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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 中国大陆法律媒体人

福建八旬老律师林洪楠的法治人生


昨天我上FB更新了一条,发了个稿子的链接:

“好久没上fb,甚至没怎么登陆过大中华局域网之外的世界……各种原因,活得忙碌却又毫无价值😔😔

不过今天编辑的这篇稿子还是让人觉得受到鼓舞。在这国无论多么艰难,只要能坚持,总还是能做点事的。林洪楠62岁才开始执业,我感觉自己的职业前景还很有希望。”

但没想到,今天这篇稿子被删除了。大中华局域网就是让人无奈。所以在墙外做个备份吧。

以下是正文。作者《凤凰周刊》张楠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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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八旬老律师起诉司法局11年终获胜诉:“打官司要命长!”

耄耋之年他仍接手多起马拉松式刑案

 

记者|张楠茜

 

坚持11载,现年已经82岁的福建律师林洪楠,日前终于迎来他起诉司法局案的胜诉判决。

2009年,福建著名的“三网民案”引发舆论关注。该案是典型的“因言获罪”案件,备受各界抨击,福建当地司法机关压力巨大。时年已经70岁的福建法炜律师事务所主任林洪楠参与该案,担任“三网民”之一吴华英的辩护律师。由于他“不听话”坚持代理并计划做无罪辩护,引发当时的司法机关某些人不满。司法局借故处罚林洪楠停止执业一年,使得林洪楠最终无法继续在该案中为吴华英辩护。

林洪楠表示不服,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状告作出停业处罚决定的福州市司法局。2010年7月22日,福州市台江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林洪楠律师与被告福州市司法局司法行政处罚一案。当天庭审走完全部程序,但未当庭宣判,审判长宣布休庭,将择日宣判。

但这 “择日”一等就是11年。直到日前,林洪楠才终于等来了结果:2021年5月14日,福州市台江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福州市司法局于2009年10月12日对林洪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林洪楠告诉本刊记者,当天他拿到判决书,但是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当年,除了起诉司法局要求撤销行政处罚,他同时提起行政赔偿。两个案子被分开审理,行政赔偿被驳回,此外,判决书也回避了为何本应三个月就审结、却等了11年才出结果的关键问题。

“打官司要命长。”林洪楠说,“行政赔偿的案子如果再从头阅卷,再等11年,我都将进入百岁系列了。”目前他已经提起上诉。

特立独行的老人

初夏的福建,日晒当头,天气闷热。年过八旬的林洪楠依然坚持陪着他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走在法院大门前的石阶上,他步履稳健,没有一丝耄耋老人的疲态。十来斤重的公文包沉甸甸地挂在他倾斜的右肩上,里面整齐叠放着卷宗材料。他还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大书包,装着为蒙冤者申诉的文件材料,以及出差的生活用品。

根据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初,中国律师执业人数已经突破51万人,而且没有执业年龄的限制。中国的司法一线,活跃着一批65岁以上、在别的行业已该退休回家的老人,他们总数过万,其中甚至包括像林洪楠这样年过八旬的高龄律师。

值得一提的是,林洪楠律所的四位合伙人,都是老律师,平均年龄接近75岁。不过其中一位去年做了膝盖关节手术,已经无法再为当事人出庭。

曾经和林洪楠一起并肩作战的老人接连倒下,年轻人来了又都走了。只有他还像陀螺一样保持工作运转,身边的人劝他“事情是做不完的”,他露出孩童般的顽皮笑容说,“只要还能动弹一天,就多做一点”。

他像啄木鸟一样,持续努力地拔出侵蚀司法正义的蛀虫。他办理的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他的律所却越来越小和穷。律所一开始占据整层楼,被迫搬迁四次,现在不到一百平米,办公室简陋又狭窄,堆放着二十年来的漫长拉锯案件的各类材料。他82岁高龄坚持出差和出庭辩护,甚至用退休工资倒贴打印费和车马费。

林洪楠不用智能手机,诺基亚老年机用了十几年,一件西装和衬衫穿了十几年。除了吃饭时的一瓶劲酒,对吃喝也没有更多要求。他平时内向话少,提起案子却饱含激情。他步履缓慢却能坚持,带着当事人打一场场马拉松式的案子,从不放弃。

