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价，谁说了算｜工劳小报 #35

本文转载自工劳小报，原文：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issue35/

01 本期重点
一口价，谁说了算

在小报第14期，我们聚焦了出租车司机们的境况，也提到网约车平台挤压出租车的生存空间。近些年网约车确实逐渐取代出租车，成为大家出行的主要方式。截至2023年7月31日，全国共有32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经营许可，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597.6万本(来源)。网约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同时，这个行业的疯狂内卷也在各个层面上演，“一口价”作为价格战的主战场，变得越来越普遍。

“一口价”是指乘客在选择目的地后，网约车平台会根据行程路线，给出一个相对较低的固定价格。无论实际路程是否发生变化，路况是否拥堵，乘客最终到达终点支付的车费始终保持不变。这与传统出租车按照路程和路况分段计价的模式截然不同。

以广州南站到广州塔这段行程为例，出租车费为66元，快车要50元以上，而“一口价”的车费不到40元。“一口价”因价格低廉受到大多数乘客的青睐，不少人养成了只打“一口价”的习惯，并且在高德地图的打车选项里，“一口价”是默认勾选的。

在上述左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打车界面特意强调了“一口价堵车不加价”，像广州这样交通拥堵严重的城市，上下班高峰期在市区内寸步难行，如此高的时间成本也不应该由司机独自承担。大多数司机对“一口价”嗤之以鼻。在抖音平台上，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网约车司机的吐槽。有司机因接到“一口价”订单不满，直接呛顾客说“一口价是穷人打的”。

尽管如此，“一口价”的订单是难以拒绝的。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深圳一位网约车司机分享道，如果司机不开“一口价”、“特惠价”模式，或拒绝接此类订单，那么平台会施以惩罚，“动不动几小时接不到单，即使接到单，也是一些小单，开了‘特惠价’才有正常的单，才有机会抢到大单。”在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中，也应证了这一点。

“一口价”的定价规则并未得到司机们的同意却被要求强制接受，明显是网约车平台对司机们的剥削。有人认为“一口价”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但这种市场逻辑中的正常本来就应该受到质疑。平台之间以市场为名的削价竞争，最终将一步步挤压司机们为数不多的生存空间。

02
工人动态

—— 工厂工地 ——

河南平顶山煤矿发生煤矿事故，16名工人遇难

1月12日14时，河南省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矿发生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共计造成16名工人遇难。1月15日，涉事煤矿书记、矿长被免职。事发煤矿属平煤股份旗下子公司，始建于1958年，年产量近150万吨。事发公司长期存在事故隐患：公开信息显示，仅2023年，天安煤业就有多个矿区曾被有关部门处罚，处罚原因包括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标准和瓦斯超限等。阅读原文 参考

上海东洋塑胶公司搬迁赔偿标准不公，工人罢工抗议

1月10日至14日，上海松江东洋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工人集体罢工，抗议公司不合理的搬迁赔偿标准。东洋塑胶是日本东洋集团在中国的独资企业，位于松江区洞泾工业区，近日即将迁往越南。1月10日，东洋塑胶发布公告宣布将于1月18日前终止与员工合同，并按《劳动法》规定赔偿。公司还威逼利诱员工不要做出损害公司的行为。因大多数工人已经40多岁，失业后很难再找到工作，公司也没给员工缴够保险，这一方案并未得到员工认可。工人于1月10日组织集体罢工。双方后于17日达成新赔偿协议，根据工龄*（上一年度平均月工资+600元）予以赔偿。阅读原文

模具大厂员工被“通知轮流分批放假”，引发抗议

1月15日，捷荣技术发布盖章文件显示，由于人力调整，全体员工实施分批轮流放假，引发员工不满。在东莞园区，有员工在工厂门外举牌抗议，还有员工爬上楼顶欲跳楼维权。有观察指出，在疫情冲击、消费电子市场整体低迷的背景下，捷荣技术处境堪忧，因而寻求“减员”作为解药。捷荣技术在其2021年度业绩报告中曾指出公司总体人力成本大幅增加的问题，后又在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中提到“人员结构的优化”。针对“放长假”，捷荣目前未有回应。阅读原文

—— 服务业 ——

反抗借薪制，链家员工发起“最低工资行动”

1月12日，抖音账号为“亮哥一下”（下称亮哥）的一位上海链家员工在多个社交媒体发布图文和视频，号召员工一起行动，要求链家为员工补齐实发工资不足最低工资的部分；同时要求上海链家取消“借薪制”，实行“无责底薪制”。1月14日，亮哥被链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链家的“借薪制”（或“有责任底薪”制度）意指员工在没有完成规定的业绩情况下，尽管当月也能拿到底薪，但这部分工资需要在之后的绩效工资中归还给公司。这一制度剥夺了对员工的最低工资的保障，增加了员工的经济负担和工作压力。阅读原文

