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离的体验（第一章 伦敦初体验）

第一章 伦敦初体验

“我要和Victor结婚！”病床上的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陪我来医院的舍友乃鑫（化名，本书提到的中文名字皆为化名）用哄小孩子的语气安慰着我，“啊，要和Victor结婚呀。”然后赶忙用英文向急救的医生解释我说了什么。医生问能让Victor过来一趟吗，乃鑫面露无奈地摇了摇头。

Victor是我在萨尔萨舞学生社团认识的学长。英国人。脑科学博士生。

2014年的秋天我从中国去英国伦敦读一年制的硕士研究生。英国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整个暑假我都在焦急地等待德国学校的录取消息，却接连收到拒信。德国的高质量教育和零学费、低物价比英国更适合我的情况。毕竟我已经二十三岁了，向家里伸手要钱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伦敦的房租和物价都出奇的高，一年下来学费和生活费需要大概四十万人民币。我家虽不贫穷，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父母从始至终都是支持我去英国的。去银行换汇的那天，母亲把藏在家中用数层塑料袋裹着的一大包人民币的，纸币，拿了出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现金。也许是从不同的银行搜罗出来集中放在一起的，也许有一部分是和亲戚朋友借的。那好几塌百元大钞像一摞摞红砖块似的，有形的重量比汇款单上的数字更让人触目惊心。我们家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买车，因为余不出来这笔开销，这我是知道的。我没敢问，这笔给我留学的钱会不会影响到家里的生活，因为我知道父母就算撒谎，也一定说不会。

去机场那天是父亲送我先去北京，和正在北京出差的母亲会和，再由两个人一起送我上飞往英国的飞机。出发前因为我贪吃最后一碗过桥米线，我们出发的时间有点晚了。机场大巴车站离家里大概有一两公里的距离，由于行李很重，我们决定打车去大巴站。司机师傅看我们焦急的样子，随口问我们飞哪里啊，是不是要来不及了。我们说飞北京转伦敦，确实有点赶。司机师傅顿时满脸无语，“你都飞国外了还坐机场大巴？呵，真不怕误机啊。”他建议我们这辆车直接去机场，不要再等大巴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都有钱出国了还要省这点小钱。他不明白的是，大概正是因为我的父母处处省这点那点小钱，我才能有机会出国。坐在副驾驶的父亲回过头问我，“行……行吗，姑娘？”我看见他汗涔涔的脸发出黝黑的光亮，这句问话让我心疼。我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问我。打车出行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常用的选项，通常都是在有特殊事且全家人一起出行时才会选择。省钱是他这辈人一生的习惯。所以只有当我说可以，他才会觉得没有浪费，心安理得地花这份钱。

同父母道别我并没有表现出依依不舍，至少是我认为的没有。尽管内心的分离焦虑已经快要从嗓子眼里冒出来了，我还是努力收敛自己，表现出漠然的样子，尽量不让面部挂上任何表情。至于为什么这么做，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怕稍微一不留神眼泪就会哗哗流，于是用全身每个细胞来绷着一股劲，希望它不要尴尬地爆破出来。虽然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但异国的未知和即将面对的独立生活还是令我感到一丝丝恐惧。只是这种我拼命掩饰的不安紧接着便被投射到无辜的陌生人身上，显露出了它潜在的破坏力。我们打算在首都机场贵得离谱的餐厅吃个饭，虽然不习惯，但我知道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接触到的物价都不会比这个更低了。看好了菜单，我叫来服务员，脑子也不是很在线满嘴含含糊糊地点了三份不同的盖浇饭和炒面。服务员小姐姐没太听清，只重复了我说的最后一样炒面。这时我的无名火立刻冲到颅顶，仿佛对方犯了天大的错误，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用震惊而愤懑的语气充满责备地说道，“我刚才点了三个，你失忆了吗？！”“失忆”两个字的音发得又长又狠，说完自己都被自己的刻薄吓到。父母没有去打扰这餐桌上已经凝结到令人窒息的空气，也没有责备任何人，也许他们也在克制着心头的某种情绪。稍一停顿过后，我用缓和了一些的口吻重复了我们点的三道菜。菜上桌时，我们一家三口连着道了好几声谢，大概是在默默找补我刚才的失礼，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道出内心另有指向的情绪。告别没有什么感人的祝福、热心的叮嘱，有的只是三个人各自的克制和或许早已洪水泛滥的内心独白，跟海关出口的森严戒备交相辉映。

