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
林泉忠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香港《明報》(筆陣)主筆。歷任歷任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准教授、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兼任准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富爾布賴特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

日本與台灣——邁向「準同盟關係」的「命運共同體」?

趙立堅素有「戰狼外交官」之稱,不過此次就「日台2+2對話」的回應並不過激,反映了儘管面對日本愈來愈大膽碰觸北京劃定的「紅線」——敏感的「台灣」議題,甚至在此方向愈走愈遠,北京在現階段仍保持克制,仍未做好與日本翻臉的準備。畢竟,在「中美新冷戰」的當下,北京仍未放棄「分斷美日聯手」的戰略思維。
圖片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652644

為強化日台關係,日本與台灣執政黨於8月27日首次舉行「外交.防衛政策意見交流會」,被視為「日台關係」的一大突破。究竟是什麼背景促成此次堪稱「日台2+2」的對話?討論的結果,對日台雙方的官方政策究竟會帶來什麼影響?眾所周知,由於日台關係的提升,觸及北京對日關係最敏感的神經,如此又將會如何衝擊3年前開始「重回軌道」的中日關係?

「日台2+2」的「歷史性」與「突破性」

所謂兩國之間的「2+2對話機制」,是近年來主要由美國及其盟國之間形成的外交與國防領域雙方高層對話的制度化平台,此類機制如今已擴大到許多國家之間。通常是由兩國的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出席,一般是每年舉行一次,目的是透過高層對話,強化雙方在外交與安全等領域的合作,確定相關方面的合作方向。

然而,日本與台灣之間並無邦交,基於與北京之間的外交關係,日本政府亦並不會公開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因此日台雙方不可能舉行由雙方外交與防衛部門高官出席的高層對話。換言之,避開官方性質、「退而求其次」地由雙方利用「國會」平台,舉行執政黨相關領域負責人的對話,是此次會談以如此形式舉辦的背景。

其實,過去日台之間的所謂「國會外交」並非不存在,主要是由雙方在「國會」設立的友好團體之間的交流。日本方面是親台的「日華議員懇談會」與「青年議員日台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等,台灣方面則有「立法院台日交流聯誼會」。多年來,日台雙方議員之間存在頗為頻繁的交流團及議員個人的互訪機制,性質上則側重於「親善」、「聯誼」。然而,此次的「日台2+2」,明顯已超越了過去日台「國會外交」的層面,直接就雙方關心的外交、安全、經濟等重大議題,進行政策上的對話,這是此次會談深具「歷史性」與「突破性」意義之所在。

雖然並非政府官員,但為了舉辦此次日台之間首次的「外交.防衛政策意見交流會」,雙方執政黨都派出了具有相當代表性的人物出席。日方是由日本自衛隊職業軍人出身的自民黨外交部會會長、身兼自民黨台灣政策檢討項目小組召集人的佐藤正久參議員,以及自民黨國防部會會長、前內閣府副大臣大塚拓眾議員出席;台灣則由國際政治學者出身、身兼民進黨國際部主任的立法委員羅致政,以及軍官出身、長期活躍於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立委蔡適應代表民進黨出席。此次在各自中央黨部舉行的線上「日台2+2」對話中,雙方就海域巡防及訓練、芯片(晶片)及台積電的對日投資等雙方高度關心的領域方面的合作,以及台灣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CPTPP)等具體議題進行了討論。

對話成果等同政府政策?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日台2+2對話」是由日方主動提議下召開的。相較於美國,因顧及與北京的關係,日本政府向來對提升日台關係小心翼翼,不敢輕易突破在1972年就已向北京承諾的,即與台北的交流關係只維持在「非官方」的層面。然而,儘管國會議員並非政府官員,畢竟是執政黨,將之解讀為「準官方對話」,並不為過。

那麼,當下日本執政自民黨,為何對極為敏感的日台之間關係的提升如此積極?其實,在此次「日台2+2對話」會上,日方主席佐藤正久就已開門見山地強調,「中國近年來片面改變區域現狀,影響台海安全,更影響日本的安全」。易言之,日本就台海安全議題的關注,並非單純是美國壓力下的影響,而是自身早已存在的問題意識。由於台方也強調自去年以來解放軍軍機不斷擾台,所承受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事壓力愈來愈大,故雙方在對話會上達成了日台彼此是「命運共同體」的共識。

重點是,非正式官方身分的「日台2+2對話」的成果,是否就直接得以成為雙方政府的政策?筆者以為,現階段要作如此清晰肯定的判斷,恐怕仍為時過早。日本方面,撇開佐藤正久與大塚拓個人濃厚的鷹派色彩,儘管兩位均為執政自民黨在國會重要部會的會長,然而與美國國會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的角色不同,其意見既不能直接成為政策,亦不具備立法上的特殊權限。

事實上,過去無論是自民黨外交部會,還是國防部會,抑或兩部會聯名向首相官邸提交的決議書,並不都直接影響乃至改變日本政府的政策態度。譬如,去年7月,基於中國政府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當時的自民黨外交部會及外交調查會聯名向首相官邸提交了決議文,要求日本政府重新考慮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國賓身分訪日之事。然而,無論是當時的安倍晉三政府,還是後來的菅義偉政府,儘管都對此議題採取低調謹慎的態度,迄今卻亦未宣布取消已推遲的邀請計劃。

日台邁向構築「準軍事同盟」?

不難預測,此次「日台2+2對話」之後,自民黨外交部會與國防部會,將會就會議的成果,包括雙方在交流會上達成的共識,以及各自在會上彼此交換的一些重要建議,彙整為報告書,提交到首相官邸。這些政策建言,儘管要成為日本政府的政策,恐怕還需經過幾番折衝樽俎,然而可以相信的是,至少菅義偉不至於將之棄如敝屣,仍會作為今後制定及調整政策的參考。因此,「日台2+2對話」仍具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事實上,關注台海安全局勢的變化以及透過日台對話強化雙邊的關係,並不違背自民黨政府的政策方向,同時也符合近期日本的社會輿論。今年4月菅義偉與拜登舉行日美首腦高峰會後,日經新聞民調顯示,74%日本民眾支持日本參與穩定台海安全的努力,自民黨支持者更高達八成。

就近期日本積極強化乃至提升與台灣關係的舉措,對北京而言自然不是滋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會就「日台2+2對話」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不僅慣性地表示「我們嚴肅要求日方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不得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還特別搬出歷史因素,指出「台灣問題事關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日方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人民負有歷史罪責,尤其需要謹言慎行」。

趙立堅素有「戰狼外交官」之稱,不過此次就「日台2+2對話」的回應並不過激,反映了儘管面對日本愈來愈大膽碰觸北京劃定的「紅線」——敏感的「台灣」議題,甚至在此方向愈走愈遠,北京在現階段仍保持克制,仍未做好與日本翻臉的準備。畢竟,在「中美新冷戰」的當下,北京仍未放棄「分斷美日聯手」的戰略思維。

儘管筆者並不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日台關係會邁向「準軍事同盟」的方向,然而當構築「美日台共同海巡機制」甚至「美日台安保對話機制」一旦成為現實,那麼北京的忍耐還能維持多久?離其臨界點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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