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席上的受害者

在有關性侵犯的指控事件中看不到被指控者的回應本不該是一個值得高興的現象，一是因為提出指控並非為了將一個人「捶死」，如同司法程序正義一樣，被告也需要律師，需要有正當表達和言說的權利。理想狀態下，在指控者與被指控者的互相抗辯之中，即便無法還原，但也會無限接近事情的真相；二是因為，如果無法聽到被指控者是如何為自己辯解的，我們就永遠無法得知那些驅使他們做出性侵犯行為的、對一些人來說是發自內心認同的理念是怎樣運作的，也就無從拆解和擊潰它。

有一類被指控者的辯護特別具有迷惑性，那就是搬出一些極其私密的交流，證明雙方處於一種互相承諾的關係中，比如戀愛或者婚姻。這類私密的交流中，往往看不到指控者激烈的反抗與自證清白的行為，反而會看到一些模糊地帶，甚至是誇大、扭曲一部分事實以達到控訴的目的。一旦被指控者拿出這類交流，大眾評審團便會出現「讓子彈飛一會兒」「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理中客式的回應。在這類事件中，指控者就是典型的「不完美受害人」。

英國古典學學者瑪麗·彼爾德在《女性與權力》這本小冊子的後記里講述了自己讀博士時性一個故事。當時的她去意大利做研究，回程時因為帶了太多行李，加之身體非常疲憊，一個在酒吧認識的男人提出幫助，她就沒有拒絕。當天夜裡，這個男人爬上了她所在的臥鋪，與她發生了性行為，隨後離開。整個過程中，彼爾德「沒有大叫、逃跑或是反抗」，她當時很累，又覺得周圍沒什麼可以求救的靠譜的人，同時也覺得報警沒用——畢竟身體上沒有遭受暴力的痕跡，甚至她自己也會想，這是否就是一種「同意」？當然，在她自己的敘述中，這件事永遠都可以定義為「被強暴」，因為她從來沒有渴望過這件事，而僅僅是因為複雜的情境與心理原因，導致她沒能作出反抗。

去年一部講述大選的台劇Wave Makers中，從事公正黨宣傳工作的亞靜曾與候選人之一、民和黨議長趙昌澤有過婚外情，是在公眾眼中有道德瑕疵的「第三者」。但後來她意識到這段關係的不對等與其中蘊含的暴力，毅然選擇站在了趙的對立面。現實中，曾在2023年5月被指控性騷擾的前編劇、文化名人「鸚鵡史航」也對這些指控進行了回應，用大量私密的聊天記錄，來證明提出指控的兩位女性（一共有26名女性指控他）說了謊，他和她們曾處於戀愛狀態中，因此所指控的事實都是親密關係中的合理行為，而不是性侵犯。幾個月前，微博上一位女性網友發帖指控中國朋克樂隊「髒手指」主唱管嘯天多次對她進行性騷擾，並遭到過管的未婚妻（後來成為妻子）的排擠與指責，導致她患有抑鬱症。此事在豆瓣上討論搖滾樂手的「月亮組」中掀起Metoo波瀾，一些樂迷自發組織抵制「髒手指」的演出。

近幾日，又有人爆出2021年的聊天記錄，發表名為《tq愛而不得就要毀掉gxt》的帖子，表示指控者自己就說過「可怕，我夢到管嘯天，我為什麼夢到他，我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歡他」的話，因此絕非清白無辜，而是雌競失敗，因愛生恨，所以污蔑管嘯天。發帖人還援引了一些其他匿名言論，大意是指控者本人平時就不檢點，號召大家不要相信她，並「心疼那些為了她抵制髒手指的姑娘們」。帖子發出後，指控者很快也作了回應，這份回應中有兩個關鍵點：第一，她自己的確有過這種情緒，試圖將自己受到的侵犯以「愛」的名義合理化，就像房思琪寫：「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第二，聊天是她和一個非常親密的朋友在情感極其脆弱的情況下進行的私密聊天。

