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協防台灣」的潘多拉盒子被打開之後

當中國大陸一旦啟動武力統一台灣作戰計劃之時，美國究竟會不會協防台灣？這是自1979年美國和台北斷交，同時與北京建交40多年來，一直被質疑與議論的話題。

對此，過去美國一貫採取的是避免明確表態的「戰略模糊」政策，以靜制動，既能牽制北京攻台，又得以壓制「台獨」冒進。只是如此政策因近期阿富汗局勢的驟變而更愈發顯得撲朔迷離。當事人華府真正的想法究竟為何，固然是重點；而另外兩方的判斷也是關鍵。北京會否因阿富汗被美國「遺棄」的先例，而認定美國介入台海不會是「來真的」，或必定是「始亂終棄」？而台北又會否單方面相信拜登的「承諾」堅若磐石，認定美國「協防台灣」會是勢在必行，因此大可安枕無憂？值得指出的是，任何一方一旦草率地作出誤判，都可能導致災難性的結果，不可不慎。

拜登「協防台灣論」的兩大信號

拜登是在8月19日播出的美國廣播公司（ABC）的專訪節目中，被問及美國從阿富汗撤軍而出現混亂場面的影響，以及中國官媒對此諸如「別指望美國保護台灣」、「美國向來是用完即棄」的譏諷時，表示阿富汗的情况與台灣、韓國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截然不同，無法相提並論。拜登強調，美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第5條（Article 5）作出神聖承諾，要是有人入侵或對北約盟友採取行動，美國會回應，「對日本、韓國、台灣也是一樣」。

作為美國總統的拜登，就敏感的「協防台灣」作出如此表述，極為罕見，尤其是在中國崛起之後。如此觀點，不啻否定了台灣與阿富汗之間的可比性，更為重要的是，當中帶出了兩大信號。

其一，作為美國最高領導人，罕見地透露美國將會根據「承諾」（commitment），來協防台灣。這涉及是否改變「戰略模糊」政策的重大調整，究竟是美國就「台海問題」的戰略，從此不再「模糊」，將明確對台協防的「承諾」，還是不小心「說漏了嘴」？

從白宮其他要員在拜登談話前後的說明，可以看到雖然美國無意進一步炒熱該話題，卻也並未將拜登的表述視為「失言」。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則駁斥台灣與阿富汗的類比說，強調美國相信自己對盟友伙伴的承諾神聖不可侵犯，且一向如此，「我們也相信我們對台灣、以色列的承諾，一如既往地堅實」。

就從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到拜登上台後加速強化「印太戰略」的佈局來看，美國如今將自己「抽身」自長期陷於泥沼的阿富汗，符合近年美國外交戰略的調整，以便集中精力應對中國。「台海問題」則是拜登新政府從3月迄今主導的幾乎所有峰會的聯合聲明或公報都必提的重大議題，甚至在8月12日舉行的「四方聯盟」司長級會議上，還將迄今對「台灣」不痛不癢的「和平與穩定」的表述，直接提升到問題意識清晰的「台海安全」的層面。此次拜登發表「協防台灣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明確表示「美國對台海的和平穩定有持久的利益，並將其視為廣泛印太地區安全和穩定的核心」。

台灣地處被美日視為防堵中國東進的「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而中國人民解放軍則將「統一台灣」視為瓦解「第一島鏈」乃至進軍太平洋的另一重大戰略目標。因此，美國不會坐視解放軍武力攻台，日本也不會樂見解放軍因攻台成功而出現在僅離日本（與那國島）「咫尺之遙」的台灣島上（宜蘭/花蓮）。如此立場，並非純粹為了「協防台灣」，更是為了美日自身的國家安全上的利益。

基於以上論述，拜登政府認為台灣異於阿富汗的表述，是白宮在思考進一步聯合民主國家的盟友，來「共同維護台灣海峽安全」的一系列外交部署的脈絡下，所展露的戰略思維，並非不小心的「失言」——不僅符合戰後尤其是1979年後美國主導的亞太區域安全秩序，也與當下推動「印太戰略」以遏制中國的外交方向一致。換言之，北京倘若真的如一些官媒，視美國對台灣的協防承諾，將會是撤軍阿富汗的翻版，則低估了華府介入台海問題的決心，也因此可能產生戰略上的誤判。

華府的對台「承諾」不再模糊？

其二，拜登此次就對台灣協防的承諾表述，還首次將台灣與美國軍事同盟的盟友包括北約盟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地位並列，不僅為過去所罕見，對北京而言，不僅僅是「政治不正確」，更是赤裸裸的「粗暴干涉中國主權」的行徑。

在過去「戰略模糊」的時代，有關美國在東北亞軍事同盟的討論，通常僅論及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而美台關係充其量只能當作「潛在的軍事同盟」來討論。主要理由是美日之間有《美日安保條約》（1960年締結及生效），美韓之間也有《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3年締結，1954年生效）。然而，美國和台灣於1954年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國大陸稱之為《美台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生效），已經隨着北京與華府建交，而於1980年1月1日終止效力。

易言之，美國所謂對台灣在安全方面的「承諾」，並非如同日韓一樣，是基於兩國雙方所簽署的正式協議。既然自從1980年代之後，美台之間就不再有明確的就軍事合作上的雙方協議，那麼取而代之的「承諾」文件，又是什麼呢？

首先，有作為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1979年生效）。儘管部分內容繼承了舊有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精神，個別條文也繼續沿用，但是並未明確說明當台灣受到軍事攻擊時，會協防台灣，僅要求美國政府「向台灣提供防禦性質的武器」，並「維持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在「戰略模糊」政策延續的年代，美國政府一直避免說明《台灣關係法》是否就是美國協防台灣的法源。然而，2001年4月，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卻表明美國會協防台灣，並於翌年就《台灣關係法》的性質，表示「我尊重這一部法律。它規範了倘若台灣遭遇攻擊，我們將協助她防衛」。

另一份可能涉及美國對台灣軍事協防的承諾，則是列根總統於1982年所提出的《六項保證》。2016年《六項保證》以決議案形式在國會通過，其中第1條就開宗明義地闡明「美國未同意對台軍售設定期限」。儘管《六項保證》內容亦未直接出現「協防台灣」的字樣，卻也與《台灣關係法》一樣，被視為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承諾文件，亦即為拜登所指的「承諾」（commitment）。

隨着「中美新冷戰」的展開，以及拜登政府就「台灣安全」議題聯手民主陣營共同應對的動作不斷，對華府而言，或許「協防台灣」也已到了可以開門見山的新階段。只是原本特意「模糊化」的「協防台灣」這一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後，台海會出現如何更為詭譎乃至波濤洶湧的局面，捲入其中的當事者如何合縱連橫，每一步恐怕均需三思而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