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病理三角形

当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弥漫的不信任情绪超出了学术圈而进入现实政治之中，这已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了”，“自由主义正在反噬自身”。

不过，我们需要区分的是，普京这样说的依据是来自现实世界中正在涌现的诸多问题，诸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以及自由主义政策在应对难民问题上的力有不逮，等等，但严格地说，这充其量只能说是自由主义者制定的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其中包含着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误用甚至滥用，并不能完全和自由主义本身的义理缺陷划等号，但我们想就此来对自由主义理论本身进行临床诊断，并论证它为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应为当前的全球危机和普遍的绝望状态负责。

正如临床医学所隐喻的，我们要想对自由主义的病理进行诊断，就必须对其“病灶”进行定位，又如测量学中的“三点定位法”所隐喻的，我们想对自由主义的“病灶”进行定位，就必须识别出有病理意义的三个参考点，若是把这三个病理点连起来，便得到一个“病理三角形”。但是，正如医生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并不是在否定这个病人本身的价值，我们对自由主义的诊断和治疗，也绝非是在否定自由主义本身的价值，充其量只能说，它在特定意义上是不充分的，不完全的，需要我们的修正和完善。

自由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

当今是意识形态的时代，它的标志就是，人们热衷于谈论各种“主义”，但17和18世纪的欧洲却不是这样，那时的思想家谈论的不是“主义”，而是“人性”（human nature），例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讨论以“主义”冠名的各种思想，也不会把带有“-ism”后缀的词作为基本概念，他们构造自己的世界观的基础仍然是在古典世界形成的各种人性论及其相关概念。自由主义（liberalism）作为用来表达一种连贯的思想体系的词，一直到19世纪才出现。

可以说，当今的这种“遗忘了根基”的主义式话语的功能是可疑的，它生产的往往只是一种如乱麻或迷宫般的话语游戏，令人摸不着头脑，找不到头绪，既不知来龙，也难测去脉，当前的自由主义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正确的一端入手，那么之后就会错上加错，一错再错。那么，除非我们能够找到自由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或者说中心概念，我们也就谈不上令人信服地兑现我们开篇立下的承诺。

顾名思义，“自由”（liberty）概念自然是具有自由主义的中心地位，但对于大多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的概念是通过个人自主性（autonomy）概念来体现的，强调的是个人理性选择的自主性，进一步来说，自主性概念又联系着理性（启蒙）概念。例如，对于康德来说，具有一个启蒙了的自主性，就意味着“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有勇气使用一个人自己的理性”来评判乃至挑战传统权威，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我们看到，自主性概念，在这里实际上是作为传统、权威以及强迫的对立面提出来的，甚至常常是通过后者来逆向界定的（包括“自由”在内的自由主义的诸概念多是以这种消极方式界定的，这是必要但不充分的，乃是自由主义式贫乏的来源之一）。这既是自由主义的精神源泉，也底定了自由主义的精神症候。

公允地说，自主性概念本身不应后来广为诟病的“个人主义”和“原子主义”的自我理解负责，但我们也绝不可以说，自由主义理论就可以免责，关键之处在于我们要看自由主义是如何理解和“使用理性”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如何理解和运用“理性”决定着如何理解和运用“自主性”。如果“理性”是被“完美理性”或者说“全知理性”来刻画的，那么，自主性概念就是消极的，封闭的，自满的。如果“理性”是被“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方式来刻画的，那么，自主性概念便是积极的，开放的，自反的。

不幸的是，自由主义的理性概念是贫乏的。正如保罗·卡恩在《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中所言，经济科学成了理性的主宰，公共理性的模板。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理性设定为一种自足的完美理性，只是晚近以来，具有动摇全局和范式转移意义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才被赫伯特·西蒙提出来，但依然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它却只是在主流经济学内部被以补充而非颠覆的方式在使用，乃至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理性选择理论”的传统范式。

