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當搖滾撼動柏林圍牆——通往革命的自由之鐘

1988年7月，就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十六個月之前，美國搖滾巨星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來到東柏林舉辦演唱會。

這是東德有史以來最大的演唱會，至少有三十萬人參加，地點是柏林圍牆以東三英里的巨大露天體育場。因為想要進場的人太多，主辦單位只得打開柵欄，讓每個人都進去，興高采烈地沖進去──這彷彿預示了十六個月之後，人們如何在柏林圍牆崩塌之後，帶著不敢相信的笑容奔向自由之地。

【一】

八零年代的搖滾樂世界是屬於史普林斯汀的。1984年的專輯《生在美國》，不止讓他成為最重要的巨星，也成為美國流行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徵。

從第一張專輯開始，史普林斯汀的創作主軸就是探索美國作為一個許諾之地(promised land)的幻滅，以及美國夢的虛妄和現實的殘酷之間的巨大對比。他在七十年的作品描繪了小鎮青年的夢想與失落與找不到出口的憤慨與焦慮。進入八十年代，他更關注美國經濟轉型下的社會正義，歌唱工人階級日常生活中的夢想、苦悶與挫折，並且不斷質問，所謂的美國夢為何在現實中只是虛幻的泡影？尤其八十年代是雷根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社會越來越不平等，經濟貪婪和軍國主義成為新的時代精神，因此史普林斯汀成為雷根時代最重要的異議者。(註1)

他對音樂的信念是“我對於如何利用自己的音樂，有很多宏大的想法，想要給人們一些思考的標的──關於這個世界，以及孰是孰非”。他也說，“我想要做一些能發揮影響力的作品，並與這個時代的意義、以及我認為重要的事物有關聯。”

1988年，他舉辦全球“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在巡迴途中，他宣佈將會加入國際特赦組織舉辦的“現在就要人權！”（”Human Rights Now!”）巡迴演出，以紀念世界人權宣言40周年，其他參與者還有史汀（Sting）、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崔西·查普曼（Tracy Chapman）等歌手。

在歐洲演出時，史普林斯汀臨時起意想去東柏林演出。他第一次來到東柏林是在1981年，當時是以一般觀光客的身份，跨越柏林圍牆進入東柏林，那個灰色的城市。

【二】

從1961年8月13日起，柏林圍牆將當時在政治上已經分裂的城市分割成兩半。從1961到1989年間，超過十萬名東德人企圖攀越、或從圍牆底下鑽過去，甚至從靠近圍牆旁的高樓窗戶跳下去。東德的邊界警衛對這些人基本上殺無赦。據統計，有因為想要跨越圍牆或德國邊境的人中，有超過千人被殺害，有3200人因“逃離共和國”（Republikflucht）的罪名遭到逮捕入獄。另一方面，有5000人成功越過這座柏林圍牆，到西柏林尋求自由。

不過，雖然東柏林人出境困難，來自西方的旅客卻能經過14道緊密嚴防的“檢查點”，跨越圍牆進入東柏林。

作為一個極權的共產主義政權，東德政府嚴密控制人們的表達和思想自由不在話下。對這些共產國家而言，搖滾樂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產物，只會腐蝕年輕的東德一代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因此是國家的敵人。

這些指控對了一半：錯的是，搖滾樂並不是和西方政權站在一起，反而更經常是批判美國和英國的掌權者；但共產政權的擔憂確實也對，因為搖滾樂歌唱的就是自由與反抗，因此，社會主義青年們也難以抵擋住搖滾樂挑逗他們青春的欲望和衝動。統治者越是禁止，他們越渴望得到一張搖滾專輯，聽到一場真正的演唱會。

在1969年，東柏林的青年似乎真的可以聽見一場偉大的演唱會。

在那個夏天，在美國剛舉辦了三天三夜結合青年反文化的Woodstock音樂節，成為搖滾世界的圖騰。

而在秋天，在東柏林的搖滾青年中，口耳相傳英國的滾石樂隊將於10月7日，在西柏林圍牆不遠處一棟19層高樓上搭起高台，在上面舉辦演唱會，這個高度比柏林圍牆高出270英呎，所以在東柏林的圍牆邊就能聽見滾石永不滿足的吶喊。