几乎每次案件开庭,林洪楠都是在场者中年龄最大的。他发言时语速缓慢,但铿锵有力,法官和对方律师一般也都会耐心倾听,对他表示尊重。

林洪楠是福建法炜律师事务所主任,1939年出生,今年虚岁已八十三。但“退而不休”的他,手里目前还有不下15起案子在代理,包括福建省和全国的,其中有的案件的代理年限已接近20年。他现在仍然出庭,没有助理,总是独自辗转多个城市。由于年龄已超过航空公司限制,他出差基本都是乘坐高铁或汽车,而他没有智能手机,无法网上购票,每次总要到车站的窗口去排队。

这样一个老人,他的存在让当事人感到幸运。他为弱势群体、蒙冤者、上访户奔走,代理多起民告官无法立案,或是胜诉无法执行的案件,比如20年前福州著名的“220枪案”的后续国家赔偿案件。林洪楠手里的更多的是刑事案件,他在诉讼中敢于坚持为无辜者做无罪辩护,包括但不限于备受舆论关注的“福州三网民案”、福清纪委爆炸冤案等,他都有精彩辩护。

林洪楠以前做过公安、司法局的领导,直到五十岁才考取律师资格证。1991年,他62岁正式执业,至今整整30年,参与过不少延续了十年乃至二十年以上的马拉松式案件。他把这些案件情况写在一份长达27页的材料里,每年都坚持寄给政府以及人大政协。

办案、寄信、见当事人,林洪楠忙来忙去却不亦乐乎,他像个老顽童,每天和时间赛跑。一头黑发茂密杂乱,是他自己染的,不轻易被人看出衰老;笑的时候眼皮耷拉下来,露出整齐的牙齿,有些孩子气。走路时虽然佝偻,但总是迈着大步子,比年轻人还快。唯一显得慢的,是他说话时不像很多律师那样口若悬河,倒常因想不出精准的表达词汇而语塞。

他对生活的物质需求降到极低,但对案子的热情从不消减。皮带上别个老旧的手机套,装着用了十来年的诺基亚老年按键机,最早的一条短信停留在十几年前。同一件浅色格子西装和酒红色衬衣穿了十几年,几乎所有当事人都见他穿过。随身带的公文包倒是“新的,只用了几年”。

形成对比的,是办公室里的案件材料越累积越多,塞满两列及人高的壁柜。所有人都知道,林洪楠只要一说起案子,就停不下来。他没有笔记本电脑,头脑里像是有很多个抽屉,归类放好二十来年来的案子。提起某个案子,就打开抽屉,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

 

和当事人成为朋友

林洪楠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司法的悲哀:一个82岁的老人,没有智能手机、不用笔记本电脑,按理是完全落伍于时代的人,却成为很多案件当事人最后的希望。年富力强的律师们去哪了?

司法数据库公司“聚法案例”曾根据公开的全国裁判文书统计发现,目前中国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平均为14%,上海、安徽、北京辩护率最高,新疆、海南、青海辩护率最低。这意味着,超过八成的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没有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这也正是中国刑事案件容易出现冤假错案的因素之一。

北京一位执业律师评价林洪楠,“办案是有些慢,但没见过比他对当事人更有耐心和关怀的。”很多弱势群体找律师维权,给的律师费很少,大多数律师也只是收费走个程序。林洪楠不仅会走完所有程序,还一直不停写材料向各个部门反映,甚至陪当事人去北京上访。

“很多受到公权力打压的人,心里的怨愤多,只能向律师倾诉,这对律师来说也是心理上的挑战。林律师会非常耐心,当事人无论什么时候去办公室找他,他都会接待。包括案件办完,有些当事人后续问题的解决,还会咨询他。”前述北京律师说。

因为办理案件时间长了,林洪楠和一些当事人成为多年的老友。

2021年4月底的一个上午,林洪楠在律所和20年前相识的两位当事人见面。一位是福清纪委爆炸案中曾被冤枉坐牢的陈科云,现已退休;一位是福州“220枪案”中被构陷而无辜入狱的陈信滔,还在要求国家赔偿。两个案子当年都曾震惊福建乃至全国。

他们的人生走向,都因为冤假错案而改变。平日里话不多的林洪楠,向记者介绍这些多年案件的当事人,连说“很厉害的,一直能坚持下来”,但提到一些公检法人员的不公正办案行为时,又是重重地叹一口气,直摇双手,“真的是乱弹琴,乱搞。哪能这样子做法?”