飞机落地伦敦，我已经有二三十个小时没睡过觉了，但不只是因为时差。自从上大学起我的睡眠就常常后置，每天无法控制地越睡越晚。大四那一年因为毕业的压力和感情受挫，一度徘徊在抑郁的边缘，或者说那时已经是重度抑郁了也未可知。毕业离开学校里的好朋友，我哭了整整一个星期。再加上等待德国录取结果令我格外焦躁。整个暑假我都过着一种作息极其不规律的生活，常常是天亮才入睡。带着这样的恶习，旅途的颠簸也没能使我在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上睡一小会儿。

伦敦的天灰蒙蒙的，九月就已经透着秋的寒气。这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刚刚以反对苏格兰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独立出去而结束。英格兰像一个得意的妇人，井井有条地过着她平日忙碌的生活。伦敦看上去是一个很多元的城市。路上几乎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一样多，均匀混合。脏辫和穆斯林头巾也都很常见。同性恋情侣在地铁上亲吻。

但我并没有想象中兴奋，且很快，我就收到了来英国的第一份失望——我的舍友都是中国人。怎么说呢，那时候我的思路是：一共只有一年的时间，我要在这一年里尽可能地把自己沉浸在当地的文化里。尤其是要多练习英语，毕竟这里到处都是免费的“外教，”我得好好利用起来。国内的外教课好贵的。而舍友很可能是我这一年里相处时间最长的人，所以我在申请宿舍的时候特意注明了我要和non-Chinese speaker (非汉语母语者)一起住。我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和英国人住，因为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不说中文，我们就可以用英文交流，这将会是很好的练习机会。可偏偏我的三个舍友全都是中文母语者，这样我就不可能和她们讲英文，也太不自然了。匆匆打过招呼后，我一个人偷偷来到宿舍前台，要求更换房间。得来的却是对方当头一棒：我们不能给你换房间，你这是种族主义（racist）。我简直百口莫辩。这怎么就成种族歧视了，我自己、我的家人、朋友都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歧视中国人？我不过是想在国外体验，或者说“购买”，一个不同的环境，却被扣上了“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可是那时我的英文水平和胆量不足以支撑自己继续争辩下去了，只好接受这个安排，就这样住下了。

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名校。留学申请是我自己做的，没有通过付费中介的帮助。毕竟我是舍不得花这笔钱的。但是最终得到录取的专业却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专业，名字叫Identity, Culture, and Power。这个专业在我毕业之后，也就是我去伦敦的第二年，就被取消了。可能是因为申请的人太少，大家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毕业回国做学历认证的时候留服部的工作人员把它翻译成了“身份，文化，与权力。”我问可不可以改成“身份认同，文化，与权力。”她说可以。二字之差，使一个直接的名词，变成了一个强调过程的名词。那时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这对我很重要。当然在之后的几年里，我渐渐明白了这几个词对我的意义。但对那个土包子进城一样初到伦敦自卑的我来说，连自己学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简直是给自己的无知又加上了厚厚的一层耻辱圈。

