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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劳动者,关注劳动者

我们所必须面对的结构性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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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写了"身为底层的绝望"之后,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和道德上的质疑。坦白讲,我很惊讶于讨论中呈现出来的割裂感,但也深刻明白其合理性——这正是我们所有人所处的充满阶级区隔的社会,因于我们生命体验的不同、经济基础的差异,而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撕裂。

个体的悲剧从来都不是独例,我四姐夫一家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也是,这些背后的苦痛记录,并不是让社会将其受害者化,将其失败者化;而是在所有的这一切一切的悲剧背后,也许呈现的形式会有不同,但若不去觉察其中的结构性困境,我们又如何能够敢言个体的解决方案?把问题个体化,恰恰是系统性的施暴者所筑建的文化霸权,用来掩饰结构性的恶。

我并非要为四姐夫一家找一个loser的借口。他跟我姐只比我多两岁,都没读过一两年书,但是却已经扛起了整个家庭,包括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与生活的抗争,他并不是也从未是loser,而是这个咄咄逼人的社会经济结构让他成为了公众眼中的“loser“——赚不了钱、提供不了孩子好的教育,还有一屁股债,但你以为真的只有他个人的原因吗?

我家人很多人是文盲,除了我爸和我。我爸一边放牛耕种一边偷偷走读上高中,但是后来因为文革而无法参加高考,也没关系可依靠,从十多岁开始做了一辈子的农民;而我,的的确确是村里多年来唯一上国家前十重点大学的读书人,成了真正意义上从村子里走出去的人,而家里的其他人或在农村种地,或在城市打工。这也许对我而言是一种命运的极大改变,但是多年来我一直在困惑,为什么绝大多数我的小学、初中同学都没法像我一样上大学,而是徘徊于城市打工?我有了自己的解释:我从来只是幸运的那一个人,而非注定的“赢者”——我从小到大向来不聪明、也不善交际。换做其他人一样可以,只是非常渺茫的机会落在了我身上,而其他的同伴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而这背后,后知后觉的醒悟太痛苦了——所谓“成才”绝对不是个体性的,我只是一个贫乏系统中的漏网之鱼。想象一下,在如此落后的教育资源、极有限的机会之下,谁有可能与丰沛的城市资源竞争,而谁又能从中改变自己命运、乃至家族的命运呢?我们会责怪人的不够努力吃苦,但现实往往是很多人连满足吃苦的门槛都达不到。五年前,我在贵州的一所乡村小学短期支教,我一直不敢跟学生们讲出那一句“知识改变命运”——因为我太清楚,知识根本改变不了ta们的命运!没有足够社会资源的投入支持和再分配,ta们的命运永远是个死循环,农民工二代、三代、四…是ta们自己愿意的吗?是ta们父母逼着他们打工的吗?这些问题都问得太轻巧太轻松,因为身为底层,生活从来就没有得选择,有选择的是那些制定规则的人。

面对打工作为基本上唯一选项,我为什么觉得犹豫和羞愧?在小的时候,村子里很多户人都会会额外租点地多种点西瓜、萝卜、地瓜、黄瓜等,然后收获的季节有中间收购商专门过来村里收购,虽然我们没有议价能力,但是至少农产品有机会进入市场,家里可以自给自足。现在呢?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投入,建构起的虚假财富想象把人一批一批“拉”到了城市工厂、工地,而农村谋生的技能也逐渐被现代生产消解;另一方面,集约化的标准农业化生产完全打破小农的生产模式,农产品只能低价甚至都卖不出去,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后被迫前往城市谋生,进入了剥削压制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再也回不去。工人的生活好吗?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律实施二十几年来,我们有多少自信可以说农民工都能享受到合法权益保障?如果好,就不会一直有农民工二代、三代、四代的无限循环了。

资本逻辑向来如此,做好圈让你陷进来,并逐渐的改造你身处的土壤。我们都是活在一个被建构的世界里,就像楚门的世界,只是更为残酷,因为即便你非常清楚明白知道其中可怕的宿命,你还必须继续把游戏进行下去,身为底层没有得选择。所谓绝望,不是来自于没有钱,而是因为我们体感到正在逐渐被剥夺自己的能动性,寸步难行。

可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要面对真实的困境,怎么办?在新自由主义的规则下,底层没有出路的、亦没有社会保障,能够将希望寄托在哪里?城市的朋友可能可以很自信的讲,养老可以有养老金、医疗花费也会有保险(我认为也不完善),甚至所谓的扶贫机制;但是在农村,这些社会安全网(social security net)从来就没真正有效过,七十岁了照样还要下地、出海捕鱼,生了病自付的部分仍然是天价,而子女是唯一的依靠。诚然,我们可以很政治正确的指责这样的生育选择,可是我们能否也政治正确的反思这背后缺失的社会保障体系呢?凭什么需要廉价劳动力的时候,政策可以大肆鼓励多胎生育,而却从未对劳动者的培育(reproduction)承担责任?

生育从来就不是自主的,或者说,不是有意识的自主的。女性成了生育机器,不仅仅是父权制度的恶,父权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共谋,缺位的是国家的责任。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需要劳动力投入生产(production),但是从来不会承担再生产(reproduction)的成本——子女的抚养、社会教育体系以及养老医疗体系——这是劳动者本身需要去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国家福利支撑体系,人本身变成了不断榨取的工具商品。你可以讲农村子女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了落后教育的代价,但是ta们最后都成了资本制度的完美廉价劳动力,为的只是生存——ta的生存,和ta父辈的生存。谁缺位了?这到底又是谁剥夺了人的自主?

如今多少的农民工,因为单位违法没有缴纳五险一金或者缴纳不足15年年限,达到退休年龄却无法回老家领取正常养老金,而农民养老金每月仅仅70-150不等,谁是他们可以依靠的对象呢?显然,国家不会,资本不会。我们的所谓“生育自主”、“生活自主”、甚至“住房自主”,何尝不是在这样的机制下建构出来的期待和想象呢?这种“以为的自主”才是异常的可怕,每个在城市生存的我们同样深有感触。

四姐夫并不是在真正指责我,我也并没有感到委屈。50万并不能改变命运,它只是随口一说的虚幻,多数情况被建构出来的美好想象,往往陈柯一梦。我知道这都是这个时代下,每个个体的命运现实:与其说这是家族对我或姐夫的结构性期待,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对我们的结构性压迫,兼以国家的合谋;只是这些公共性的困境,被成功内化(“同意consent“)为我们个体的原罪,成为弱肉强食下的loser。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姐夫的倾诉是有力量的,点出的尽管是绝望,但也揭露了赤裸裸血腥腥的压迫——根植于新自由主义下的绝望,以及被资本主义所利用的家族、性别和塑造的关于成功和希望的“霸权”,乃至整个制度背后失效的社会安全网。它不是单独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冷血的一个分析,而是在每一个个体身上血腥的真实生命痛楚。

即便最后,我仍然只能很无奈的建议他要走出来(事实上,他很久就出去打工了),进入资本的游戏规则中,但是谁又能讲,劳动者一定不会做出反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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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底层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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