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強世功、陳端洪

Die Welt (世界報)，2020年8月24日，6版

希勒勒的明星法學家如今啟發中國的國家法學者，他們用他的著作來合理化北京對港人爭民主的打壓。

他在文章中引用一位德國思想家的作品，「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陳端洪2018年寫道，「憲法律必須服務於這個根本目的。」這段話前幾行另稱：「德國法學家施密特將憲法區分為絕對憲法與相對憲法。」接著，他解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憲法概念。

中國法學者陳端洪是其圈子裡最知名的代表性人物，他曾在倫敦、雪梨與墨爾本等大學研究與任教，如今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也是北京政府智囊，他尤其提供中華人民共國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重要語彙。<論「一國兩制」條件下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概念的特殊性>是這篇引用施密特文章的冗長標題。這篇文章讀起來像是北京今年7月施行「港版國安法」的理論基礎。該法在國際上被評為違反中英聯合宣言，1984年，英國在該宣言中表明，其前殖民地於1997年歸還中國，作為對應措施，北京承諾香港特別行政區50年高度自治。

然而這部法律不只引起國際震驚，香港也反應激烈。這個城市害怕其民主運動將因「國安法」所訂下的四罪「分離、顛覆、恐怖主義與勾結外國勢力」而受鎮壓。民運人士與媒體人相繼被逮捕證實了先前的恐懼。

激烈的反應喚起一種彷彿這部法律是在一夜之間、從天而降的印象，但事實上此前已有一段長久歷史，我們甚至可以將之視為當代中國學術思潮最準確的表現。研究者稱這股思潮的代表性人物為「國家主義者」或「威權憲法主義者」。陳端洪是其中一位，而他與許多這個學派的追隨者一樣受施密特啟發，施密特是反自由的國家法學者與納粹的法律學家。卡爾施密特是德國20世紀最具爭議性的學者之一，透過間接方式，他影響德國基本法的誕生，例如建設性不信任投票、某些憲法條文的永久性效力，以及防衛性民主，都可追溯到他對威瑪憲法的批評；但施密特也同時是反猶、反自由與同情法西斯主義知識份子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933年加入國社黨(NSDAP)，毫無顧忌讓其思想為納粹服務。他捍衛希特勒謀殺衝鋒隊組織者恩斯特羅姆的「羅姆政變」，稱其為實現「領袖」原則。納粹用來制度化其種族意識形態的紐倫堡種族法案，他稱為「自由的憲法」(Verfassung der Freiheit)。

施密特讓陳端洪等「國家主義者」感興趣的，不是他的反猶主義，而是他的主權學說。「#主權者即為決斷例外狀態之人」是施密特常被引用的定義。陳端洪在他2018年的文章中對此定義僅做了極微小的修正：「當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國家可以懸置相對憲法律的規範，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據北京大學的一份文件顯示，陳端洪早在2018年向中國領導階層提出一份「研究報告」，主題是：「香港問題」。在此報告中，陳端洪申論由中國中央政府實施一部「國安法」。一年後，2019年10月，經過香港反送中抗議數月，北京首次宣布引進此種法律的想法。中國的立法過程是一個黑盒子，因此我們無法衡量陳的意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安法的立法，但清楚的是，施密特的信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強世功的影響則較為明確，和陳端洪一樣，強世功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教授，他激烈反對西方塑造的自由主義，如同陳端洪，他運用施密特的學說來論證其反自由主義。2018年，他在一場研討會上發表<地理與法權-麥金德與施密特論帝國間的衝突>，他在演講中引述施密特的著作《陸地與海洋》及《大地的法》。他的演說最後以「中國需要認真對待施密特的遺產」作結。強世功有豐富的香港經驗，從2004年到2008年，擔任香港中聯辦顧問。我們也無法得知強世功在「國安法」中的確切影響，但肯定很大。強世功是北京2014年公布的一份白皮書的作者之一，白皮書裡中央政府強調「廣泛的司法管轄權」，扼要地說，中央政府能夠在沒有法律限制的情況下在其領土上行動。

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穆秋瑞(Ryan Mitchell)說，大約十年前，圍繞陳端洪與強世功的「國家主義者」在中國的知識圈尚屬少數，自從2012年習近平掌權以來，這個反自由主義的學派幾乎成為黨的路線。「但這些學者沒有明確的方案」，穆秋瑞說，「他們主要是帶著功利性質的捍衛中國的主權。」在巴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授中國思想史的魏簡(Sebastian Veg)也有類似看法，2019年他在《The China Journal》發表一篇論文描述過去幾年，中國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如何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而這尤其與「國家主義者」的興起以及他們接收施密特的思想有關。對穆秋瑞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國家主義者不是因為施密特是納粹，而運用他的思想。」這位美國學者說，「只因為施密特在今天的中國得到回響，就將中國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我認為是不正確的。我們當然在中國聽見了法西斯主義的回聲，但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許多其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