这个项目下的学生总共只有七个人，项目从属于一个东欧研究的大院系下面。院系里还有经济、政治、语言、区域研究等细分的方向。我的项目算是偏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除了必修的社会与政治学研究导论课，选修课是跨项目来选的。因为我跟本就不知道比西欧更陌生的东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选的课都尽量避开具体指向东欧区域研究的，比如波兰民族主义、前苏联政治什么的。而是选了一些诸如当代文化研究理论、质性研究方法的课，想着将来可以运用到我熟悉的课题上。我本科的时候学过一点德语，所以我又选了一门关于柏林历史的课。学院还开设了包括俄语、捷克语、芬兰语等东欧和中欧的语言课程。我认为自己是喜欢学语言的，所以报了一门芬兰语课。选芬兰语就是因为芬兰是这里面最发达的国家。我知道这门语言很难，但慕强心理使我甘愿不断伸手去够那些够不到的地方。却没想过身体吊在半空中的时候，并没有人可以托住我。

在学校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概括来说就是：听不懂，看不完，跟不上。文化研究理论课一上来就在讲巴赫京和德里达。我完全不熟悉他们的理论，课后那些数不清的阅读材料我撑死只能看懂百分之三十。看不完是自然的，有时候一节课六七篇文献，我连一篇都看不完。上课时只见那金发的年轻讲师坐在教室前面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我坐在下面感到空气很稀薄。本来在很努力地去捕捉每一个听到的英文单词，一转神就发现自己刚刚在走神。思绪其实并没有飘远，我根本就没有心情想其他的事。我越想着我怎么听不懂，就越是难以集中精力。我想把自己的头按进水里，彻底洗掉里面的浑浊。我想把老师说的话强塞进自己的脑子里。那种窒息感渐渐让我觉得听到的声音很刺耳、很烦躁。越是这样，就越是听不懂。仿佛老师说的不是英语，而是什么外星语言，被我的大脑屏蔽掉了。更烦躁的是，旁边的同学在飞速地记着笔记。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记什么啊！我也想记啊。

我尝试补救。有一天下课我鼓起勇气抢在同学们离开前对大家说，我觉得这门课好难，我们可不可以建一个群，方便课后一起交流讨论。能用英语对着一群外国人说出这段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挑战不仅仅在于要当众说外语，还在于我要承认自己很弱，但是又要不耻于求助。感到欣慰的是当我说“I personally find this course very difficult.”（我个人觉得这门课很难）的时候，坐在下面的一位年长的教授回答了一句“We all do.”(我们都是) 。我已经不记得这位教授的名字了，但是我至今都很感谢他。原来是真的很难啊。原来我听起来像天书一样的东西，是连教授都觉得不容易的内容啊。为什么没有人抱怨过呢。

我赶紧掏出手机，打开我并不熟悉的国外聊天软件，想问大家一个个要联系方式建群。这时一个女生说，我们可以用学校的moodle（课程平台）啊。然后大家纷纷点头，一个个走掉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真诚地和这里的世界交流。我的声波如同被屏障阻断。  

后来那个叫做moodle的平台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生针对这门课留过言。那也不是一个可以实时对话的平台。

真可惜啊，我并不是一个优等生。从初中时听不懂数学课上的函数，到高中的物理卷子由于沾上了眼泪而变得皱皱巴巴。这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的感觉，其实并不陌生。可是我又不敢苟且，不敢摆烂，这就不是一个选项。我想到那一塌塌红色的纸钞，已经转成英镑汇入这所学校，剩余的额度也将随着仅仅是日常基本的衣食住行而耗尽。我感到自己由内而外地散发着不起眼、不善沟通、甚至是愚笨。我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所学校。尽管我有不错的英语功底，一次就考过了雅思，本科也来自全英授课的中外合办院校，拿了说得过去的绩点。可是我曾经引以为傲的英语，在这里却成了我的弱项。毕竟英国最不缺的就是会说英语的人了，连七岁小孩都比我说得好。在这样的异国他乡，我渐渐犯起了一股严重的别扭劲。做事越来越畏手畏脚、胆怯、失语。走到哪里都像被一个罩子罩了起来，透不过气。进店买东西，最怕店员上来热情地问我Can I help you? (需要帮忙吗) 因为我不想说话，尤其是用英语，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我知道有一个词叫文化休克，形容当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说的就是那时的我。