湖北恩施一名女职工追讨企业欠缴社保费受阻

1月上旬，湖北省恩施州谭女士反映，其工作的神农溪风景区管理处共有13年未按规定为其缴纳医疗、生育、工伤、失业四项社保费，这将导致她退休后看病无法正常报销。她数次往返县城，向巴东县妇联、税务局、医疗保障局等部门求助，但遭到机构相互推诿，问题至今未得解决。阅读原文

外卖平台给骑手大量规划“逆行”送餐路线

1月初，一则来自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投诉显示，外卖系统平台常会为骑手规划逆行的取餐送餐路线，并根据逆行路线的里程限定了送餐的时间，迫使骑手不得不按照逆行的路线来行驶。一名美团骑手称他一日上午的统计结果是17单中有5单涉及了逆行路线。平台规划逆行路线的事实表明，平台算法将商业利益放在了首位，而并没有过多考虑遵守法规的义务和骑手的安全。阅读原文

河北烤肉店女员工遭“管理层”性骚扰

1月13日，一段河北玉田县刘炭长烤肉店“管理层”性骚扰未成年女员工的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当事女孩木木（化名）讲述了她在玉田县刘炭长餐饮店担任服务员后被内部管理层人员网络性骚扰的过程。在木木发布视频后，有网友在评论区质疑木木以前从事过灰色职业，木木回应表示，这不能成为自己被骚扰的理由。餐饮店目前没有回复此问题。阅读原文

—— 白领 ——

字节员工被恶意劝退并要求退还全部工资，官方回应被指不实

1月12日，一份名为《给字节卖命两年，被恶意劝退并要求退还全部工资》的PDF文件在网络流传，引发热议。PDF作者分享了自己在字节跳动离职前后受到的不公对待及自己法院维权的流程。按作者自述，他在字节就职期间待遇“远低于应届生水准”，并且“工作量爆炸”；他在离职字节入职快手之后，更是被字节跳动以“违反竞业协议”为由要求赔偿违约金60W。字节跳动随后封禁了他最初发表在“飞书文档”上文章，并发表官方辟谣。作者后发长文回应辟谣称并不属实，并进一步曝光了字节监控员工的状况。阅读原文 参考

03 深度与评论

I. 第一财经：凌晨路边等活的农民工

这是一群凌晨四点起床的农民工。为了维持生计，大量的农民工必须在城市的凌晨，顶着严寒，在劳务市场等待零工机会。尽管工作稳定性较差，但因为担心在工地长期工作可能面临拖欠工资的风险，这些劳动者不得不倾向于日结的雇佣方式。然而，如今由于房地产市场严峻的形势，建筑行业的工作机会减少，农民工们的生计更加困难，工资下降，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阅读原文

II. 三联：寄人篱下，没养老金，城中村的“老漂”做起日薪8元的活

城中村中的一群老年女性租客，面临着在寄人篱下、没有养老金，且被家务劳动所禁锢的困境，只能转向从事一些每小时报酬仅为1元的廉价手工活。尽管报酬微薄，对于她们来说，这成为了一笔不需要受制于子女的收入，为对生活提供了一定依靠，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她们因背井离乡而感到的空虚和不安。阅读原文

III. Yang Zhou & Ngai Pun: 促进工人团结的动态过程：平台经济中社交媒体与能动实践的交叉理论研究

本文研究了在数字平台下，网约车司机们相互联系、形成对话及动员反抗的可能性。研究指出，微信为滴滴司机的团结提供了核心基础设施。通过微信群功能和多样化的媒体形式，司机得以联合、讨论和动员集体行动。同时，内容平台如抖音、快手等起到了补充作用，促进了其司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广大受众的交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微信群多由男性主导，充斥着与工作和“更衣室”话题相关的讨论。即使女性司机加入了群组，很多人也选择保持沉默。阅读原文

IV. 陈阳&刘睿睿：职业性别隔离的再生产与挑战:“货拉拉”女性货运司机的平台劳动研究

数字货运平台表面上提供了更多机会，然而实际上通过性别化的规范和环境，维持了性别间的隔离和不平等。例如，平台通过界面设计和工作规范将“健壮男性”固化为标准身体形象，通过“搭把手”等规范构建了男性化的工作场域。顾客视角存在的隐性性别歧视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司机在货运领域的边缘化和劣势。结论指出，女性司机在面对不平等时仍然展现出了韧性和力量，但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司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我剥削和情感负担。阅读原文

V. 谷雨实验室：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

底层秀场主播的生存状况被学者描述为一种“绝望劳动”。这些主播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性中，策略性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争取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为了吸引观众而不得不进行一些露骨的表演，不惜剥削甚至伤害自己。很多女主播来自欠发达地区，对她们而言，成为主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直播间里的观众多为男性底层劳动者。这些“大哥们”多数从事建筑类行业，生活压力大，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转而在平台上寻找关注和尊重。阅读原文

