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志红、原生家庭与“岳母刺字”

一

前几天，我看了一期圆桌派，主题是“原生家庭”，武志红老师，作为题中应有之嘉宾自然是在座。这期的聊天，触及到了所讨论主题的一些关键点，总的来说，还是值得一看。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深一步的分析（这对一个聊天节目来说很正常），依然是不到位，甚至有的点在因果关系的分析上是“倒错”的，例如，武志红老师提到了“岳母刺字”，并用“寻母文化”来解释，并强调父亲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中被“谋杀”。以下是武志红老师的原话（部分）：

武志红：……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就把这个父亲给“谋杀”了，岳母在他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几个字，然后这成了一个图腾。其实岳飞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岳飞，是父亲培养了他。…… 确实很多家庭文化里头，父亲缺位或者父亲不够好，但是有好父亲的，又把他给“谋杀”了，所以我会认为，我们确实是寻母文化，美化各种各样的母亲，所以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既严重地重男轻女，又严重地美化母亲，重男轻女让女儿很痛苦、让媳妇很痛苦，但是一旦你成了妈，就不一样了。母亲这个意象是很有趣的，我们通常形容国家跟人民的关系，国家是母性的，我们会讲母亲河，回到祖国的怀抱，不太容易想象祖国是个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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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武志红老师的这段话，搞得我脑子一时宕机，陷入了不置可否、无法判定的死循环。看完节目后，我才得以把自己的思绪从嘉宾们的话语流所交织的话语场中抽离出来而恢复了意识的自主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说，我的大脑不再是嘉宾的（某种程度的）跑马场。然后，我把“岳母刺字”这个传说（并非史实，已得到公认）放到我所理解的中国历史的底层代码中来解析和定位，才终于想明白这究竟该如何理解，并判定（用武志红老师的行话来说）武志红老师的“分析”的确是过分“野蛮”了，很“倒错”，也就是说，“寻母文化”并不是如武志红老师说的那样是“岳母刺字”的“因”，反而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其“果”。

坦率说，此前，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岳母刺字”这件事儿，至于它是史实还是传说（“是什么”），以及它的功能含义（“为什么”），等等，就更不会去想了。那么，武志红老师的提及和说法——怎么说本身其实不重要，就启动了我的意识和思考，然后，“岳母刺字”这个传说和意象，在我的认知矩阵中就成了从“原生家庭”问题过渡到“原生文化”问题的一个“特别好”的转捩点，所以，我想在此对武志红老师表示感谢，尽管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反驳——或者委婉地说只是“商榷”——他关于“岳母刺字”的观点。

众所周知，武志红老师的名气很大，观点的争议也很大，其中，我也有不认同的，这再正常也不过了。但是，我相信，如下这一点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即武志红老师提升国人关于原生家庭问题的问题化意识方面，显然是贡献很大的。但由于心理问题如每个人的存在或“所是”（Being）那样，具有私人性、个人性和独特性，心理咨询师的意见或观点不应——永远不应——被当作教条，而只能被视为每个人启动关于自我的意识、探寻和理解的契机和“引水”。实际上，这不止于心理学领域，所有的思想或理念都应作如是观，否则即是康德所说的“不成熟”，要么是陷入了“能够使人忘记自我”的权威话语，要么是陷入了“能够使人只唯自我”的自恋话语。

不过，在正式展开我的反驳或者说商榷之前，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与武志红老师之间的相识一段缘分（嫌啰嗦的可以略过段落“二”）。

二

我和武志红老师是相互认识的，但我知道武志红老师要早得多，缘于他多年前的《为何家会伤人》，后来，也就是几年前，缘于共同作为腾讯《事实说》节目的嘉宾而结识，武志红老师那时还不像现在这么有名。再后来，武志红老师出的《巨婴国》和《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都有送我，正好借此机会，我要对武志红老师再次表示感激和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腾讯《事实说》的好心和周到的编辑老师们，当然，如果顺着这份缘分和因果的链条一路回溯的话，那感激和感谢的list就会拉得很长，很长，若是在这里说出来未免显得过于矫情且浪费读者朋友的时间，所以，就埋在心里让它变成我善待他人的善意之矿吧。