一个很小的例子：报道的那天，我看见学校入口处有人在发地图。我也想上去要一份，于是在心里先练习了一遍要说的话，然后很有礼貌地走上去用标准的英文说法问道，打扰一下，我可不可以拿一份地图？那个姐姐直勾勾地看着我，说，5磅。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竟然这么贵，忍不住换算这是50多块人民币。肉痛，要不就不要买了吧。这时那个姐姐笑了，是那种突然爆发出声音，然后尾音拉得很长的笑声，让我分不清是取笑还是开心的笑。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不可理解的。对一个刚刚来到新的国家入学，懵懵懂懂正在找路的新生开这样的玩笑，并不是一个友好的举动。让她觉得好笑的也许正是我信以为真，又不敢质疑的样子。因为同样的玩笑在英国人身上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是那时我强迫自己去理解：这是她的幽默，只是我没有反应过来。于是我迫使自己回应了一个礼貌而僵硬的微笑，接过地图赶忙道谢。十年后的今天我以为我不会记得这样的小事，可它却像地鼠一样冒出来，吱吱叫着让我不要忽略它。

我至今都不能释怀的一点是，为什么大多西方人在中国，可以以自己的视角为中心，期待中国人跟他们说英语，期待我们主动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展示我们的特色，解释这里和他们家乡的规则习俗有什么不同。一旦闹出什么乌龙，大家也会觉得，不过是个老外，可以通融。说几句蹩脚的中文，就会得到夸奖。而中国人到了国外，却往往都在苦恼怎么适应和融入。要说外语那是自然的，还要时不时担心自己是不是队伍站错啦，是不是说错话啦，是不是没有get到人家的笑点啊。如果自己说的外语让人听不懂了，一定会反思自己的口音或是语法是不是有问题。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是安静话少。是真的出于性格的原因，还是说这里面也有很大成分是由于紧张、失语、怕犯错的缘故呢。我本科的时候在网上搜索过在国外如何融入当地文化这个问题。印象最深的回答是，当你不再试图融入的时候，你就融入了。西方文化有一种吞噬其他文化的能力，先把不符合规则的惯习从主流社会中淘汰掉，再允许保留一些有代表性的异国元素，比如餐馆、装饰、商品等，美其名曰多元文化。但是在社会规则和交流符号上面，只接纳和他们一样的部分。如果你不去亲身体验，他们又不会向你解释他们的这些规则。原因在于，他们不（必）知道你们的规则习俗是怎样的，自然也就注意不到需要区分的地方在哪里。你只能通过观察、体会、试错，游走在不同的圈子之间，直到建立起一个相对舒适的周遭。而往往这个周遭，还是自己的同族居多。这也是为什么我跟理论课上仅有的另外两个亚洲人，来自台湾的林寒，和来自北京的张博，建立起了友谊。

对林寒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瘦瘦小小的男生。可能因为我来自东北，见惯了一米八大汉，他的温婉气质一开始让我不是很适应。他的五官很好看，上课的时候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微微皱着眉，像在很认真地思考。他跟我同专业。和他聊过之后，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和能力的男生。他的本科是在英国读的，以一等学位毕业（相当于国内的均分90以上）。不但成绩优异，在校期间他还一手创立了Asian Society (亚洲社团)，把学校里的亚洲人凝聚起来，组织各种活动，并且在四年内成长为了校内最大的社团。张博则是一个有点胖乎乎的北京人，操着一口京腔，对事情好像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其实毕业于北京大学。但他对学术的热情明显没有林寒高。对自己学的俄语研究专业好像很不耐烦，但是因为一直学这个，又只好勉强从事下去的样子。那一副凡事不慌不忙的气质倒是让人觉得这个人应该不简单，只是不爱张扬罢了。