但其實這只是一個西柏林電台DJ的殘忍玩笑──這玩笑並不離譜，因為披頭四不久前在倫敦的一個大樓屋頂上演出過。10月7日那天，當許多東德青年被動員去參加東德建國二十年的紀念，幾千個來自東德各地的搖滾青年卻聚集在柏林圍牆邊，準備跟著滾石的魔鬼音樂起舞。只是，等待他們的不是滾石，而是東德警察的鎮壓，他們一邊抗爭一邊唱著“圍牆必倒塌”（Die Mauer muss weg），最後多人被逮捕，有人甚至被判刑兩年（註2）。

（那年十二月，滾石樂隊在舊金山的Altmont舉辦一場引爆狂歡的免費演唱會，卻造成一人死亡，成為六十年代的搖滾哀歌。）

七零年代之後，有十幾個東德樂隊成立，但他們的歌詞必須事先接受審議，且要國家的允許才能公開表演。其中一支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樂隊克勞斯·倫夫特組合（Klaus Renft Combo），在1975年發表歌曲《小奧圖的搖滾情歌》（Die Rockballade vom kleinen Otto）講述一個想逃到西德的年輕人，遭到被禁的命運。

（第二年，1976年，捷克的宇宙塑膠人樂隊也遭到逮捕，而引發七七憲章運動。）

到了八零年代，民意調查的研究者指出，有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年輕人只聽西德的廣播與西方的流行音樂，揚棄了東德媒體。

時代確實開始改變了。

1985年，蘇聯新領袖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推動“重建”與“開放”的政治經濟改革，這不僅改變了蘇聯，也影響了東歐各地的政局。此時，共產主義多半已經淪為一個空殼，一個牆上空洞的標語。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對東德的鐵腕統治者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的政權造成了威脅。不像波蘭和匈牙利已經開始轉型，東德和羅馬尼亞等國卻依然堅守著共產主義陣營的最後一道防線，只是他們國內看到其他國家已經出現變化的苦悶青年越來越不能忍受體制的僵化和腐臭，渴望那巨大的改變的風。

東德的情況在1980年後半期明顯地惡化，人們對現狀的挫折感與日俱增，要求離境簽證的人數也在增加。

東德共產黨的青年組織“自由德國青年團”在1985年，會員有230萬人，涵蓋14至25歲東德人口中的80%。他們也看到政權在年輕人心中已經搖搖欲墜，而想要安撫年輕人，尤其是面對來自西柏林的搖滾挑戰。

1969年沒有出現的西柏林搖滾音樂會真的在1987年出現了，只是這次不是滾石，而是大衛·鮑伊（David Bowie）、創世紀合唱團（Genesis）、舞韻合唱團（Eurythmics），目的是為了慶祝柏林建城750周年，地點在西柏林的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前，6月6日至8日連續三晚演出。演唱會叫做“為柏林而唱”（“Concert for Berlin”）──這個標題確實是試圖挑釁東柏林，而演唱會中也有四分之一的擴音器對著柏林圍牆與東柏林。

因此在西柏林有8萬人看著演唱會的同時，也有幾千個東德人在幾百碼外的圍牆的東側聚集，傾聽那些他們再熟悉不過、如今可以真的聽到（卻看不到）的聲音。然而，東德警衛再次暴力驅離人群，毆打群眾，而這一切都上了西德電視，且那時東德人可以輕易地收到西德電視和廣播，因此在東德引起了巨大憤怒。

自由德國青年團開始思考，與其讓西柏林吸引東德青年，不如他們自己邀請西方音樂人來滿足東德年輕人。尤其，西柏林在1988年六月又將有一次“為柏林而唱”的演唱會，而這次陣容更超級：平克佛洛依德（Pink Floyd）和麥可·傑克森（港譯米高積遜）。