我之所以在此说这些在有些人看来是“矫情的话”，其实，是想表达我认为有必要表达的我的一种善恶观，即，每个人在其一生中所遭受的善待或恶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者说构成了其人格中的善或恶，善人是被善待的结果，恶人是被恶待的结果，这其实就像水低于零度结冰高于100度气化一样自然（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当然，从先天的人性（本无善恶）到后天的人格的形成（有了善恶），这个过程要比水的结冰或气化要复杂得多，但原理可以说是一样的。我们若是以跨文化视角来观察，就会看到不同的文化形态（即人对待人的模式）会塑造出不同的人格形态和善恶比例，中国人是一种形态，日本人是一种形态，美国人是一种形态，不仅是指思维方式和心理倾向方面，也指身体姿态和精神状态方面。

进一步来说，当然是越是在人生的早期善待或恶待之决定性就越是显著，例如，俗话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父母对待孩子的模式会决定孩子的一生，一个社会对待孩子的模式将会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那么，家庭问题，或者说家政学（相对于国政学，而不是相对于家务保洁公司），实际上，就处于了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核心位置，但我们知道，家庭本身同时也受到所在的时代和历史的限制、塑造甚至是改造，由此就引出了原生家庭（家政学）与原生文化（国政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和善恶观又会决定有什么样的家政学和国政学，所以说，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历史、文化和哲学问题。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或者说百年来，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和知识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引进和盛行，作为“个人”之母体的家庭问题以及作为家庭之母体的文化（或国政）问题的同等重要性，实际上是被系统性地忽视了，至少是被严重地轻视了。有必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绝非是要完全抹杀个人主义哲学或者说个人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主体论的合理贡献，但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把作为“唯一”的“个人主义”降格为作为“之一”的“个人性”，进而把“个人性”维度与其他看待和对待世界的合理维度（例如，家庭，国家，等等）联合形成一个更包容的复合框架，这相当于要把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义结构在今天进行创造性转化，即保留其形式框架，但更新其内容、目的和意义，“身-家-国”可以视为是文化的空间结构（形式上具有不完备性），“天下”则可以视为是文化的时间过程，也就是说，“天下”乃是“身-家-国”三位一体空间结构在时间进程中的展开、运动和变化。

一种不幸总是连着另一种不幸，甚至会诱导更大的不幸，如今我们的社会（似乎）正在面临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信任的枯竭，这并不是说已经不存在心存善念和渴望善行的人，而是说这样的人们处在了一种信息不对称和囚徒困境状态，往往是已经无法恰当地表现自己的善意和善行，善意和善行的表现只是作为一种例外，而不是常态。这将意味着什么样的后果，实际上是不言自明，潘多拉魔盒正在被打开，或者已经被打开了，嫉妒、贪婪、虚伪、谵妄、诽谤、怨毒、攻讦、仇恨、疾病，等等，俨然正在形成一种时代气氛，像雾霾一样入侵着人们的身心，反噬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家庭生活，孩子们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会长成什么样子呢？这样的社会可以有什么样的未来呢？两相对照之下，那些年受到的善待对我来说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曾经的善意对于我关于生活和人性的信念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以前，人们都穷（意味着视野范围内比较“平等”），误以为等有了钱，就一切都好了，现在呢，的确是有钱了，才发现，很多人的确是在物质上脱贫了，但是，“差等”的出现和阶层的固化，攀比风气的流行和歧视链话语的泛滥，这给人们造成了更大的心理刺激和难以消化的自我身份认同的挫折、焦虑与抑郁，人人都想当镰刀而不想当韭菜，但镰刀只属于“（先富的）少数人”，“先富的”不仅没有“带动后富”反而以那些“没富的大多数”作为自我身份认同（权力感）、优越感和碾压感的背景条件，这意味着历史上的主奴结构在当下实现了复辟和伪装，但正如卢梭所说“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而这必定会投射和内化到每一个人的人格形态之中而造成一种精神分裂症（即人格中兼有镰刀与韭菜、战狼与绵羊、主与奴、S与M两种相互冲突又相互“合作”的形式，形如鲁迅所深恶痛绝的“二我图”或曰“求己图”，这像不像一条自我吞噬的咬尾蛇？），我们的社会因此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至少是潜在的、广义的）“精神病院”，于是乎，心理咨询师和精神分析师就成了当今时代的“魔法师”，但即便是心理咨询师或精神分析师自身往往也是需要咨询和治疗的“病人”，那么，这种人对待人的模式像不像是由一条扩展为N条的首尾相咬而形成环状的咬尾蛇？