我跟林寒和张博组建了一个群叫“神理论专攻小组。”名字是我起的，打算破釜沉舟大干一番，用三人的力量把那些不知道在讲些什么鬼的理论搞明白一点。第一次组织正式见面，我把读完阅读材料做的笔记复印了两份发给他们，然后按照笔记粗略地讲了讲自己的理解。这样果然激起了一波讨论。讨论的意义在于让阅读时脑海中生成的迷雾状印象，通过讲述转为展开的线团，再通过和队友的互动，与参与者各自本来的认知发成反应，形成一些可以称之为思路的线索。我是一个不擅长辩论的人，因为我很少可以做到全盘否决对方的观点，但我热爱讨论，甚至热爱被质询。当然很多时候，讨论的结果是产生更多的疑问。但是疑问本身往往也是问题的一种答案。我也从讨论中开始对林寒出色的口才刮目相看，渐渐从说者转为更多时候的听者。这是我遇见比我优秀的人时的一贯反应。可喜的是，这一天林寒告诉我，这是他来这所学校以后第一次切身感到参与到学术中去了。我们就这样，从索绪尔到罗兰 巴特，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把课堂上出现的和自己查出来相关的理论家的观点进行了整理。虽然有时候天马行空，有时候严重跑题，但是这样的沟通让我们看到了彼此。只是即便遇到三个人经过讨论也不能理解的地方，我们也并没有想过把疑问在课堂上提出来，仿佛那是和我们不相关的另一个世界。

柏林历史那门课上的情形要更难搞一些，因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没有可以在课后交流的对象。硕士级别的历史课已经不是中学那样对某年发生某事的罗列，而是加入了很多批判性思考和对方法论的研究。但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自己很差劲”这样的暗示如影随形，课堂就像一个低气压的玻璃罩，我总是觉得透不过气，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讲。我巴不得自己的存在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角落里，离老师越远越好。但我也渐渐发现上课听不懂这件事，是可以掩饰的。因为这门课的最终考核是完成一篇论文，虽然能够融会贯通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是分内的事，但没有人会直接上来询问你在课上听到了什么，刚才老师说了什么。于是我每节课只需要坐在那里挨过两个小时的听讲，再装模作样地收拾好书包，静静地离开教室，就行了，如同进行了一场没有破绽的演出——直到轮到我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的那天，我的表演被戳穿。

报告的要求是根据本节课的阅读材料给出回应，做一个20分钟左右的演讲。并不是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受过用英文做演讲的训练，但是当我的同学都是外国人，这件事的难度就在我心里被无限地放大，仿佛在还没讲之前自己就在起点上成了弱势方。我甚至分不清他们当中哪些是英语母语者，哪些虽然是欧洲人长相，英语却也是后天习得。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是说外语的“老外”。我脑海中自动生成了一个所有人都在前面，我垫底的排名，就像中学时贴在学校走廊的学年大榜，每个人在榜单上的位置已经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在这所学校里敢不敢抬起头来做人。

那节课的阅读材料是整整一本书。没有任何的指导告诉我这件事应该要怎么做到。我当然可以跟老师约一个时间见面，以求得一些指点，但我没有这样勇气。更要命的事，这件事越是让我感到焦虑，我就越容易拖延，一转眼离做报告的时间没剩几天了，我还没有读完第一章。不是没有做过尝试，但每次都觉得读不下去，不是被这样那样的琐事耽搁，就是因为写其他课的作业而没有时间读。再加上我依旧混乱的作息，有的时候下午才能从床上爬起来，感觉就像被全世界抛弃。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一本关于一个小男孩在纳粹德国长大的经历的回忆录，字里行间中充满了弗洛伊德式童年经历对人格的塑造论。但那时我不理解对阅读作出回应是一个怎么样的任务，我需要回应什么？在图书馆连着熬了好几个晚上之后依然脑子空空，而第二天就要作报告了。我终于崩溃了。回到家抓起手机给我本科时的好朋友君沐打视频电话。