VI. 正午访谈：宋鑫淼｜看似“混日子”的职校生，有不为人知的伤痕与拼争

职业学校的学生常常陷入“混日子”的状态，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学校氛围的“空洞”、课程要求不够严格以及“习得性无助”等因素。职业学校生面临的困境也叠加了底层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许多职校生同时承受作为流动儿童和贫困生的困境。宋鑫淼提出，要改变职校生的困境，需要在政策、资源、制度、教学质量等多个方面进行长期的投入和坚持。阅读原文

VII. 每日人物：争考社工的年轻人，没有编制也想上岸

随着国考逐渐变得竞争激烈，一些年轻人选择将目光投向各地的社区工作者。尽管社区工作者没有编制，需要深入基层，常常加班，有时还需从事一些体力活，但该职业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充满确定性的职业未来以及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当下越来越多选择考取社工的年轻人，这一现象反映出青年就业面临的严峻局面以及他们对职业稳定和社会保障的渴望。阅读原文

VIII. 网易数读：中国最紧缺的医生岗位，为何医学生都不愿意去

儿科医生是中国最为紧缺的医生岗位。尽管近年来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儿科医疗资源的配置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儿科医生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工作量、低报酬，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情感劳动来面对态度不好的家长，甚至可能遭受家长的打骂和威胁，这使得许多医学生望而却步。要改善儿科医生面临的困境，需要的不仅仅是社会对儿科医生的理解和支持，还需要待遇和工作环境的改善。阅读原文

04 调查与报告

1. 智联招聘：《2023年四季度人才市场热点快报》

2. 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年趋势》

3. 田木林：《珠三角汽车业工人劳动状况报告》

4. 前程无忧：《2023职场人情绪状况调查》

5. 猎聘：《2023年度就业趋势数据报告》

6. 麦可思研究院：《2023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7. 瑞慈医疗集团：《中国百万人群体检健康报告（2012-2022）》

05 工运谈
城镇国企改革与工人抗争脉络（二）

在前三十年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国营企业中，工人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生产资料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全民所有。并且新政权常常在意识形态上告知并教育工人，每位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翁，在企业中工人与干部是平等关系。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代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是在与残余的旧社会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中不断推进的。诸如1956-57年中爆发出的工人罢工与请愿中，工人们与企业内党干部的官僚作风和旧社会经理人专制管理模式进行斗争，以争取工人基本权利、工厂管理的民主化和工人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而1950年代末鞍钢宪法的诞生和文革初期发展出来的小范围车间自我管理小组等工人组织，则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初具雏形的工厂民主管理，在具体的增产提效、革新劳动条件和改善职工待遇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短暂的局部工厂民主实践中，工人们能够真正地介入到技术革新、生产计划的制定和工厂选举等工厂事务当中。其次，车间自我管理小组内部的选举由工人自己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学习直接绕开行政系统，由所在的各车间、班组牵头组织集体学习，不再由干部说了算[注4]。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愿望，反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生产生活问题，并与试图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官僚阶级进行斗争，以推翻干部特权和官僚专制。然而，随着1968年开始对工人造反派的镇压，当权者迅速地将工厂自我管理实践扼杀在摇篮里，阻碍了工人主人翁意识的真正形成。但这段实践经验仍然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工作场所民主管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厂长专制、精英治厂和所谓的自由民主。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中部分积极参与斗争的造反派工人，在积累的政治运动和对抗权威的经验，和被镇压后积累的不满情绪基础上，在四五运动之后又迅速汇聚为民主墙运动，并且在波兰团结工会的影响下，发出了成立工人独立组织的呼声。

由于工人周期性抗议带来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以及党内派别关于改革路线的斗争和经济效益的考虑，再加上私有资本仍然处于从无到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始积累阶段，难以威胁到社会主义劳动实践，因此这段时期国营企业仍保留了单位的制基本特征——公有、终身就业和福利保障。早期的改革重心放在以放权让利为主的路线上，改变企业管理和用人制度，并引入高福利、奖金激励和1980-83年短期的有限工作场所民主作为相伴生的副产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上半叶，改革路径主要是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通过解体农村公社和建立经济特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劳动纪律逐渐深入农村和东南沿海腹地：在农村催生了乡镇企业，在沿海经济特区引进了大肆采用泰勒制，将工人当作机器的外资工厂，从而开启了朝向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演进的大门。

[注4] Bettelheim, C. (1974).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作者：文森

本文为长篇连载的其中一部分，完整文章正在同步更新中，请阅读《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史札记》

