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识分子”与倒错的世界

自“五四”开始，每年的五、六、七月，看上去是属于年轻人的。如有好事者作一张关于年轻人的话语流的年度K线图，我们可能会看到在这个时间段内有一个小波峰。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内容分析，我们却会深切地感受到这届年轻人深入骨髓的迷茫、焦虑和无力，如迷途的羔羊般，不知哪里是方向，何处是归途。其实，这个越来越令人不安的世界，对那些心智敏感的年轻人远谈不上是界面友好的，尽管不时地会有一些空洞的赞美、期望或许诺像泡沫一样冒出来。

毫无疑问，我们处在了一个相当缺智的时代，其标志就是，即便是那些最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也无法生产出有效的知识来解释（更遑论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危机状态。其实，问题既在于“解释世界”，也在于“改变世界”，这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若是固执于一面，则会陷入二元对立，最终是南辕北辙，套用康德的话式来说，没有“解释”（理性）的“改变”（行动）是盲目的，没有“改变”（行动）的“解释”（理性）是空洞的，不幸的是，这却恰恰正是我们时代的智识氛围（intellectual climate）。

不客气地说，那些名义上是在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生产的大多只是披着“知识”（knowledge）外衣的伪知识（fake knowledge），或者是一套合理化的话语（意识形态），或者是夸夸其谈的bullshit，这是为什么他们无法也不可能解释和应对当今世界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之解决的一部分。

什么是“智性”？

“我们有什么理由为把别人做奴隶这件事来辩护？”——这是困惑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问题，尽管他认为拥有奴隶是对的，但困难在于，他想不出为什么这是对的。后来，亚里士多德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的天性中有一种区别，有的人生来是“作工具”的，有的人生来是“用工具”的，奴隶跟主人尽管在体魄上一般无二，但却缺少理性的灵魂。

假如亚里士多德能够穿越到当下，坐下来和头脑开放的年轻人聊聊天，作为一位自以为有“理性的灵魂”的迄今人类伟大哲学家之一，他必定会承认自己是错的，甚至会想起自己的同行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人类的头脑是宇宙的光荣，也是宇宙的耻辱”，并为自己所得出的“结论”而感到羞愧，并认识到他所找到的与其说是“理由”（当时看来）不如说是“借口”（今天看来）。

“借口”之不用于“理由”之处在于，它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构造一个辩护（justified）来说明某种行为及其背后的支撑信念是合理的（reasonable），而这种所谓的信念其实是和某种欲望或利益（亚里士多德自己是有奴隶的）纠缠在一起的，那么，这样的辩护，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功能。“合理化”概念的含义，按照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说法，“合理化是一台辩护机，它丝丝入扣地为一切不能接受理性批判的信仰和思想进行辩护”（《反思欧洲》）。

这样的合理化话语就像是真理话语的伪形或假晶（pseudomorphosis），后者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使用的一个概念，其来自矿物学，指的是一个矿坑中原有的矿石，已经被溶蚀殆尽，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而当地层变化时，另一种矿物质流了进来，居于该一壳内，造成此矿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截然不同，明明是一种岩石却表现出了另一种岩石的外形。至于历史范畴中的伪形，例如，帝国形式对城邦形式的鸠占鹊巢，而思想范畴中的伪形，则如经院哲学/学院哲学（philosophology）对古典哲学（philosophy）的鸠占鹊巢。

“伪形”或者说“假象”的存在是对人类心智的根本挑战，正如曹雪芹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但我们还是以亚里士多德的穿越为例，尽量来定义什么是“智性”：

首先，理性（rationality）本身并不等于是智性（Intellectual），当亚里士多德发明一种“理由”（reason）用来自我辩护的时候，他是理性的（rational），如果说“理性”表示的是一种关于事物之同一性、一致性或对称性的感知，那么，智性则表示的是在这种同一性、一致性或对称性中能够感知到差异性、不一致性或对称性破缺。

其次，当亚里士多德穿越到现代发现自己提出的假设是错的并进行修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既表现出了自己的理性，也显示出自己的智性。那么，我们便可以把“智性”定义为“理性的判断力”（judgement of rationality），“理性”处于相对低阶的对象层次（object-level），“智性”则处于相对高阶的对于对象层次具有约束和定义能力的元层次（meta-level）。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元层次”和“对象层次”，只是动态的和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元层次作为对象层次来考察，若以此类推，逻辑上就需要引入“元-元层次”，以至于无穷。