有人读到这儿，想必会认为，我这是在夸大其词，耸人听闻，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是在给我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定语来形容的新时代抹黑，但我想为自己辩护的是，我这么说，既非“全称”也非“泛指”，也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个人或机构，所指的是一种背景性的、潜在的结构性困境，正如刘咸炘所说历史研究即是一种“察势观风”之学中的“势”，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在受这样的咬尾蛇结构的牵制和投射，或近或远地在向这样的咬尾蛇结构收敛和同化，没有人是真正自由和自在的，也没有人是真正幸福、安宁和健康的，再说了，新时代的关键字中不也是有“自我革命”和“扫黑除恶”嘛，那说明并非完全是“岁月静好”和“一片大好”。当然了，如果是我说错了，那肯定是特别特别特别好，我真的不希望自己说对了，不希望这会是真的，或将成真，但不妨把这当成一种杞人忧天的“思想实验”或反事实假说，因为，即便是我说的这一切不具有当下的现实性，也可能具有逻辑上的潜在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俗话不是讲了嘛，“宜未雨而筹谋，毋临渴而掘井”。在科幻流行和未来话语满天飞的当下，我希望我这样的貌似“不合时宜”的话语应该有其存在的正当权利。

但是，假如万一是真的如此的话，置身其中的我们就不能只是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在发生而不作任何阻止和改变的努力，否则，在精神分裂症的土壤里是不可能真正能做到“自主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诚如“创新”之定义“有意义的新组合”所显示的，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组合为一个整体的“二我”怎么可能去组合他物（复数）而造成一个有意义、有功能和有优化的新整体呢？正如比尔·盖茨最近推荐的一本书《剧变》（Upheaval）中所言：不管个人还是国家，都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危机，而要想转为危机的第一个步骤便是——承认危机，若是能够预见到潜在的危机，那岂不是不能再好了吗？又如我们前面所言，个人（身）-家庭（家）-国家（国）是三位一体的，任何的危机我们都需要从这三个维度来整体地和系统地思考和应对。那么，在我们勇敢地直面（潜在的）问题之后，为了做出恰当的反应和得当的应对，我们就不得不像临床心理师或精神分析师通常所作的那样，何以至此？是什么过往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们？于是，武志红老师在圆桌派里提到的“岳母刺字”似乎就成了一个通俗且恰当的切入点。

有的人，鬼使神差地读到这些，可能已经后悔没有“略过”，太啰嗦了，不知所云，干脆弃读；但我相信，还有“少数”——这是相对健康且富于思辨的“少数”——读者朋友，没有觉得啰嗦，会选择继续读下去，那么，我们之间就已经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鸣，当然，这是任何写作者都期望的一种效果，我自然也不例外，顺便植入一个软广：关于写作这件事儿，我也有一些话要说，一些形式想探索（例如本文有一点点不成功的尝试），但这是另文的主题，欢迎关注本公号并留意以后的文章。

三

以我们目前可以得到的材料来看，基本可以确认，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并非是“精忠报国”）四个字，其实并不是岳母姚氏所刺，而可能是来自宋朝军制中“刺字入伍”的政策。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就此把“岳母刺字”这个历史传说简单地打发掉，我们还需要继续追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如何在我们历史的底层代码中给这样的一个传说来定位（如何可能的话）？