“林律师两千块律师费,陪我打这个官司二十年。”陈信滔说。2001年因为福州枪案,他被急于破案立功的当地公安构陷为“敲诈勒索罪”,蒙冤入狱,被关押近三年,最终无罪释放。出狱后陈信滔卖掉房子,十六年来坚持告福州市公安局,要求获得赔偿。

二十年来一直咽不下这口气,陈信滔坚持去不同部门反映情况,总是碰壁,免不了灰心丧气。林洪楠一直鼓励他。逢年过节,身为长者的林洪楠会主动打电话或者发短信问候他;林洪楠没有智能手机和电脑,但每次有任何新的司法动向,却能最快获取消息,迅速告诉他,赶紧行动起来。

林洪楠和他的当事人在一起,总是倾听得多,习惯于在旁边做默默支持的配角。对饱受命运劫难、人生痛苦的当事人来说,倾听和陪伴就是一种安慰,而他一直在那。

厦门的江一珍今年已经六十来岁,因为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当地政府部门产生冲突。江一珍和林洪楠认识十来年,林洪楠陪她上过北京反映情况。

江一珍因为上访被拘留,担心体弱多病的她在牢里吃不消,林洪楠和公安交涉放人,并专门坐几小时火车去厦门,不为别的,就是坐下来和江一珍的家人唠唠家常。“给他们信心,一定要支持狱中的江一珍,坚持自己的无罪立场。”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肤色黝黑,头发向两边梳得整齐,露出布满皱纹的额头。身材清瘦的林洪楠爱笑,口头禅是“那就幽他一默”。遇到比如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被人拦下的棘手事情,他会像个顽童一样,笑嘻嘻找借口溜走。

年轻时林洪楠在西藏做公安干警,风吹日晒,在大草原上和人比赛骑马和摩托,至今也还保留着每天散步拉练、做眼保操和手指操的习惯,在他看来要活得够久,才能做更多的事情,把案子办完。

林洪楠办的案子,当事人多是蒙冤者,他说得最多的是,要和老百姓站在一起。对弱势群体的共情和关怀,和他的自身经历相关,他曾经也被打击过,坐过牢。

林洪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1962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作为团支部书记,他和党支部书记一起被派到西藏支援边疆建设。在北大的最美好记忆是看书和踢足球,他们和校园匆匆别过,甚至没来得及回家,就踏上进藏的路:坐火车到兰州,坐汽车进青海,再到拉萨,最后到达山南地区。

1962年到1981年,他担任西藏自治区山南革委副主任,专署公安处。六十年代,全国政治运动已始,西藏开始的时间迟缓一些,但激烈程度不亚于全国其他任何地方,并且结束得更迟。林洪楠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年轻气盛,爱说大实话,经常挨批挨整。

西藏搞全国人民公社运动,他老实说,“我们这里地广人稀,人们集中到一起,专程吃顿饭再跑回家,路程太远啦。”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他被打成反动派。新闻上宣传说,西藏粮食大丰收,他又说实话:“的确我们冬小麦长得好,但是老百姓更喜欢青稞糌粑,不爱吃米,所以只能悄悄种青稞。”又被告状,“林洪楠搞资本主义”。白天被批斗,晚上他还要写揭发自己的大字报,保护自己的部下。

妻子也是援藏干部,本来从事文艺电影工作,不问政治,但因为林洪楠被打击成为“山南地区叛鬼司令”,她也被牵连挨批。他们相伴的前半生都在动荡中度过。

上世纪70年代,林洪楠被送去坐牢,讽刺的是,正好是住在自己当年修给印度战俘住的地牢里。他被打成头号反动分子,宣布执行死刑。还好,碰上当时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万里、杨静仁到山南地区视察,妻子不顾阻拦冲进地委大院,到领导面前反映情况,上面终于做了调查。杨静仁走前,留下一句话:“彻底平反、不留尾巴”。

这八个字救了林洪楠。1981年,他终于被释放。离开监狱之前,他问看守人员,“给我个结论?”对方不答,只是把他推到车上。他先回到公安局,受到热烈欢迎。又被邀请到地方人大政协部队的联合大会上讲话,谈平反心得。他老实说,这只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历史已经走了,你再去抱怨有什么用呢。”现在再聊起被打击成反动分子的岁月,林洪楠当玩笑讲,只是乐呵呵。

但是说到妻子当年为自己的等待和付出,他叹气,之后是沉默。后来回到福建,他为了保护妻子,一概不把工作上的事情带回家里。怕她担心,也不在家谈论任何敏感的案件。

他至今对西藏有极深的感情。在福州的路上,看到印着“走进西藏”的自驾旅游车,老人还会兴冲冲地站在车旁边,合个影。

 