我们知道，在西方思想中，这个“无穷的极限”的终极位置是由上帝占据的，而在中国的道家思想中则是由“空”来统摄的。通过中西的“互问”与互文，我们可以说，这里的Meta-，相当接近于中国道家思想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具有层级含义的“玄”概念，所以，在此文中会把“meta-”与“玄”来对应，尽管能指有差异，但所指是同一的。正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有限和不完备的认知主体才需要像道家的“重玄”思维那样不断地自反和自玄（self-reflexivity），既要像西方古典哲学家那样反思感官之知的不可靠，又要像康德及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反思理性之知的不可靠，如唐代道家“重玄”论者成玄英所言，“唯彼我两忘，是非双遣，而得环中之道”，“环者，假有二窍，中者，真空一道，环中空也”，“智则无知”，“息智休心”，“境智两忘”，等等。

这样的自玄的“智性”（道智）与苏格拉底最终的“自知无知”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唯有如此才可能不执、不滞和不迷于自己的妄心、成见或特定的范畴和定义，从而称得上是“智性的”（intellectual），这可以说也即是一种宇宙中人类头脑的光荣与耻辱的辩证法。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玄性”即是智性的同义词，一旦人性中的自玄性机制停止了运作，那么，智性的火光和生命的活力也就熄灭了，随即就会陷入一种自我同一性（A=A）的“死形式”或“死知识”，也即俗话所说的“死脑筋”，或者说“机器人”（人工智能），而这是一种与生命的本真形式相背离的伪形，或者说异化。

学院痴识分子

遗憾的是，如今的学院“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群这样的人：被塔勒布传神地称为Intellectual Yet Idiot（IYI），可译为“精明的白痴”，其中的所谓“Intellectual”（智性的）已经异化和蜕化为rational（理性的、合算的）和computing（计算的）的伪形，也就是经济学“合算的人”（rational man）假设，一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工于计算、目光短浅的形象，这实际上是国内大学里盛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精神原型。

他们热衷于在“同行评议”（你引用我的，我引用你的）的游戏规则中发表论文，并不真的在乎现实（reality）本身究竟怎么样，不接地气，纸上谈兵，但这种所谓的“同行评议”也就是“圈子认同”，在形式上无非只是一种扩展了的自指游戏和同义反复而已，即把一条衔尾蛇扩展为了N条相互衔尾的蛇，那么，这样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成了陷于“执”与“滞”（然后必“妄”）之中的“痴识分子”，这样的所谓“同行评议”也就成了一场自欺欺人的话语版“庞氏骗局”。当然，我不想说得那么绝对，例外肯定是存在的，但可能会是像“黑天鹅”那样难寻，这种游戏规则本身便是房间里的“灰犀牛”。

这些人既不是在“解释世界”，也不可能“改变世界”，充其量只是在“解释解释”，或者说只是在生产“关于解释的解释”（类似于“注经”）。我们在此可以转用阿多诺评价斯特拉文斯基的“关于音乐的音乐”来评价这些学院痴识分子，“在音乐中被禁止诉说自己的主体真正停止了‘创作’，并满足于充当一种已经异化的客观的音乐语言的空洞的回声”（当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在2018年的毕业演讲中劝告打算以学术为天职的学生“必须放弃自己的个性”时，难道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嘛，“个性”中也许的确存在李猛教授所说的虚荣与浅薄的因素，但李猛教授的话语的危险在于：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在他对客观主义与深厚传统的强调中，深深地蕴藏于个性之中的一切演变和未来因素实际上就被忽略了），在阿多诺看来，这是因为斯氏没有接受支持他的美学家的劝告：“不要让艺术去模仿艺术”，陆游也曾告诫过儿子同样的道理：“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从精神病的视角来审视这一状况，这样的学院痴识分子或者说IYI的心理结构，其实是自己的心灵的“玄层次”（meta-level）始终未能得到良性的自主生长的结果，他们必须依赖于一种外在的形式秩序或偶像才能获得自我的心理或精神上的秩序感和稳定感，如果回溯这种心理结构的病原体，那就可以归因于历史中的帝国-宗教-家庭体制扩张所造成的权力侵占、文化规训和心理创伤，这即是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所说的“克己复礼”形态及作为其后果的“二我”人格（精神分裂症）。

