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關係已經「讀不回」了嗎？

筆者5月17日於《明報》筆陣欄目發表了題為「台灣駐港機構會關閉嗎？」的文章，分析了港、台關係如何跌至「冰點」的過程，揭示了台灣駐港機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陷入關閉危機的處境。文章刊發翌日，即傳來港府宣布暫時關閉駐台北「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的決定。隨後港、台官方還就此隔空激烈交鋒，上演了一場香港和台灣之間罕見的口水戰，也象徵着港、台關係已經陷入「讀不回」的危險境地。

港府新聞稿未透露的交惡緣由

原本港府18日當天宣布關閉駐台辦事處的決定時，並未透露具體原因，僅言及「與疫情無關」，台灣負責管理港、台關係的陸委會也僅表達「甚感遺憾」。殊不知，時隔3天後，港府發表一份新聞稿，透過發言人較為詳細地說明港府決定的理由，嚴厲批判台灣政府；就此，陸委會也發表強力反駁的聲明，對台灣方面的作為自我辯護，並指出台港官方關係倒退背後的港府責任。如此惡言相向的交鋒，為數十年來未曾有過，無疑不啻無助於港、台雙方關係保留多一點轉圜空間，也讓香港過去以來在兩岸之間所扮演的橋樑或潤滑劑角色進一步式微。

檢視港府新聞稿的內容，最大的特徵，是將關閉駐台辦事處以及港、台關係倒退的責任全面歸咎於台灣方面。港府所指出的關閉香港駐台辦事處的背景，包含兩大理由：

（1）台灣當局多次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對港台關係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聲明特別批評台灣當局推出「援港專案」，並在「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下設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為暴力示威者及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人提供支援」；

（2）香港駐台經貿文辦人員「曾受島內激進人士威嚇」。

客觀而言，港府對台灣方面的兩大指控並非無的放矢，具有一定的事實依據，然而這些是雙方互設的辦事處如今再也撐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嗎？

在香港還沒發生2019年下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之前的2018年7月，港府率先拒絕了向台灣駐港新處長盧長水發出簽證，兩年後繼續拒絕代理處長高銘村的延簽申請，因而導致台灣方面拒絕對香港駐台辦事處人員發出新簽證。港府的新聞稿對此過程隻字未提。

港府之所以未觸及港、台對對方官員相互拒發簽證，除了是為了淡化自己的可能責任，恐怕也是為了避免衍生更大的爭議。因為，若是歸咎於台灣當局干涉香港事務，那麼在香港《國安法》下被北京及港府頻頻指控干預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的美國等西方駐港領事館人員的簽證，是否也必須同樣停止簽發？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下的「硬道理」

除了港、台互拒簽證的客觀交惡過程之外，港府關閉駐台辦事處，其背景折射出民進黨執政下兩岸關係的惡化，以及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後港府處理港、台官方關係的艱辛。

港府的新聞稿確實也觸及了香港方面處理港、台交流的先決條件與環境因素。港府先是交代了香港駐台辦事處於2011年12月在台北開始運作，是基於兩岸在「九二共識」的互信基礎；繼而闡明今後港、台交流亦必須根據《基本法》、「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北京中央政府處理香港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來處理港、台關係相關事宜云云。

言下之意，港、台之所以得以互設辦事處，其背景是當時主政台灣的馬英九政府秉承了「九二共識」（儘管國民黨的內涵解讀與北京不盡相同）。與此同時，今後要維持港、台雙方關係，包括官方交流，以及互設的辦事處功能，將無可避免地亦必須遵守「一個中國」原則。

然而眾所周知，民進黨政府並未繼承馬英九、國民黨認同的「九二共識」，亦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國民黨所提的是「一中各表」，實際上並未接受北京定義的「一個中國」及其原則）。在此環境變遷下，象徵港、台官方關係的互設辦事處，確實已失去了存在的條件。

換言之，港、台之間所互設的辦事處如今面臨關閉及裁撤的危機，就港府必須依循的「政治正確」的思維而論，固然是在無可厚非的「硬道理」下難以避免的命運。

台灣過度自信 限縮轉圜空間

針對港府無預警地關閉駐台辦事處以及對台灣民進黨當局「粗暴干預」、「挑釁行徑」的嚴厲指控，蔡英文政府由陸委會發出4點強硬聲明，全面反駁：

（1）台港雙方2011年根據換文精神互設辦事處，並未觸及「九二共識」等政治性議題；

（2）台灣從未要求香港駐台人員赴任須簽署任何附加條件，反而是2018年7月起港府對台灣派駐香港的人員設置不合理的政治要求；

（3）台方根據《港澳關係條例》之規定，對合法來台的港人提供人道關懷及必要的服務，港府竟錯誤解讀為「挑釁」；

（4）就台灣民間團體赴香港駐台辦事處抗議，台方均派員維持秩序，事後也曾致電關切。反觀台灣駐香港辦事處遭親中人士陳抗，港府不聞不問。

台灣陸委會的反駁是否合乎道理，當可由讀者了解、判斷。不過，民進黨政府在處理港、台關係上卻也存在關鍵的誤判。

首先是過度自信，導致政策的推動缺乏慎重周詳的部署。筆者於2018年6月拜訪時任陸委會主委陳明通。當時陳主委透露了已決定派駐香港的新處長人選（媒體已披露），並對盧長水如期赴任充滿信心。如此的信心來自於香港自回歸以來，北京的靈活與彈性的處理方式。根據筆者的理解，所指的是北京在陳水扁時期對台灣赴港官員的簽證，以及2016年蔡英文執政以來在代表處存續上所展示的「寬容」態度。

然而，後續的發展證實台方的判斷是過於樂觀。也正因如此的樂觀認知，致使其在處理敏感度極高的港、台關係上，缺乏精準的判斷能力，導致相關政策未能得心應手。

譬如，「為因應中共強推港版國家安全法造成香港的變局」所設置的支援赴台港人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是設在「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下面。然而眾所周知，策進會及與其對應的「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是不定義為「官方」的「白手套」，其性質類似於兩岸關係中北京的「海協會」與台北的「海基會」，是官方關係之外不可或缺的緩衝地帶。事實上，港、台代表雙方的辦事處，正是在策進會和協進會交涉下的成果。民進黨政府把與港府立場對立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設置在策進會下面，彰顯了其缺乏對港、台關係敏感度的判斷能力，導致策進會失去其應有的「緩衝」功能，結果限縮了台灣自身在處理港、台關係議題上的轉圜空間。

總而言之，港府關閉駐台辦事處，標誌着香港與台灣官方關係的歷史性倒退，既受制於兩岸關係惡化的影響及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政治環境的變遷，也涉及蔡英文政府對港、台敏感關係缺乏高度的警覺。

無論如何，港府對關閉駐台辦事處一事，只宣稱「暫時」，而台灣關閉駐港辦事處亦仍未發生，策進會與協進會亦未被廢除，雙方的轉圜空間並非完全沒有，如何柳暗花明又一村，考驗北京、香港與台北三方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