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士比女工绝望的抗争：为何生活如此艰辛！【中国劳工受难日01】

我想，除了最后离开的方式之外，她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女工何其相似：

在深圳，工厂招聘往往有年龄上的要求，超过40岁即很难有机会再进厂。周建容已经50岁，工厂开除她就意味着中断了她的生计。

她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孩子的学费南下广东打工，快到退休年纪又没养老保障。城市再熟悉也不是归属，故乡再陌生也只能回去。工厂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大趋势下或倒闭或搬迁或股权转让，却从来不顾及这样一批年纪大没有任何技能的女工。在国家的发展中，她们如工具一般，跟不上时代或者生锈了，转眼被弃。

周建容大姐所在的哥士比鞋厂也处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浪潮中。去年5月份，哥士比鞋厂订单不足，有消息称公司会从太平洋集团脱离出去，将股权转让给哥士比的经理。由于哥士比中工作15年以上的老员工特别多，股权转让后公司将无财力支付工人的工龄钱，所以工人希望就部分劳动待遇与企业谈判，然而企业用尽办法回避工人的要求，其中的故事只能用厚颜无耻形容。而这已经不是哥士比工友第一次的抗议。在2009年，企业就试图转卖，当时的工人不同意，并喊出：“我们不是机器，不能转卖”的口号。

在得知自己被解雇到自杀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她在想什么？一个人要有多绝望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生命，尤其是正和工友们一起抗争的周大姐，她内心的绝望来自哪里？

这让我想起这两年认识的一群大姐。二十年前，珠三角的工厂最欢迎女工，家庭中往往由女性承担起挣钱的重担。来到深圳，她们做最基层的工作，权益受损最严重。多年过去，她们五十岁，又因为养老保险年限不够15年不能领取退休金，再加上五十岁的退休年限让企业可以不支付赔偿地解除劳动关系，多年的辛苦最终换来两手空空，甚至要为以后的生活担忧。

她们是最吃苦耐劳的一代人，在流水线上熬出了白发和皱纹；也是在国家发展起来后最先被淘汰的一代人，年老体衰行动迟缓就被赶回老家。用完即弃，冰冷的工厂没有半点人性。然而她们真的回得去吗？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是五十岁以上的农民工超过4600万，且呈上升趋势。这就足以说明，养老体系的不健全让她们只能继续留在城市打工。于是，她们只能去从事待遇更差的工作。生活的压力在她们苍老的肩头变得越发沉重。

我想周建容大姐在被解雇后，或许是为被解雇以后难以再找到工作，孩子的大学学费没有着落而担忧；或许是想着勤恳工作10多年，却被老板解雇分毫不赔的不甘。

我又想起在富士康跳楼的工友们。年轻的富士康工人在工作中一点点变成机器，本该自由与奔放的生命被禁锢在螺丝钉中，被淹没在电路板中，看不到尽头。年龄性别性格或许都不是去探究他们为什么跳楼的重点，生活没有希望没有盼头，才是吧。他们都在用双手挣生活，总也挣不到有尊严的生活。“劳动最光荣”从全国信仰变成了自我安慰。

如果劳动都不能够带来尊严，那生活在基层的工友们，还有什么盼头？

周大姐和工友们一同坚持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里，企业和政府给了工人双重压力，解雇、安装摄像头、甚至是跟踪，遗憾的是共同的遭遇没有带来力量，反而被政府和企业的各种动作折磨到心力交瘁。此外缺少外界的帮助，也会让工友们滋生出深深的无力感，陷入没有希望的沼泽中。现在的绝望与未来的迷茫，压在一个人身上，得有多沉重！周大姐迈出去的这一步，又有多心酸。

她的自杀，像针刺一样在提醒我们，女工以及基层工人的处境仍然堪忧。公平正义，匹夫有责。她的自杀，社会都有责任，因为在工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站出来声张正义。周大姐的牺牲不能被遗忘，所以劳工机构将每年7月17日定为“劳工苦难日”，一年过去，我们未敢忘记！

生活的艰难，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家已经这么富有了，普通工人的生活为何还是如此艰辛。但每个地方总有一些勇敢的人站出来抗议不公平的社会，努力争取尊严与平等。尤其是我认识的那些已退休的大姐们，都坚决地状告老板赔偿养老金，以及状告社保局行政不作为。她们的勇气正是社会一步步改善的催化剂。

2015年7月17日，第二个劳工受难日，但愿周大姐在另一个世界能够获得自由平等与尊严。但愿女工及基层工人的声音被全社会听到，生活得到改善，有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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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落秋。劳工机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