这个形式秩序和偶像，也就是执、滞与妄的对象，即是权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循环（G-W-G’）就是最高的权力形式，知识生产的逻辑（业务周期）终将服从于资本循环的逻辑（财务周期），而资本循环和再生产的短期主义（财务周期），反过来必然会迫使知识再生产的短期主义（业务周期），例如，学术圈内流行的“不发表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结果必然就是粗制滥造、似是而非的知识伪形/“伪知识”（fake knowledge）和学术黑话，其典型代表就是对这个经济现实毫无解释力和预言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神）学。

我们知道，也已经看到，这样的学院痴识分子，既无“心”也无力应对当今世界的危机状态或者说“末日狂奔”，他们不仅不会成为跳出历史的结构性重复和咬尾蛇般的自指悖论的推动者，反而可能成为既得利益和保守主义集团的辩护士，而且，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不止是一种症候，也成了一种消解潜在的变革力量的话语策略，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冷漠，孤立无援，这在事实上又会有助于清除经济学（资本）帝国主义在所有领域扩张的障碍。那么，现代学院体系的伪知识生产，就不仅不会帮助人们“看见”而是在遮蔽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后真相”这个新词的流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世界的倒错与智性的复活

尽管人的“玄层次”被外在化了，人仿佛只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玩偶或机器或电池，但人毕竟是人，不可能被完全同化为玩偶或机器或电池，那么，这就在人的内部造成了一个根本的二元对立状态，即我们所说的“二我”人格或精神分裂症，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多是以一种或显或隐的神经症或抑郁症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心理学及临床心理学与西方经济学一道，成了这个被历史和文化所异化的痴识分子的异化世界观（意识形态）所异化的世界的显学，但是，这些世俗的话语依然是不够用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要靠宗教的复兴来进行“补偿”。

任何不甘心只是成为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系统的电池、“韭菜”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工具”的“新”（Neo）青年，首先是要做的就是自我启蒙，即像《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的Neo那样选择吃下红色药丸，勇敢地去辨认当下的真相，而不是像心灵鸡汤（蓝色药丸）贩子宣扬的那样盲目地“活在当下”，以冲决认识论唯我主义的、伦理学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自我封闭的自指的“网罗”（Matrix），如我们前文所说，生命的真相和意义，既不全在“物”（客观，客体），也不全在“己”（主观，主体），而是存在于“物”与“己”、客体与主体之间（In-between）的辩证关系之中，这里的“辩证”指向的不是在“二”之间的游移不定和首鼠两端，而是更高阶、更包容的“三”。

其次，鉴于这个世界已经严重地陷入了语言的败坏和意识形态化，即符号和话语的二元对立和二律背反状态，那我们就不可能再从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中找到超越这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和概念，这就要求我们回到生成符号的概念的真实经验，即从形而上学的语言游戏回到我们每个人的具身性存在（embodiment），回到真实的生活世界本身，当然，这反过来要求我们“生活在真实”而不是自恋式的梦幻泡影或不粘锅式的佛系自欺欺人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发生真实的关系，发生行动的关系，发生“具身”（embodied）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想象的关系、言辞的关系和虚妄的关系，我们需要生活在一连串的真实的行动、考验和反思的自玄性关系之中，以至于调动我们身体内部的无意识能量来冲决我们被植入的已经习惯成自然的“意识网罗”（意识形态），这必定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但也是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过程。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旦我们的无意识力量和“自然之心”（赤子之心或童心）被刺激或调动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打造一把心灵的奥卡姆剃刀，时刻准备着剔除那些被灌输的实际上却是不必要的欲望、妄心和成见，依靠我们自己的“自然”（human nature即人性）而不是“习俗”或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来待人接物，爱己爱人，然后，才可能有力量和能力像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通过“跨越性批判”所分析和建议的那样，分别对资本循环（G-W-G’）的生产端和消费端说“不”，即将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劳动”和“消费”最小化，反过来说，只有具备了足够的闲暇和“逍遥”，我们每个人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玄层次和自玄性，而不是沦为这个世界的玩偶、机器或电池。只有像这样的有智“新”（Neo）青年越来越多，达到足够的规模，形成相应的文化和制度，这个“倒错”的世界才会“正”过来，我们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的历史跃迁和新秩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