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治疗的账本，算算这笔糊涂账——我的确诊日记（八）

这篇文章、这个系列，其实今年3月在我刚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已经在Matters发过，但是后来因为跟歪脑签约，修改后在那边发了专栏，所以被我隐藏了。

现在专栏结束，特在此重新发布一下保存。

2020年仿佛特别漫长，以至于现在去回忆年初的景象，总觉得像是几年前一般。

一月底，突如其来的疫情撞上春节假期，各类防护物资不足、产量吃紧，成为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不仅超市里、淘宝上的口罩、面镜和消毒用品被抢购一空，国人还纷纷从境外买买买，那一阵子，我的朋友圈俨然成为了世界各国口罩的博览会，日本这样的近邻自不必说，连土耳其、南非、墨西哥的口罩我都见过或用过了，不知道读者你是否也躬逢其盛？

这一波跨国抢购，多少也加剧了接下来疫情在世界范围爆发时，各国的资源紧缺。因为“时差”，当各国的防疫物资也告急时，才意识到在过去一个月中，许多物资已被买走。我在欧洲就经历了，超市里没有人关注防疫物资、防疫物资被摆在货架的显眼位置、以及买不到防疫物资的过程。

住院治疗，要花多少钱？

那么成为一名确诊病人之后，又会得到多少资源、需要多少花费呢？

我脑海里闪回的第一个画面，是三月底我们飞机降落的次日清晨，在检疫酒店外接受核酸检测的场景：在停车场空地上的医疗帐篷里，我们每个人都被验了两侧的鼻子和口腔咽部，共计三次检测机会；每完成一个人的采样，医护人员都会更换最外层的防护服，避免交叉感染——显然此时国内的检测能力与防护物资，都不再紧缺。

当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你是阳性”的确诊通知，除了震惊，我立马想到的是如何准备住院所需的生活用品。所幸，一到医院，洗漱用品、脸盆、甚至洗面奶、一次性内裤都会直接发放。最初武汉方舱医院成立时，坊间盛传的物资匮乏甚至连御寒被褥都不足的情况，在三月的上海并未发生。

每天，每个病人会被发到一只一次性医用口罩，虽然从有效防护的角度来说，一整天带着同一个口罩是不科学的，但对病人们来说，口罩的功用更保护他人和心理安慰。

住院期间，我见证了两个较大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允许我们收快递，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解决了个人用品的需求；或许作为结果，另一个变化则是医院不再免费提供日用品，我在入院时曾免费领过的物品不再免费。这样的新政确也合情合理，不过在住院期间突然改变了收费方式，免不了让部分已经惯了免费的病人略感突然。

整个治疗过程，都是免费的。当然，免费的前提是拥有境内医保，如果没有——比如留学生、在国外工作或外国人等情况，就只能自己负担医疗费用了。

住院期间，治疗的“频率”是比较高的：每天三顿中药、早晚两次被特朗普封神的羟氯喹、每7天一次CT，还有按照各人症状不同而分别要“享受”的治疗——我的免疫细胞指标不高，因此需要每两天打一次针免疫白蛋白；史蒂夫入院后发了高烧，每天需要输3-4瓶盐水；甚至听护士说过，某床需要心脏药物、某床又需要注射胰岛素……

这些治疗要花多少钱？因为有医保，我甚少关注这件事。只记得我刚入院时所付的8000元押金——医保病人也需要先付押金，最后医院退款——第二天就被护士告知“余额不足”了。但自费病人呢？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自费病人问护士，能不能少几个检查、少几项治疗，因为“费用太高了”。

除了治疗费用，还有伙食费。我在专栏上一篇提及，在我住院期间，餐食明显越来越好，随后每个病人每餐都安排了一个蛋，史蒂夫因为自身抵抗力不足，医生更给他开了每餐2个鸡蛋的医嘱。某天，护士进来告诉他“余额不足”，需要补交押金，不然晚餐的两个鸡蛋就没法下单了。

但是，每天6个蛋，能吸收吗？医生和护士说，担心胆固醇偏高就把蛋黄扔了吧，防治新冠要拼命多补充蛋白质哦！

随着境外输入患者、外国人比例的增加，医院甚至推出了可供选择的西餐。虽然西餐做得丝毫不西餐，早餐只是以切片面包和牛奶替代了粥和豆浆的组合，但这并不妨碍每天127元的收费。中餐也在27元/天的基础上，推出了40元和60元两个锦上添花的选择。

当时的27元基础餐食已比刚入院时丰富许多，不再是过去清汤挂面的晚餐，荤素搭配也合理起来，因此，我在心里敲起了算盘：还有必要选40和60元的套餐吗？如果27元的住院套餐可以纳入医保，那么差额的13元、33元大概需要自费吧？带着这些医生护士显然无法解释的疑问，我尝试了两天40元的套餐，然后就出院了。

出院结账时，只确认了有医保，并没有实际扣费，之前付的定金也全部退给了我。也就是说，无论病人每天几个蛋、选哪一档套餐，只要有医保，全都由公共财政全额负担。这是否合理呢？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截至5月31日，国内患者人均治疗费用为2.3万元，这其中有多少三个蛋、六个蛋或者127元的费用？如果你有缴交医保，是否同意支付这些账单呢？

另一边厢，那些没有医保的患者在确诊的同时，很大概率也同时丢掉了国外的工作、断了收入来源。那个只能偷偷拉着护士请求能不能节约一点开销的患者，得到的答案恐怕我们都能猜到——他们对治疗方案和花费没有任何选择权，只能服从遗嘱，并支付那“人均2.3万元”。

出院后的账目

出了院，也不代表账目封存。痊愈后的病人仍需继续隔离14天，家在上海但不是独居的，自然不符合居家隔离的条件，非上海籍的患者，也必须完成隔离才能离沪。对他们而言，出院后在指定酒店隔离，这半个月的开销又是将近5000元，都只能自己承担。

至于政策的变化——能不能离开上海，是不是强制去酒店还是可以居家隔离，能不能跟家人住在同一个酒店房间中，端视某晚下达的一纸通告而已，正如飞机抵埗时会面临哪种检疫政策，也是瞬息万变。下一期，我们会详细聊聊出院后的患者们到底会面临什么样意想不到的困境。

从确诊到出院的整个过程会经历到包括医疗资源、生活用品、甚至康复后的隔离安排，这些安排除了影响到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精神状况，其实更关系到整个社会各种资源调配的决策，到底谁在决定，又是谁在负担成本，身处其中的人又有什么样的权利？当我在病房里提出这些疑问的时候，病友跟我说：模子，如果有选举，我投你一票。 

有句讲句，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能得到一份清晰的账本，并且反思这些安排是否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