君沐是我如同soul mate（灵魂伴侣）般的存在。本科的时候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建学习小组，一起刷夜写论文，一起玩耍，一起八卦，一起谈论我们都没有触碰过的性。可以说我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里形成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都在和她的讨论中获得。她比我更爱读书且阅读速度飞快，口才好，善思辨。我每次听她讲学术，都觉得她身上有那股大学讲师的风范。她哪天如果成了教授，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这时的她正在谢菲尔德读新闻学的硕士，离伦敦不算太远，但坐火车也要几个小时。

电话打通的瞬间我泪如雨下。君沐虽然比我小一岁，这时却像一个温柔的小姐姐，轻轻地唤着我的名字。我们看着屏幕上彼此的脸，她让我慢慢平静下来。我讲了事情的缘由和需要演讲的任务，抽泣着说我做不到，太难了。这时她竟然思路清晰地在短时间内帮我简单分析了题目的要求，告诉我可以先概括什么，再回应什么，讨论什么，最后再总结什么，虽然她并没有看过文章。我像被点醒了一般，才发现原来这件事被拆分开以后，是可以被做到的。当时我只觉得得救了，连夜写出了足够字数的演讲稿。虽然第二天作报告的时候我是全程低着头读下来的，很显然这也不是一份精彩的报告，但是我竟然把这个任务完成下来了。我跟君沐说，就好像打了一场仗，我只能这样一步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我现在回想这件事，人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在能力上发生这么大的提升，从做不到到能做到，只和熟悉的学习伙伴打了一个电话就开窍了。我就算差又能有多差。那时的我最缺乏的或许就是心理支持，是同伴，是能说得上话的人，或者可以效仿的对象。哪怕当时班上有一个和我一样说英文不太熟练，偶尔用Chinglish（中式英语）表达的同学，对我来说也会是莫大的安慰。外国人对我来说是太难以亲近的存在，仿佛他们和我生活在不同的维度，而我只能一边仰望，一遍羞愧。

君沐之后到伦敦找过我一次，其实也不止为了见我，她在伦敦还有其他关系很近的朋友，比如她的大学室友和一个同乡。她把我们一起加到一个群里，分别在每个人家里住了一晚。我不愿承认我心里的嫉妒。见到她虽然是见开心的事，但是当时我的状态很差，作息依然无法调整过来，每天越来越晚睡，越来越晚起，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丝毫没有带君沐好好看看伦敦的心情，就连带路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君沐自然感觉到了我糟糕的状态，却误读为了我对她的不欢迎，走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我也不喜欢。

伦敦生活还有让我很不适应的一点是饮食。本科的时候都是在食堂或者校门口的小摊买便宜的饭，并没有自己做饭吃的习惯。而伦敦这所学校的食堂，除了中午有薯条汉堡就没有什么可点的了，晚上也不营业。每当我饥肠辘辘地下课想吃点现成的饭的时候，就会发现没有这个选项。要么就是要去超市买菜回宿舍自己开火，要么就是要花个一两百块人民币去中餐馆吃个国内只要十几二十块的盒饭家常菜。那些欧式的餐厅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选项，不仅贵，每次路过闻到cheese（奶酪）的咸腻味道我都会更加忧伤地想家。于是只好学着自己开火做饭，一小时做了一顿饭，十分钟吃完，二十分钟洗碗。过没几个小时就发现又要开始做下一顿饭了，所以我是来做厨子的吗？文献还没有看完呢……

在这样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之下，我的身体很快开始吃不消。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咳嗽。不知道在英国如何约医生，那时候也没有某红书之类的东西，就自己挺着等它过去。