06 法律与维权

判决1：请假37日被开除，“合理”事由的界限在哪里？

2021年3、4月，李某因照顾家人总计请假37天，之后请假不再获准，李某只得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继续休假照顾家人，随后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李某申请仲裁未果，提起诉讼。该案中最引人关注的矛盾点在于，劳动者在什么情况下请假才是“合理”的？在李某的多位家人相继患病需要照顾的情况下，是否其中一部分照顾的时间是“合理”的，而另一部分的照顾不“合理”？法院认定，公司在充分掌握了李某请事假事由的情况下，忽视了其特殊困难，判决公司应支付李某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87679.04元。劳动者有权利请假处理个人与家庭的紧急事务、重要事务，其合理性界限不在于固定的时长，而在于困难的纾解。阅读原文

判决2：辞职申请延期批，法院认定违法

2021年9月，汪某通过微信向所在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交辞职报告，未获签批，此后继续于公司工作并正常获得工资；同年12月，公司以同意汪某辞职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汪某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7600元。公司不服，提起诉讼，一审二审皆败诉，维持原判。法院认定，公司起初不回应辞职，且继续接受汪某的劳动，说明双方劳动关系照旧，后又以此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已然违法。阅读原文

07 资源推荐

纪录片：《出路》

《出路》是由陈为军执导的纪录片，收入于STEPS的纪录片拍摄计划《为什么贫穷》。该纪录片将视角放在培训学校教师王振祥、农村学生王盼、应届毕业生万超三人身上，展现了教育在中国商品化后的状况。王振祥为一所野鸡学校工作，通过信息不对称来骗取家长的信任从而招生敛财；王盼是千万农村学生中的普通一员，农村师资的匮乏和教育设施的落后注定了她低分的命运；独立院校毕业的万超，在就业市场上发现自己的文凭一文不值。

在中国，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教育都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但是如今，当父母用高昂的学费将子女送入大学，寄希望于子女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时，才发现子女的悲惨命运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因学致贫，使全家的命运更加悲惨。教育确实可以改变命运，但只是极少数人的幸运。在中国正规高等院校敛财的本质下，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则更多的成为了产业的牺牲品。

观看链接

08 图片故事

遍布伤痕与冻疮的这双手来自一位年仅26岁的骑手。他是陈思，近期热议话题“外卖骑手三年赚了102万”的主角。不论他的收入是否真实，这样的双手都意味着外卖骑手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保障的工作。

09 劳动碎语

当天晚上，张载誉前去吊唁。他的弟弟也在苏拉威西岛的钢厂上班。爆炸后，除了ITSS，其他工厂仍在正常运转。春节前后，张载誉的一些朋友依然会去县城，参加青山园区的招聘会，寻找去印尼打工的机会。“这里一个月五六千，印尼那边一个月一万五六千，能去估计谁都去了。况且在家里，就能保证不出事吗？”

来自《印尼中资钢厂爆炸致22人死亡：海外淘金潮背后的危机》

闫蜜蛾往返于老家和县城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带塑料棚的电动三轮车，虽然单程需耗费一个小时，冬天冷风入骨，但她都咬牙坚持。如果乘坐公交车，20元的往返车票是一天的菜钱。退守回家庭，注定生活单调乏味。送完孙女之后，闫蜜蛾会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刷短视频打发时间。晚上，闫蜜蛾收拾好厨房，都会退回到自己卧室，在短视频的世界里熬到眼睛酸涩，然后睡觉。

来自《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留不下城市，回不去农村》

“老话不都说下雪不冷化雪冷，所以其实下雪那两天体感温度是不冷的，而且刚刚下过雪的路面也没有结冰，车也相对好骑，且我身体也比较强壮，也能更好地控制电动车，于是就出去了。”满哥认为自己能够应付恶劣天气潜在的风险，潜意识里也希望趁着大雪多赚一点。去年9月9日北京下雨那天，他用了8小时，送了33单，到手将近400元。“对于恶劣天气，我只能是又爱又恨。”他说。

来自《寒冬中的外卖骑手：无处可“逃”，还是不愿“离场”》

决战时刻已到。临近午夜12点，门口值班的警察不知何时消失了，给资方留出了施展手脚的空间。没多久来了两辆大巴车，上面下来近百名穿着厂服上衣的男性和少部分女性。这些人自称是公司雇佣的工人，冲进了工厂大门。守在门口的女工试图阻止，有现场工人喊“手拉着手站成一排”，但很快败下阵来。女工的队伍被这些壮汉冲散，他们有的把拦坐在卡板上的女工架走，有的把卡板丢到一边，场面极度混乱。

来自《工厂关停潮中的工人行动——深圳艾礼富工人罢工侧记》

本期小报周期（2024/01/09 - 2024/01/22）

撰稿：伊甸、布迪、非洲大蜗牛、十月雨、三不沾、马乙己、Grayson、芋圆

编辑：非洲大蜗牛

校对：蓝水

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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