為什麼人們（包括一些女性主義者在內）總對性侵犯中的受害者有「完美」的期待？布爾迪厄在《男性統治》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男性的名譽問題是積極的姿態，「真正具有男子氣概」的男人會盡最大可能地擴大自己的榮譽，在公共領域內贏得光榮和尊敬，女性的名譽問題則是消極姿態，女人的美德依次是貞潔和忠實，只能得到維護或失去。瑪莎·努斯鮑姆在《傲慢的堡壘》中援引康德的觀點闡釋這種完美受害者的迷思：即使善的意志完全沒有機會做成任何事情，「它也依然像一顆寶石那樣，自身閃爍著光芒，正如那種自身即具有全部價值的事物一樣。有用也好，無效也罷，都不能增加或削減它的價值」。也即，善的意志不會受到那些超出人們控制範圍的偶然事件的影響。一個人如果是善的、純潔的，即使是性侵犯也不會使其變得糟糕；甚至一個人正遭遇性侵犯，理想狀態下，沒有什麼能幹擾「善的意志」，如發揮勇氣、智慧的力量去反抗侵犯。康德的觀點來自古希臘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塞內卡認為「德性會促進幸福」，一個德性好的人，也能抵御不幸的命運。

事實上，反性暴力的社會工作常識中，有一個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對親密關係的長期承諾不代表讓渡性自主權。也就是說，即便控訴雙方處於戀愛、婚姻關係中，不代表所控訴的性侵犯就不存在，恰恰相反，很多的性侵犯恰恰掩蓋在親密關係之中，導致外部的力量極難介入和干預，受害者往往更加無法得到幫助。

知名演員約翰尼·德普和前妻安珀·希爾德的離婚訴訟曾經吸引了無數關注，他們婚姻中的細節如同被放到手術台上一樣解剖開來，供人圍觀。這場官司持續的時間中，安珀·希爾德曾遭受過嚴重的網絡暴力，在她走出法庭的時候，只能感受到失望——為自己，也是為更多無法說出自己經歷的女性。而約翰尼·德普呢？則為全球男性開了一個頭，在他之後，也曾被指控家庭暴力的瑪麗蓮·曼森也對前妻提起了誹謗訴訟。

多少受到安珀·希爾德啓發，茹斯汀·特里耶的電影《墜樓死亡的剖析》同樣將一個疑似殺夫的女性送上了審判席，接受漫長的、繁瑣的、羞辱性的審訊。演技精湛到無以復加的桑德拉·惠勒飾演一位法語不熟練的異鄉人，同時是一位小有成就的作家。她獲得成功的同時，丈夫卻指責她剽竊了自己的小說，還不顧家庭，讓自己承受了大量的負擔，以致患上心理疾病。在丈夫離奇墜亡之前，他們有一段激烈的爭吵，被丈夫錄了下來。在後來的庭審中，這段錄音成了指控女主角謀殺丈夫的關鍵證據。

原名Anatomy of a Fall非常精妙，在觀看審訊的時候，這段婚姻中的局外人都像患有視障的兒子，看不清真相，卻被賦予拿著解剖刀去解剖他人私生活的權力。當人們發現這個妻子並不「完美」，便會傾向於相信她的確謀殺了丈夫。可是更大的結構性不對等就因此被忽視了：相比於丈夫，惠勒飾演的妻子無論在語言、人際關係等任何方面都處於弱勢，就像約翰尼·德普，安珀·希爾德無論知名度、好萊塢地位、觀眾緣都處於弱勢一樣，這種不對等的地位已經對女性天然造成了隱秘的損害。

綜上，在性侵犯的指控事件中，指控者無需也不該站上審判席自證「完美」，只需完成自己的敘事；被指控者以親密關係的承諾進行佐證和抗辯，也無法證明性侵犯行為不存在。

在名為《tq愛而不得就要毀掉gxt》的帖子發出以後，參與髒手指演出上海場摩登天空門口舉牌的女孩也發表了一篇聯合回應，其中一條是：「我們發起這項活動的目的不在於【保護、支持或聲援某個受害者】，而是【拒絕一切違背‘她’意願的性騷擾行為，拒絕遺忘，反對視而不見，傾聽女性的聲音】。作為女性，同時也作為live觀眾，我們希望擁有一個乾淨的觀看演出的環境。」面對別人「心疼摩登天空舉牌的女孩」的言論，她們說：「我們不想被代表、被心疼。」這次行動所展現出的力量令人振奮，即使規模十分微小，影響力也很有限，但它彰顯出的是行動派的風範，是拒絕交出傳聲筒的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