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承诺：我为什么支持最不完美的意大利民主党

注：本文以意大利语形式首发在党内，在党公布了与PD合作的消息之后，我选择把中文底稿发在此。在两种语言和两个国家，我都找到了一种美。一个是我的原生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权让我感到恐惧，于是我流亡到这个接待我的国家。然后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尖锐的批评者和参与者。

有很多人或许会觉得惊讶，为什么我对最后Volt选择了PD而感到意外的惊喜、开心与满意。PD似乎是旧政治的代表。

在左翼或者共产主义者眼中，PD内汇合了大量来自原先天主教民主党的保守主义者，因此PD根本不是中左翼政党，而是中右翼。

在中间派或自由主义者眼中，PD因为与M5S的合作而被形容为民粹主义者，Calenda甚至经常表示Elly被Conte绑架了。Elly所提出的气候转型路线也太过激进，是乌托邦，最终会损害意大利。然而对于气候活动家来说，PD又太慢了。

很多人还被Renzi伤害了，即使Renzi现在依靠Italia Viva、Centro和他的新书大量攻击民主党和Elly，但由于Renzi曾经在PD太久了，因此他们对于被Renzi背叛的仇恨，也转移到了PD身上。

在支持以色列的人眼中，因为PD有了Elly，PD已经沦为了反犹的政党。尽管Elly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但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犹太人即使支持立即停火也都是反犹的。

在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眼中，即使有Elly，PD的议员、基层党员和地方政治工作者中也有太多支持种族灭绝的人士。而且对比于Sinstra直接发起指控内塔尼亚胡为战争罪犯的宣传运动，PD显然离所谓真正的在意巴勒斯坦人权相距甚远。

甚至在有些社会主义者眼中，民主党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公民权利方面，民主党不如+E激进。民主党迄今为止不能以党的名义宣布支持婚姻平权、大麻合法化与安乐死合法化。

甚至对于亲乌克兰的人来说，即使PD在议会表决时支持了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法案，Elly的当选也让他们开始怀疑PD也是像教皇一样的天真的和平主义者，鼓励乌克兰举白旗。

甚至对于我个人来说，由于我个人特别在意公民权利的议题，因此我也曾经以为我会投票给+E。由于我还在意中国共产党对人权的侵犯，我会选择Radicali。

可以说，非常多反对右翼的人士，因为这些原因也讨厌PD，因此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替代方案。这也是M5S兴起的原因。

有如此多的缺点，PD堪称史上最不完美的政党。然而，也正是这种最不完美性、中庸性，也导致PD成为了最大反对党，成为了反对右翼的人民中间最多人选择的方案。

如果你觉得AVS拒绝支持军事援助乌克兰的立场是不可容忍的，PD在议会投票中为军事援助乌克兰投下赞成。

如果你觉得+E等中间派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保持沉默，Elly领导下的PD在议会中提出了要求立即停火的法案并获得了通过。

如果你讨厌Renzi反对最低工资，PD是Salario Minimo Subito的倡议的发起人之一。

如果你支持DDL ZAN，Alessandro Zan本人甚至就是PD的成员，而且还要代表PD参选本次的欧洲议会议员。

如果你支持香港的自由与民主，PD在米兰选区的参议员Lia绝对是在这个领域付出了许多心血的人物。

如果你支持婚姻平权，至少Elly在竞选成为PD秘书长时的纲领提到了支持平等婚姻。

如果你支持大麻合法化，有不少PD的议员都以个人身份签署了Megliolegale的倡议。

没错，PD太不完美了。以至于在加沙死了三万人之前，我都一直以为我会坚定投票给+E。我也跟我的许多LGBT和支持联邦主义欧洲的朋友说，请投给+E。

然而我改变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跟以色列人的生命一样都是生命。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一样都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我无法忍受+E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沉默。在杀害了那么多儿童、医生、联合国雇员、记者、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之后，我支持Sinstra指控内塔尼亚胡为战争罪犯的倡议。然而Sinistra对我来说太不切实际了，于是我回到了PD的怀抱。

我感谢PD还有一个原因。我出生在一个没有选举的国家。如果我不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如果这个国家不民主化，我就一辈子也没有投票的机会。但是2023年PD的初选，让我一个外国人也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投票站投下了自己的选票。而意大利的其他所有政党都没有给合法居住在意大利的外国人提供这个民主选举的机会。

我仍然记得投票那天费拉拉很冷，下雨了，风很大，我很早起床赶在上午就去投票了，PD的旗帜在狂风中飞舞得不成形状，我给了监票人员2欧元，然后我在Elly的名字上画上一个大叉，把那张在狂风中脆弱不堪的纸折叠，轻轻投入纸箱。

我很快把我的喜悦分享在Instagram，当然没有发布在Wechat中让我仍在中国的家人看到，因为中共不会喜欢中国人参与民主政治，除非成为中共间谍。

这就是投票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投票。如果法律不改变，如果我不结婚，我还需要八年才能获得意大利/欧洲国籍。如果没有另一个PD初选，这就会是我未来八年唯一一次投票。

我还记得我在得知Elly在2024年2月+E发起的SUE con Emma Bonino发表演讲并对Emma致敬时的激动。Elly和Emma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女性。

我还记得Elly宣布她要求在加沙立即停火的立场时我的兴奋。那个时候我正为失去我对+E的一贯支持而感到痛苦，又不愿意加入Sinistra的天真主义者联盟。Elly的出现让我重新唤回了对PD的信心。

还有Stefano。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了反歧视LGBT的地方法律，在一个没有DDL ZAN的时代，我对我生活在ER大区这件事感到无比幸运和开心。Stefano还推动通过了大区版本的安乐死立法。这是Luca Cosconi的临终遗愿。

我最爱的政治家，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最好的不是最好的，第二好的才是最好的”。我一直把这当做我从政的座右铭。在她的领导下，尽管曾经面对民意的激烈反对，尽管目前台湾的跨性别人群还是不能免术换证，台湾还是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

也正是因为面临民意更加激烈的反对，台湾迄今为止还没能废除死刑。但由于她的政府多年来实际上只执行了非常少的死刑，因此台湾已经离事实上不执行死刑的国家不远了。

在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推动进步议程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政治上进程的缓慢意味着更多少数群体/多元群体的死亡与苦难。然而，如果争取不到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支持，改革的成果很有可能最后还是会被反噬。

我知道自己在哪里可以妥协，在哪里不可以。我绝对不会容忍与右翼合作的政党，所以我拒绝了Renzi和Calenda。我绝对不会容忍普京和习近平等独裁者赢得胜利，所以我拒绝了AVS。我绝对不会容忍对巴勒斯坦人苦难的无动于衷，所以我拒绝了+E。

因此，从政对我来说意味着，提出最进步的愿景，在实际工作中支持更温和却更有可能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方案。只要不是在退步就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PD迄今为止仍然是意大利最大反对党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性格最终使我回到了PD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