晚香楼里“唱反调”的老人们

1981年,已经42岁的林洪楠从西藏回到福建,进入福州市公安局工作。公安普遍在55岁退休,不能延迟。他记得在福州市第五中学(格致中学)读中学时,有一篇作文叫做“我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前半生没能真正施展拳脚,若按时退休,他离五十年的目标还差太远。

“律师这个职业没有年龄的封顶,越老越吃香。”1989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制度恢复,已经50岁的林洪楠参考,一次考上。此举又让他挨批,“搞什么名堂,马上要评警衔,你带这个很坏的头。”领导不满,说他唱反调。他笑说,“本来想试一试,没想到考上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开始探索律师制度的机构改革,将律师事务所从国办所逐步改成合伙制。

曾与林洪楠一起在西藏战斗过的老战友姜成元,时任福州市司法局局长,他先是把林洪楠从公安调至司法局,让林洪楠在司法局办公室工作。此后林洪楠出任律师管理处处长,同时兼任福州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当时整个福州只有两个律所,另一家是福州市对外律师事务所。

两人并肩工作,还一起创建了福建首家法律援助中心——福州市律师援助中心,林洪楠兼任律师。林洪楠开始帮老百姓维权,办理了比如被车轧断双腿却被交警判全责的翁兰兰案,成为福建省法律援助第一案。

福州市律师援助中心开在晚香楼——曾经是福州市知名的律师楼,毗邻司法局、法院、公证处等,老百姓从法院出来拐个弯,就能获得法律支持。

晚香楼由姜成元组织呼吁、多位律师共同筹资修建。据《经济观察报》早年的报道,在福建很多老律师眼中,司法局局长姜成元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人,他当时听说在全国的司法改革中,广东搞得最好,专程两次跑到广东省去学习。

林洪楠也评价姜成元说:“他没有一种老旧的观念,认为律师就是讼棍,为坏人辩护的。他做领导时,对我干预最少。”

晚香楼名字意为,律师乃终生职业——愈老愈吃香,曾经有着一批年老的法律工作者,“拼尽最后一口气”,终日在此忙碌案件、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和林洪楠一起办所的合伙人林忠,也是政法部门的退休干部,考取了律师证。他们看不惯不公平的现象,总是直言不讳,发挥余热来办案。

后来姜成元调走,新来的司法局局长管理律师的理念死板,林洪楠和他起了冲突。领导要求周一上午组织各大律所主任开会,汇报安排工作,林洪楠认为不能这么管,周一是律师工作量最大、最忙的时候,应该放他们去办案。

“律师行当和行政干部不一样,不能成天干坐在那里讨论问题,要去实地调查。”林洪楠说。他后来自己当律师代理案子,也都延续这样的风格。律所办公室内勤陈晓华说,林主任不像别的一些律师,代理案件只是听当事人叙述、记录在纸上、签字盖章就完了,他一定去实地调查,就像他当公安查案子那样,抽丝剥茧、搞清楚事实。

体制内的僵化管理与律师的灵活性的矛盾愈发显露。中央组织高级律师培训,林洪楠以律师的身份去参加,领导不高兴,他认为林洪楠是行政干部,不应该被给予律师的评级职称。

1996年5月,《律师法》颁布,福州市律师事务所也改制,由事业单位变更为合伙人制,福州市律师事务所改制后更名为“福州福民律师事务所”。林洪楠干脆打了个辞职报告,从司法局离开,在临近退休时全职做律师,开启自由职业者的事业。从福民律师事务所,分出蒲公英律师事务所,因为名称和外地的律所重名,又办过天钧律师事务所、法炜律师事务所。

法炜所一直存续至今。林洪楠当年取名“法炜”,寓意法律的火星,就像天上的微小光芒,却能燎原。法炜所三位合伙人,目前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老律师都是退休的政法干部,比如林忠律师,他曾经是福州市马尾区司法局的局长。姜成元则担任律所的顾问。

由于经常办理敏感维权案件、唱反调,晚香楼成为官方的“眼中钉”。2010年起,福州市司法局开始对在晚香楼办公的律师事务所收取相应房租。2012年4月,晚香楼被强行拆除。理由是,有高层领导认为“律师事务所离司法局太近了,容易滋生腐败”。

 

“法律的火星”