自由德國青年團決定在離柏林圍牆約有三英哩的威森斯區舉辦演唱會。1988年6月19日，就在麥可·傑克森在西柏林演出的同一天晚上，在東柏林這邊是加拿大歌手布萊恩·亞當斯（Bryan Adams），現場有十二萬名聽眾。這已經是東德青年的難得搖滾體驗，但東西兩邊當然差的很遠。

事實上，在前一年的9月，鮑伯·迪倫（Bob Dylan；港譯卜·迪倫）就在東柏林舉辦演唱會，但迪倫演出早已無法喚起年輕人的熱情（他或許也不在乎）。1988年3月7日，英國樂隊流行尖端（Depeche Mode）也在東柏林的一個小型室內場地演出；6月1日是喬·庫克（Joe Cocker）在威森斯的露天場地為八萬名聽眾演唱。但這些演唱會沒有一個如同1988年七月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的影響。

【三】

當史普林斯汀的經紀人瓊·藍道試圖探詢史普林斯汀是否可能在東柏林舉辦演唱會時，沒想到東德的青年共產黨人正面臨這個搖滾的焦慮，所以一拍即合。這不僅是因為史普林斯汀是當時最重要的搖滾巨星，而且他是站在勞動階級這邊，並對美國的雷根政府諸多批評──史普林斯汀常翻唱Woody Guthrie的在1930年代的歌曲《這是我的土地》，而Guthrie是一個美國共產黨員。所以這對東德青年共產黨人真是最好的選擇。

為了政治上更安全，“自由德國青年團”決定把演唱會加上“為尼加拉瓜而唱”。在1980年代，尼加拉瓜是全球左翼關注的重心，因為美國參與推翻左翼的桑定諾（Sandinistas）政權，而搖滾界從The Clash到U2都非常關注這個議題。

於是，東德官方新聞社的消息寫著：“自由德國青年團的第五場夏日搖滾演唱會系列，即將在1988年7月19至24日舉行。這將是一場與尼加拉瓜反帝國主義團結的運動。7月19日的開場表演，將會由布魯斯·史普林斯汀與E街樂團（美國），在柏林－威森斯帶來一場四小時的演唱會。”

而這件事直到史普林斯汀飛到東柏林當天才赫然發現。不論史普林斯汀是否支持桑定諾政權，他都不願意他的音樂成為政治工具，因此提出嚴正抗議。東德方面因為擔憂演唱會被取消，願意把所有支持尼加拉瓜的旗幟、標語都除掉。

1988年7月19日中午之前，東德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演唱會群眾開始抵達場地。人人臉上帶著興奮的微笑。演唱會只印了16萬張門票，但想來看的人遠超過這個數字，主辦方只能打開所有柵欄，讓每個人都進來。最後人數是三十萬到五十萬之間。

這對東德人來說，是個多麼不可思議的畫面──跨越官方的障礙，卻沒有被逮捕或開槍。

史普林斯汀的開場曲是《惡地》（Badlands）：

談論著夢想，試著實現它

你在夜裡驚醒，感到如此真實的恐懼

你耗費生命，等待一個不會來臨的時刻

別浪費時間再等下去了

你每日在此生活的惡地

讓破碎的心站起來

那是你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們只能努力往前推進，直到被瞭解為止

這些惡地才會才會開始對我們好一點

擁有理念，深植於心的人們啊

活著並不是一件罪惡之事

……

我想要找一個地方，我想對著這些惡地的臉吐一口口水

原本他歌唱的“惡地”是夢想破碎的美國，但這當然也可以是極權統治下，掐死人們夢想的東德。

他接著唱了《在街上》（Out in the Street），《亞當養大該隱》（Adam Raised a Cain），《天堂許可之事》（All That Heaven Will Allow），《河流》（The River），《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戰爭》（War），還有《生在美國》（Born in the USA）等三十首歌。