与此同时，比理论课和历史课更难搞的其实是芬兰语课，这也成了从心理上压垮我的最后一坨稻草。老师是刻板印象中典型的芬兰人，做事认真，但总是神情严肃，和人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感。班上一共只有三个学生，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爱尔兰人和一个印尼人。他们俩的英文都非常流利，其中爱尔兰人来学芬兰语是因为她的男朋友是芬兰人。按说大家都是零基础开始学习芬兰语，本来没有什么差距。我也在开课以后尽量每天花一些时间复习新学的内容。芬兰语的数字读起来很有意思，每个数字的发音都很长，有好几个音节，大额的数字组合起来就会更长，甚至可以说奇长无比。好在芬兰语没有像德语数字那样先读个位再读十位，或是像法语那样以二十为单位累加的习惯。规则上只要从高位读到低位就可以了。经过学习，很快我就可以像模像样地说上一大串芬兰语，虽然可能只是读了一个百位的数字。这样我就觉得自己很酷。

芬兰语课每周有两次，老师会在课前提问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三个同学轮流作答。前几节课我还能hold住。可是没过几个星期，随着我的精神和身体情形每况愈下，芬兰语学习又成了一个我稍微一不留神就跟不上的东西。如果一节课的内容没有背下来，那么下一节课的提问就回答不上，然后接下来建立在上一节课基础上的内容也会学得更吃力。结果就是我拼命追着它跑，然后几周以后，立竿见影地被落下。我尤其搞不懂那些黏着在名词词尾的介词，一个个长得那么像，用法却很不一样，很快就被我搞混了。可是为什么爱尔兰人和印尼人都学得那么顺利，能够对答如流呢？是他们比我聪明，还是每天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用来学习？我至今也没有搞明白。

柏林历史课作报告的那个星期，我也在艰难地学着芬兰语。但后来我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从凌晨入睡到清晨入睡，再到整夜无法入睡。这样的状况下维持第二天的活动甚是艰难。有一次整夜没合眼又去上芬兰语课。我在上课之前如实和老师解释说我昨晚完全没有睡觉，所以今天的状况很差，希望老师在今天的提问环节可以原谅我。可是我以为自己沟通清楚了，老师却还是会点我的名字，依旧是三个人轮流回答，只不过到我这里的时候等待时间更长。开始我还能用我残存的意志回答几个问题，后来就变成沉默，只有沉默。我的内心是自责的、委屈的、怨念的，我的大脑是肿胀的、跳跃的、爆炸的。但我表现出来的，唯有沉默。我该说些什么呢？我从自己的脑子里搜罗不出一个芬兰语的答案。我用英语解释过了我的处境。但是老师点我了。聚光灯落在我的头上，要我登台表演。我用沉默拖延时间。没有人听得见我心中的嘶吼。尽管我的脚趾在抠地，我的眼皮在下垂，但是该我表演了呢。时间静止。表演没有谢幕。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老师最后是等不下去了叫了别人，还是她自己回答了自己提的问题。但是我记得那落在我头上的等待，仿佛永恒那么长。我自己对自己的失望，也全在那等待和煎熬的沉默中，被放得更大了。

我下课问芬兰语老师，可不可以找个时间和她聊一聊，我最近的精神状况很糟糕。然后她说，I’m not in the position. (我不处在合适的位置上)

我的咳嗽越来越严重。我去药店买药，店员问我有什么症状，我一口唾液没含住，在店员的指引下立刻冲到卫生间呕吐了起来。当时想，这样不用再用英文描述症状了吧。

关于伦敦初体验，还有一件事要交代。就是我在课余时间参加了一个学校里的萨尔萨舞的社团。除了平时的训练，甚至还参加了一场小型的演出。我的肢体协调能力并不算好。还一度把参加训练看成一项逼迫自己完成的社交活动。我总是因为跟不上动作而懊恼。尽管最终的表演我完成得很顺利，编舞的小姐姐说表演那天是她第一次看见我笑。认识Victor就是在这个舞团里发生的，那个我“以为”我想和他结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