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就要从宋朝的开朝皇帝赵匡胤说起了。我们都知道，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开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宋王朝。但是，皇帝真不是那么好当的，赵匡胤睡不着觉啊，最为忧心忡忡的就是，怕自己的成功故事可以复制，便处心积虑地推行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和制度创新，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例如，不仅搞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还进行了军制改革，实行“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和“将不得专其兵”（也就是经常换防和调来调去，防止拉帮结派和团团伙伙）的军事政策，等等。

后周军事将领出身的赵匡胤，的确是实现了此前的历代王朝都没有实现过的对军队的驯服和绝对控制，彻底排除了翻版陈桥兵变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军队基本是没法打胜仗的，尤其是没法打硬仗，仅够对内保卫皇权和控制百姓，却难以抵御外来的强敌，这就是“弱宋”和后来的“靖康之耻”的内在逻辑。

那么，在此逻辑之中，我们也就明白岳飞为什么必须死了，怪就怪岳飞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且以自己的姓氏命名为“岳家军”，这让皇帝（赵构）又睡不着觉了，赵匡胤的担忧变成了赵构的恐惧，即便是岳飞背后刺有“尽忠报国”，但岳飞报的“国”就是“赵家的国”吗？即便是岳飞真的毫无反心，但赵构又没法钻进岳飞的肚子里，那按照博弈策略，必定还是会选择“不信任”为上策，这样的“囚徒困境”又何止于一个大宋王朝呢？！我把这叫作汤武革命悖论，即革命者得天下后便不得不防止自己被革命，也就是说，至少自从“顺乎天应乎人”、“有德者可王之”的汤武革命伊始，这样的囚徒困境就开始发作了，例如，在得到周家天下之后，周公姬旦心里就直打鼓：“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尚书·君奭 》）。

那么，如果我们认可汤武革命悖论乃是中国历史的底层代码之解释力和说服力，那么，我们也便容易理解为什么历代王朝尤其是大宋王朝乐于推崇儒家及其所宣扬的“克己复礼之道”，无非是由于其中心思想能消解至少是缓解皇帝的忧虑，即是不僭越、不犯上、不造反，具体化为君臣父子的“忠孝”模式，但正如俗话所讲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所以，“忠孝”（关键是“忠”，“孝”是为了“忠”）要从娃娃抓起，那母亲就不能闲着啊，“岳母刺字”的“国家”（朝廷）功能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可以说，这个传说的出现既有历史的偶然，也有历史的必然，乃是皇权体制对于母亲的自然职能的征用，是一种皇权主义所需要的母亲人设，最终服从和服务于皇权的逻辑，由此，儒家的“克己复礼”体系也就“功德圆满”，实现了自身的完备无缺。

至此，中国的家庭也就被皇权体制彻底地政治化和权力化了，这相当于是朝政对家政的软性殖民，家与国同构了（这最早要从西周的“家天下”制度化说起），原生家庭与原生文化同构了，那么，由此也就造成了自然意义上的母亲职能的缺位，进而在“精忠报国”、“学而优则仕”和“克己复礼”的诱导和训导下，便形成了一种“己”与被植入和内化的“礼”（即皇帝意志和皇权体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男人心里都有一个皇帝梦）之间既冲突又“合作”的“二我”人格，即我们前面所说的精神分裂症，这必定会导致了父亲的缺位，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的深处构造了一种自然意义也就是爱的意义上的“父母双缺”的局面，所以，武志红老师所说的“寻母文化”是存在的，但是“果”不是“因”，而且，在圆桌派中提到的家庭关系中的权力现象，也可以在这一解释框架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至于这样的同构化了的原生家庭与原生文化之结构性困境如何破解，如何真正实现自我人格的统一性，这是我们后面的系列文章要探讨的主题，欢迎持续关注。（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哲人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