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y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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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貓奴。

離職備忘錄 / 牆

自從我搬到上海之後,不少台灣朋友見到我的問候語不是「你最近好嗎?」而是「你在那裡怎麼翻牆?有沒有推薦的 VPN?」

「陽光、空氣、水」是我替手機裡的 VPN App 們所取的名字,取名邏輯很簡單,這是生命的三元素,缺一不可,如同自由一樣。

我不是數位原生代,但作爲一個從小在自由世界成長的人,過往在台灣使用網路的經驗,沒遇上任何阻礙(除了被爸媽限制上網時間...),加上小學的時候,正好遇上網路逐漸普及,時常看到一些烏托邦式的廣告詞,類似「連上網路,不出門也能知天下事」、「一鍵連結全世界」等等。

我完全記不清自己是從什麼時候、什麼管道知道中國的網路不一樣,有所謂的「防火長城(俗稱牆)」。

Photo by Gabriele Diwald on Unsplash

牆的形象對我來說也一直是很模糊的。我頂多說得出無法登入 Facebook、Goolge、Twitter,更早之前,還沒有社群網站的時候,到底牆內生活是怎樣、牆是如何構建,以及牆是鐵板一塊還是動態的?這些我真的搞不太清。

即便到現在,我也還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個網站(或話題)被牆掉,我所能確定的是,這個清單正不斷地增加。

還記得到上海之前,有位友人傳了一則訊息給我:「中國工信部發布一則通知要求查處多種無證經營、超範圍經營、層層轉租等違法行為」。簡單來講就是政府開始查 VPN 服務。接著,這位友人還時不時傳來網友使用 VPN 被公安抓的消息。

在中國,人們有個常識,假設你手邊有個好用的 VPN,應該保持沉默,而且最好不要在微信上提到這個 VPN 。每提一次,可能都是加速 VPN 消失的速度。也就是說,為了保護僅有的自由,必須先懂得噤聲。

剛開始在微信跟朋友討論 VPN 時,有種「諜對諜」的新鮮感,有些人會提醒:「別在這聊這個」「你別把 VPN 直接寫出來」,或是用「科學上網」「外網」「內網」之類的詞進行溝通。

在我去中國之前,光是聽到這些詞彙,切身感受其實並不大,但搬進牆內之後,這些詞除了納入溝通的詞彙庫,也融入了我的生活。

回顧在上海工作的期間,我一共使用過 4 種不同的 VPN,手機裡也載了 10 個備用 VPN(其中很多最後沒能用上)。這些 App 一部分是我參考國外網友做的排行榜,一部分是從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口中得知,另一部分則是從中國朋友那得知。

我有個刻板印象,便宜的 VPN 無法好好地翻過高牆,免費的更不用說。因此,我人還沒到中國,就知道要先預付「過路費」,我買了一款年費快四千元新台幣的 VPN,折合下來一個月三百多——自由有價,是我到中國的第一堂課。

牆的形象

我是在中國生活一陣子之後,才開始對牆的形象有了更具體的認識。

其實「牆」真的很像新聞審查的禁令,沒有人親眼見過實體,但每個人都知道它的存在,而這個認知建構的過程,來自於生活中一次次「撞牆經驗」。

我的第一次「撞牆期」來得又快、又猛。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之前,我對中國的官方會議沒有太多的認識,參與會議的全國代表,我根本說不出幾個名字。不過,我很快就從生活當中,全方位地察覺與認識這個會議。

每一天,當我走出家門到公司,直到下班回家,就是如此單純的兩點一線,依然隨處可見「喜迎十九大」、「以優異的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不忘初心跟著黨走」...等對我來說極為陌生的標語。

與此同時,友人紛紛告知各大 VPN 全線崩潰,其中又以北京的情況最為慘烈。我手機和電腦裡的 VPN 開始出現當機的狀況,為了順利連上「外網」,我得花更多的時間重啟 APP,或切換不同國家的伺服器。

這段期間,時常是眼睜睜看著 messenger 跳出訊息通知,卻點不開,或一直重整那些熟悉的網頁。眼下所見之處,真的像是走進一片沒有知識存在的荒原,令人灰心又喪志。

此前,我總是把 VPN 的預設伺服器設定在台灣,或許是出於想念,或許是安全感的體現。但隨著十九大的逼近,台灣、香港、日本、韓國甚至於美國的伺服器都開始「停止回應」。過沒多久,我收到 APP 官方發來的信件「近期伺服器狀況不穩,請用戶見諒。」

我承認我是一個不能沒有 VPN 的人,那會讓我產生嚴重的焦慮,彷彿下定決定跟過往生活道別。另一方面,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假設沒了 VPN,那還不如辭職算了。