4月24日上午,林洪楠刚参加完姜成元的追悼会,西装袖子上还留着别过黑纱白花的小别针,他也代表法炜所送去挽联。姜成元去世前十来天,林洪楠去看望他,卧床已久,已经说不出话。

姜成元比林洪楠年长,1932年出生,16岁就参加党的革命工作,参与过解放福州的战斗;1965年作为优秀的公安干部,被抽调进拉萨;上世纪80年代回福建后曾任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福州市司法局局长。

曾并肩作战的知己又倒下一位,平日里顾着忙碌的林洪楠只有在这种时刻,才显出耄耋之年的疲态。他特意拿出早年和姜成元的合照,一张张翻看。有1993年成立福州律师事务所时,几人在晚香楼的合照;也有西藏老友专程到福州来拜访的照片。他们当时照例穿着西装,只是头发不用染,脸上没有皱纹,腰背也还挺直。

不仅老友去世,律所的合伙人也逐渐退出。去年,一起创建法炜所的合伙人林忠律师,做了双膝手术,现在坐在轮椅上,走路要推车,不能再出庭和办案子。林忠的家人提前帮他处理了退出律所的相关事务。

当年一起出发的人,都接连倒在时代的巨轮之下,而他还在办理那些无人问津的难啃的案子。有时候在外面,有人跟踪他,两方对峙时,老人摆出一个李小龙的架势,说:“来,单挑。”也时常有司法局的老领导劝他,“好啦,停下来吧,去旅游。”但他只是笑笑说“我办案兼旅游”,转头又兀自工作。

但的确是愈发孤独。“年轻人来来去去,待不了多久就走啦。”陈晓华说。这些年,律所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只剩下7位能办案件的执业律师。

林洪楠对待来所的年轻律师的态度是,不管年龄、出身、资源,最看重“志同道合”。之前来过一个律师,曾经是保安,50多岁才考取律师资格证,因为年龄和背景而四处碰壁。其他律所都不接收他。林洪楠却收他进法炜所实习。后来这位律师回到重庆执业,如今已成为当地某律所的主任,直到现在仍然十分感激林洪楠。

有熟悉林洪楠的律师认为,他办案不是为了钱,而是靠情怀和一口气撑着。很多公检法体制内的人退休下来,进入大的律所当顾问或者自己办所,因为有案源和以前的深厚关系,挣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林洪楠有能挣钱的背景和条件,却总是接最难办的案子,和官方唱反调。他是律所主任,难免会被别的律师认为,这样的风格对律所的定位、社会形象毫无益处,也更难以接到能挣大钱的经济案件。

年轻律师不愿意加入刑事辩护的队伍中,已经加入的,能坚持的也不多。很多人学习攒够经验后,纷纷离开。曾在法炜所待过一段时间的年轻律师廖原,现在在泉州一家律所主攻商事案件。

她很敬佩林洪楠,但是自己一般会远离刑事案子,“都是按照已经写好的剧本走。费精力,还没有好的结果。”林洪楠也能理解,刑事案件耗时长,很多案子甚至是马拉松式的,但是年轻人要生存。

“接的案子越来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大,但是律所却越来越小。”陈信滔和林洪楠接触二十年,如此评价他。他记得最早法炜所在晚香楼六层,整个一层楼的空间,鼎盛的时候也配有打字员、内勤、清洁工人。老百姓经常来咨询,十分闹热。后来因为拆迁,被要求搬走,搬到商住楼闽西大厦,租金贵;再后来到同一栋楼的三楼,没过多久又被要求搬家,对方说“宁可拿来堆垃圾,也不租给你们”。

2019年搬到现在的南国大厦,法炜所已经缩小到只剩三间屋,总共不到一百平米。这家承办过多起大官司的知名律所,如今和两家做科技的年轻小公司为邻,共用一个年久失修的厕所,推门嘎嘎响,水龙头不出水。站在林洪楠的小小办公室窗前,总能听到附近吵闹的楼房装修声,发黄的墙上挂着一幅老鹰画像,目光如炬。

林洪楠在现在的办公室,最喜欢身后的老鹰,目光如炬/张楠茜摄

不变的是“法炜律师事务所”的那块招牌,用了二十年,已经泛黄,但仍然表面平整、横竖笔直。有当事人来了,林洪楠帮他们省钱,习惯带去公园坐着谈事情。老人还是那套西装和衬衫,背着那个巨大沉重的公文包,在绿树下,从包里拿出卷宗材料,有蚊虫飞舞也不怕打扰,慢而从容地和当事人聊起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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