這是三十萬東德青年從來沒有的搖滾激情體驗。史普林斯汀原本就是最能將搖滾的真誠性轉化成演出現場巨大光熱的歌手，而他的歌曲主題不論是許諾之地的破碎，或是年輕人要逃出困頓的小鎮，每一首歌都可以從紐澤西的小鎮轉換為東柏林的現實。

如標誌性歌曲《雷霆路》（Thunder Road）是年輕人要帶著他心愛的女友瑪莉逃離這個“充滿失敗者的小鎮”，追求他的許諾之地：

我不是個英雄，這是眾所周知的

親愛的女孩，我所能提供的救贖，

只有這個骯髒車蓬底下的車子

可以讓我們有點機會過更好的日子

嘿，我們還能怎樣呢？

除了搖下車窗，讓風吹動著你的發稍

夜的門戶大開，這個雙線道可以帶著我們到任何地方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機會可以實現我們的夢

（Bruce Springsteen with Max Weinberg and Steve Van Zandt.）

同樣深具意義的是，冷戰時期的美國是共產主義的最大敵人，而史普林斯汀被視為美國精神的代表，因此當他在演唱《生在美國》，台下觀眾揮舞著自己黏貼製作的美國國旗時，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神奇的畫面──當然這首歌不是保守的愛國主義，而是植根於工人階級的進步主義傳統。但無論如何，當數十萬人一起揮舞著美國國旗，高唱《生在美國》時，這在東德已經是一場革命了。

在演唱會中，史普林斯汀也準備講一段話告訴人們，他並非出於任何政治性的理由才來到這裡，而是來這裡為人們演唱搖滾樂──“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圍牆終將倒塌。”但就在他準備演講前，經紀人非常擔心這段話出問題，因為從來沒有人在東德內部說過希望“圍牆倒塌”，因此希望把這一句改掉。

史普林斯汀接受了。他在舞台上用死背的德語說：

——“我很高興來到東柏林。我並不反對任何政府。我來這裡為你們表演搖滾樂，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障礙都能被拆除”。

全場激昂鼓掌。接著下首歌前奏響起：《自由之鐘》（Chimes of Freedom）──這是Bob Dylan關於自由的名曲，而一個月前史普林斯汀在瑞典演唱會上，在演出這首歌前宣佈他會參加國際特赦組織巡迴演唱會。

觀眾聽到了他的訊息。

開車橫跨半個德國來聽這場演唱會34歲的農夫約格·貝內克（Jrg Beneke）說 ，“每個人都很清楚他說的是什麼──拆除圍牆。那是壓倒東德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從來沒有在東德內部聽任何人這麼說過。那是我們之中某些人終身企盼聽到的一刻。也有一些其他來自西方的搖滾歌手來這裡演出，然後對我們說：‘哈羅，東柏林’，或是這一類的話。但是從來沒有人來到我們面前，說他希望能拆除一切的障礙。假如我們可以翻越柏林圍牆的話，一定有許多人會這麼做的。”（註3）

秘密警察卻察覺不到人們心中的洶湧與激動。東德國家安全局一份史普林斯汀開始演唱兩小時後的記錄中寫著：“晚間9時30──搖滾演唱會毫無意外地繼續進行。群眾的氣氛絕佳。”這份報告接著又寫：“國家安全毫髮無傷。一共有800人在演唱會期間暈倒，其中有110人是因為飲酒過量導致。”

【四】

在1988年的那個夏天，沒有人會想到柏林圍牆會在一年多後會崩塌。

史普林斯汀演唱會的六個星期以後，在1988年的9月，在威森斯附近出現了要求言論自由的示威遊行。

1989年7月，東德的首波反對運動“新論壇”創立，但很快就被共黨政府取締。

1989年8月，匈牙利拆下與奧地利之間的鐵絲網柵欄，次月就有一萬多東德人經由匈牙利逃往奧地利。

1989 年 9 月開始，成千上萬的東德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大規模群眾遊行在萊比錫、德勒斯登、馬德堡、羅斯托克和波茨坦等地出現，吶喊著：「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1989年10月東德總理昂納克辭職。一個月後，89年11月9日，人們終於自由地沖過圍牆的檢查點，意味著柏林圍牆的倒塌。