我一路嘗試不同的伺服器,最終在羅馬尼亞找到落腳處,讓我能在會議期間,短暫地穿梭於牆內外。我很感激,甚至特地用了 google 翻譯學了一句羅馬尼亞的招呼語:buna。

如同 APEC 會議期間,北京政府可以讓「霧霾藍」瞬間變成美麗的「APEC藍」一樣。 在中國,只要有重要會議或「日子」,牆就會出現改變,變得更細緻,更難鑽出去。而那些「不夠厲害」的軟體(以及用戶),請做好被淘汰的準備。

是的,我的 VPN 沒能活過十九大。但這次的撞牆期,確實讓我對牆有了深刻的認識——原來牆是有生命的、是會動的。

就像六四三十週年的這一天,許多中國朋友抱怨 VPN 的狀況惡劣。一位北京友人說:「這反應的是你們這些之前能翻牆的人,都是我放水,是我讓你們翻出去,我要隨時收,是完全有可能的。」

除了重大日子之外,日常生活也隨處可見牆的痕跡。

有些本來在內網安然無恙的內容,某天可能會被踢出牆外,比方說,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豆瓣條目,在引發網友廣泛討論之後,就被踢出牆外。

當一個話題被踢出牆外時,通常是令人措手不及的,用戶根本沒來得及看到被踢出牆外前的狀態,只能看到結果。在這個狀態下,根本沒辦法思考為什麼會被踢出去?

至於被踢出牆外的東西,是否還有機會被放進牆內,我想這機率應該是微乎其微。

牆內的人

過去,我跟不少牆外的人一樣,多少會以一種優越的態度,看向遠方的牆,總覺得自己在自由世界,看到的世界可廣闊了。每次要描繪牆內生活,就止於那道高牆。

現在,我常跟台灣朋友說,牆內世界其實就像另一個星球。這個星球有自己的一套運行規則,光是站在高牆邊向下俯視,是很難看清牆內生活。

即便牆是抽象的,也不表示所有人都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我所知道的一些人,對牆就有很深的認識,對牆外的信息更是積極;當然也有一些人認為牆內的資訊,足以佔滿他的 24 小時,他不需要知道更多;可能有少部分的人,終其一生沒有意識到牆的存在。

有時候,我會試想一個剛認識世界的孩子,因緣際會對某個話題產生興趣,不巧的是,這是一個敏感話題,那麼他的好奇心到底要多大,才能讓他承受好幾次的撞牆期?還是說,在撞牆的過程中,他會開始建立對於這個話題的認識與詮釋。

敏感與被牆掉的話題非常多,當中有些是極度敏感的話題,例如六四。

一個在牆內長大的人,是如何知道六四?

我曾經問幾個朋友,一個朋友跟我說,他是從長輩那得知的;另一個說是長大後懂得「科學上網」才發現這件事;另一個是到國外留學,從外國友人口中得知中國有過這麼一段歷史。

那些記得的人,在牆內有時會用一些方法「打信號」,暗示我們不曾忘記。比如說三十週年的這一天,有人在朋友圈貼歌、有人發了北京長安街的風景照,有人寫上意味深長的話。

當然,這些無法從公眾媒體上看到,因為在這天來臨之前,不少網站的評論區,以及視頻網站的彈幕都被噤聲了,理由也相當具有中國特色:技術升級。

我曾經聽一名同業分享他如何在寫作上與牆進行角力。他說,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者,在面臨敏感話題的寫作時,可能會對內容「加碼」,這時只能帶著一絲絲期待,認為讀者擁有「解碼」的能力。如此,雙方就能進行一種繞道的溝通。也就是說,在當下這種特殊的語境,所謂的「解讀中國」,必須具備這種解碼的基本功。

不過,要是自己關心的話題,終究只能出現在牆外,那也會給牆內的人帶來難以言喻的沮喪情緒。

我還記得,之前採訪有些敏感的社會事件時,受訪者在我面前接到「已經被牆掉」的外媒電話時,有些人會透露出些許的無奈,儘管他們非常樂於回應媒體任何問題,「結果還是外媒來問,其實很希望本地媒體能刊出,不然最應該關心這個話題的本地人,永遠看不到。」

雖然說,這些受訪者並不一定樂見一個話題,必須得經過審查或曲解才得以在本地刊出,但同時,他們也會懷疑,如果一個話題注定只能在牆外被看見,那對於當下中國的社會運動,到底能產生怎樣的意義連結?

我在牆內的時候,也的確時常產生類似疑惑,但最終還是會逼自己往樂觀方向去想:意義總是有的,至少有人願意幫忙記得。


*「離職備忘錄」是一個曾經在中國跑新聞的台灣記者,希望通過個人經驗的書寫,回顧這兩年中國社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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