那么，正是由于受到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全知理性概念的笼罩，自主性相应地也就变成了一个消极的、封闭的和自满的概念，并由此进一步孽生出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公私划分）、经济上的利己主义（自我利益最大化、z）和心理上的精英主义（病态的自恋、“例外心理”和独断论），这便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病理三角形。我们知道，“权利”（right）概念亦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核心功能是拓展和守卫的是个人的自主性，进一步来说，即是保全自由主义的病理三角形的权利，同时却往往是以个人责任的逃避和放弃为代价的。

自由主义理性的自反与重建

这样的自由主义的病理三角形，也即一种心理动力机制，它牵引和形塑着自由主义者的意识流、能量流和利益流，从而造成一个不断内卷和凝缩的病理性精神涡流和人格结构。那么，我们不仅要问：这样的自由主义人格是自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是，自由主义到底成就了“谁的自由”呢？谁又被“关进了笼子”呢？

一言以蔽之，即资本的自由。只要我们确当地理解了这个病理三角形，就会看到，它正好可以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力量”所收编、组织和驱动。这里的市场主体，实际上就是公司，但终究，企业家并非真正的老板，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循环（G-W-G’）才是。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像一个永远停不下来且自我加速的跑步机，人们若是不想掉下来，便不得不在上面不停奔跑，直到精疲力尽。

我们知道，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若是按照自由主义病理三角形的框架，根本没有必要区分所谓的新旧自由主义）中，市场便是属于自主性的私域，应该将政府的干预最小化，也就是“大市场，小政府”的概念，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超民族和超国家的全球市场体系。如果仔细端详这个体系，它是不是像极了天主教会，华尔街便是新教廷，经济学家则是新神学家（主流经济学的全知理性假设清楚无遗地表明了自身不是人学而是神学），股票经纪人则是翻译和传达新上帝（资本）意志的传教士，全球各地的（上市）公司则是一个一个的教堂。

回顾天主教的权利观念史，会让我们更加确信这一点。实际上，天主教神学家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确立了“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观点，而且，这些权利并不依附于人们所隶属的特定国家。到了16世纪，在宗教战争的狂热和西班牙对美洲征服的推动下，一种新的权利观点又补充了进来，即：如果有必要，可以通过武力、越过国界来捍卫权利，这与现在的全球人权概念已经是相差无几了。

我们都知道，自由主义是主张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的，但也是众所周知，作为市场体系的主体的公司管理体制，却不是民主的，而是专制的。所谓的市场（私域）中个人的自主性，事实上只是“选择”被这家公司专制、还是被那家公司专制的“自由”，而这显然既不是真正的选择，也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只是一种利益多少的计算。如果这不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的“铁笼”，那又是什么呢？书中结尾处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病理三角形的人格后果。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迄今为止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内部本身的确是隐藏着自我颠覆的倾向。普京公开宣称：“自由主义正在自我反噬”，并非言过其实。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福柯那句名言“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改写为“自由将在自由主义中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英国的脱欧、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是作为自由主义的病理三角形的对立面而发生的，也就是一个反个人主义、反利己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新三角形，但是，这并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关于未来的新图景，而只是一种作为权宜之计的后撤、保守和力量调整，远不能说是健康的和有远见的，没有任何唱赞歌的理由，但我们也不必像普京那样对自由主义唱挽歌。

当前的全球局势之下，没有谁会成为最终的赢家。作为一种批判性的、面向未来的理论，自由主义只是在遭遇挫折，并非是“过时了”，也不会过时，但其前提必须是自由主义理论家能够借机“自反”（是时候矛头向内了），以突破自己的病理三角形并进行理论重建，其突破点就在于，一方面应该像早期自由主义理论家那样“多谈点人性，少谈点主义”，重新发现人性中更为基本的规范性力量，例如认同和爱的概念，一方面就是要基于“有限理性”概念来重构理性观，例如罗尔斯一再强调的rational（合算的）和reasonable（合理的）的概念，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新启蒙故事，但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未来。（原发于多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