東德在1990年3月舉行自由民主的選舉，並在1990年10月3日與西德統一。

（資料圖：柏林牆倒塌後，一對東德夫婦在柏林牆西邊的勃蘭登堡門前熱吻，其他人在歡呼。）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當然不可能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但它無疑是通往1989年秋天革命的一個鐘聲，自由的鐘聲。

因為這些青年早不想活在圍牆的陰影下，他們深信東德不能如此繼續，而必須要有改變；看到其他國家，他們也相信改變是可能的。然後，史普林斯汀來了，要他們帶著勇氣逃出這個桎梏的惡地，和被詛咒的命運。

自由德國青年團和共產黨想要給人們一個保持現狀的理由，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一場謊言與鬧劇：人們在演唱會中感受到的是對自由的更多饑渴，對改變的更多強盼望。

一個參與者說，“演唱會結束後，我們都得走路回家，因為街道封閉了，大眾運輸和汽車都動彈不得。當天晚上在東德街頭漫步的人群，龐大無比。感覺就像是一場很大的示威遊行之類的。一切都令人很亢奮。”

另一個在幾個月後逃離東德的年輕人說，“我們都把史普林斯汀的那場演唱會當成一個記號……在那之後，我們只想要更多的自由。”

搖滾樂迷都知道，搖滾音樂會是魔法般的集體體驗，是一個集體賦權 (empowerment) 的過程。你會在音樂的熱力中得到感動、得到力量，並且相信你真的可以和旁邊的人一起改變什麼。

擔任史普林斯汀翻譯的東德女士說，這是一場孕育了改革運動的神奇演唱會“東德的氣氛在那場演唱會後就改變了。人們興高采烈地離開演唱會回家。有好幾個星期，人們都在談這場演唱會。有這位從西方，從美國來的巨星來到這裡，關切著我們的命運，他提到，有一天這裡不會再有任何障礙。成為這樣的群眾的一分子之後，你會覺得自己更堅強了。我們開始不再恐懼。東德當局把史普林斯汀和其他這些西方樂團帶來，想釋放壓力。但這一切都適得其反。不但沒有釋放壓力，還讓年輕人更深入思考自由的意義。”

史普林斯汀的經紀人藍道說，“我們來到那場表演，不可能感受不到人們對改變的期望。我們帶到東柏林的那份精神正是：‘嘿，這是一場冒險，不一樣的東西。'或許適逢其時，但我們並不是帶著傲慢、或自認是從西方來傳遞福音的心態。完全不是那樣的。但是我也不會忽視其後果。它引爆了這一切。”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本身是改變中的空氣中的一個重要因子，它凝聚了那些渴望的聲音，並點燃了更多火花；它讓東德青年更堅信他們每天思考的問題：如何尋找自己的聲音，打破體制的虛妄，並追求真正的自由與反叛──而這正是搖滾樂的精神，與其得以改變世界的力量。

記住史普林斯汀的歌：

沒有火花，就燃不起火來

──《在黑暗中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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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關於史普林斯汀其人與作品的分析，請見我的《史普林斯汀：許諾之地的幻滅》，收於張鐵志著，《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抗議之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註2：非常諷刺的是，滾石樂隊在1968年是被英國左翼高度推崇。他們的歌詞“Street Fighting Man”在一本左翼雜誌被放在和共產主義的老祖宗恩格斯一起。關於滾石樂隊與革命的關係，詳見《1968，滾石和約翰藍濃》，收於《時代的噪音》。1990年八月兩德統一後，滾石終於來到東柏林舉行演唱會。

註3：以下對參與者或評論者的引述皆來自 Erik Kirschbaum, 2013, “Rocking the Wall/ Bruce Springsteen: The Berlin Concert that Changed the W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