为什么对国内有这么大的成见,以及为什么“西方媒体”要如此妖魔化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At one point, 他竟然问我,“你在国内到底遭遇了什么”“我在国内的时候都觉得挺自由的”——为什么我从未察觉我们之间有这么大的鸿沟?我以为我们在乎的是同样的价值,至少,我以为我们是同一个filter bubble里的。

可我和他是那样亲密的朋友!当初在Oslo第一次碰头就认定对方是“同类”,一起去Pride Parade那天我开心到整个人张牙舞爪嘴都快要笑裂开,在sognsvann的湖边一聊就一下午,还有离开Oslo的前一晚两个人坐在blindern的院子里聊到凌晨三点,虽然每次聊到最后都变成我一边听他滔滔不绝一边在心里崩溃想要回去睡觉。写毕业论文最焦虑的时候他在国外陪着我熬夜,帮我跑图书馆查文献,夏天去南京带着我到处玩到处吃,以及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找他吐槽,豆瓣上“我和大家的聊天记录”那个相册里,有一多半都是和他唠嗑的截屏……

以前也不是没聊过政治话题,可我们似乎一直都很一致,也许从没聊到深处,也许总是我在讲,他在附和,但他怎么可能跟我有一样的frustration呢?

其实这次的不愉快早有端倪。关于丹麦病毒国旗那事儿,我老早就跟他表明了态度:党旗没问题,国旗不可以,但他没理我;过了不久又是丹麦,搞出来一个给孩子看的冠状病毒科普动画,其中有一段是一个长得像傅满洲的中国人在吃蝙蝠,他义愤填膺,发来给我看;再之后是川普非要叫Chinese virus,他表示无法接受;然后他脸书上一个香港姑娘说Chinese virus是歧视,但病毒的确从中国来,他被气到跳脚指责人家是在“故意黑中国”。他一再强调没有哪个外国人会专门把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来看,有好几次,我觉得,也许我们俩被同一件事困扰,就是身为ccp治下的中国人由于不是自己的原因却不得不承担来自外国人的偏见和指责。不同之处在于,我把更多的错误推给the suppressive nature of ccp rule,而他认为那些不知反思的傻帽外国人该承担更多责任。

他当然不是小粉红,应该也算不得“自由主义小粉红”,但我无法接受他对这次疫情中的种种由体制之恶导致的人祸一无所知,也不能理解他竟然也认为错误的根源只在地方官员身上。跟他举了一些各地一刀切的例子,他质问我凭什么把这些事情上升到国家层面;跟他说如果不是最初的瞒报恐怕疫情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么严重,他愤愤不平道“那后来的封城算什么”,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怒气,但不知他听不听得到我的失望和不解。

不欢而散之后,我们都心照不宣地不再谈论此事。他还像以前一样跟我讲一大堆有的没的,工作如何,论文进行到哪了,或者夸夸自己再夸夸我,我大部分时间爱搭不理,总觉得有些东西不对劲了。

可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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