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难题之四：压垮财政的粮食

【压垮财政的粮食】

五十年代苏共就曾提出要推广家庭承包制，六十年代甚至有过要在1980年完成家庭承包制的规划，或许是缺乏紧迫性，它们都成了「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的文件。

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不仅要在农村推广集体所有制，更要发展家庭承包，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提出推行「农业租赁经营承包责任制」。

莫斯科的号召缓缓地触动农业体制，1987年5月，俄罗斯普斯科夫州出现第一个私人经营农场，1991年达到9000个，但它们在苏联农业占比可以忽略不计。

农业改革不但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由于五十年代开发的中亚垦荒地肥力下降，再加上气候原因，苏联粮食产量一路下跌。

更糟糕的，几年后，地方分权和企业改革推进，很快对农业形成负面冲击：农机大幅提价，农药化肥大幅提价，农民种粮意愿低，交粮意愿更低，加上地方截留，食品平价供应体系难以为继。

苏联的粮食困境，会让人误以为只是片面发展军事和重工业，忽视农业的结果。

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六十年代起，苏联不断增大农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苏联农业投资占社会投资总额一度接近30%，远远高于一般工业国家。

到了八十年代初，苏联拥有最辽阔的耕地、最高的化肥产量，最大的农业机械产量（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终于从传统粮食的出口国变成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一般认为，苏联与东欧七十年代出现的粮食短缺和财政赤字，是因为价格补贴政策刺激了城市肉类消费，随之带动饲料粮需求，而农业产出增长缓慢，只能大量进口粮食，以补充饲料粮之不足。

真正的问题，是扭曲的价格体系让浪费和低效充斥于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不断追加农业激励投入，只是追高农业生产成本，造成财政恶性循环，大量进口粮食和肉类食品，其实是它们更便宜。

19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年产量开始大幅领先美国，但到了八十年代初，保有量仅为美国一半。因为品质低劣加缺乏养护，拖拉机五年报废率为87%。联合收割机报废率92%。

由于拖拉机数量更能体现机械化率水平，分配给配套农具的生产资源严重不足，造成拖拉机被闲置浪费。而农机手的流失，造成有设备无人开，拖拉机利用率只有50-60%，农忙时，2/3的联合收割机停工等人。

除人口密度较高的欧洲地区，田间管理一概没有，中亚垦荒地带尤其严重，丰收时节，有些土豆田要拨开杂草才能见到土豆苗，麦田看上去麦浪滚滚，但因为杂草过多而呈乳黄色。

农业部门只对地里的农畜产品数量负责，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到各城市的国营商店，中间要经过运输、仓储、加工、包装、销售等漫长的产业链条和环节。

按苏联经典学说，这部分不创造价值，故最不受重视。它导致苏联拥有巨大的账面食品产出，很大部分无法抵达消费端。对苏联农产品的损耗，各家说法不一，苏联农业权威尼科诺夫院士估计，苏联粮食损耗为40%。

1988年，苏联农业部门统计土豆产量8700万吨，但进入市场的只有1740万吨，期间又损耗了60%，达到消费终端时，只剩下700万吨。

1989年，苏联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粮食采购为6000万吨，未及收割而腐烂的谷物4000万吨，而进口粮食也是4000万吨。

因极大的浪费和低效，苏联农业部门提供的产品，真实成本远高于国际市场采购价，肉、蛋生产成本高出50%以上，无论消费端的市民还是生产端的农民，都没得到好处。

让生产者直接对农业产出负责，无论是二十年不变的承包制还是干脆就私有化，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主的社会，会遭遇难以想象的困难。

很容易为它找到技术性原因：土地辽阔、机械化程度高、家庭劳动力不足等等。不像生产协作程度极低的中国，土地可以迅速包下去。

其实，这只是反对承包制的借口，而不是真正的原因。事实上，苏联农业的这些特点，反而是家庭承包制或土地私有化，更具有长远优势和潜力的地方。

改革其实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有受益者就有受损者。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过几十年演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基层单位的管理、技术、服务、文化宣传等职位，往往占到编制的20%以上，他们在利益分配的金字塔结构中占据优先位置。

把土地分给家庭或个人，等于把利益严重受损的上百万人推到了对立面，它立即会形成到底姓资姓社的追问，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的的改革，最后都止步于此。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一个例外的奇迹。

改革开放前，中国八成以上人口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基层社队干部数百万人，如果改革让他们利益强烈受损，改革就无法推行。但是，大队往下几乎没有阻力。

因为中国财政这口大锅的饭太少，轮不到基层社队干部吃国家饭，与治下的农民相比，他们唯一的福利是到公社开会时可以蹭点肉吃。

这些人大都是本地能人，土地承包后，虽然不能白天指挥全村劳动力出工，晚上召集全村老少开会，心理落差大，但比起累死累活只是赚个吆喝，他们并不排斥勤劳致富。

其实，中国也未能找到农业大集体的解决办法——国营农场、林场、牧场、建设兵团等政经一体化组织，虽有国家的长期巨额投入，土地辽阔，机械化程度高，但改革开放后长期处于两难困境。只是其在中国所占比例较低，对全局不构成影响。

1988年，苏联的食品财政补贴上升到900亿卢布，比1985年高出170亿。1989年，财政赤字突破千亿卢布大关，占财政收入的21%。

1990年，经济恶化到老百姓也认为必须价格闯关了，各大城市刮起的抢购风，迫使迟迟不愿启动的政府必须拿出方案来，困扰几十年的难题竟然第一次有了朝野共识。

但是，莫斯科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苏联）和叶利钦（俄罗斯）两个权力中心，各自拿出一个价格改革方案，方案之争变成了权力角逐的胜负手。

叶利钦的500天计划舆论上获得压倒支持，人们对苏共慢吞吞的改革失去了耐心，数万莫斯科市民冒雨上街施压。

虽然戈尔巴乔夫内心也倾向于它，但为了安抚保守派，他最后选择了一个把500天计划与雷日科夫保守版方案合二为一的折中版。

叶利钦决心带着俄罗斯甩开苏联单干，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它没能撑过价格这一关。

1992年1月1日，叶利钦意气风发地启动500天计划，它果然清空了居民存款。但用了将近1000天，通胀才回落到闯关前。

八九十年代苏东转型，是一次剧烈的经济震荡甚至社会震荡，仅仅是重组生产分工链条，就会带来巨大震荡，譬如根本不存在转型问题的芬兰，因为与经互会国家有较深的分工合作，就一度跌去1/4的GDP。

而俄罗斯是市场化和民主化转型最失败的国家，当苏东其他国家早已走出谷底时，它依然处于不断下探的过程中。

叶利钦的土地私有化并不顺利，由于俄共在立法上的狙击，他只能以临时颁布总统令和紧急法令方式强推私有化。

叶利钦时代的农业比以前更崩坏，1998年跌至谷底时，农业部门产值只及1991年的60%，但是，卢布大幅贬值虽让俄国人民雪上加霜，却刺激了农业恢复。

叶利钦告退后，土地私有化在普京手中终获成果，2002年俄罗斯《土地法典》和《农地流转法》颁布，宣告了土地私有制改革在俄国的胜利。

又过了十年，俄国农业从业者降到了苏联解体时的一半，耕地利用只有65%，拖拉机存量只及1991年的1/4，但俄国重新成为粮食出口大国。

2014年，俄国粮食出口追平苏联解体前的进口量，并超越美国成为最大小麦出口国，截至2021年，俄国粮食出口稳步增长，为能源之后第二大外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