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

希望探索媒介的各種可能,也希望做個一輩子的記者。Matters站長。

病毒、極權與無權者的權力

武漢肺炎疫區,流傳一個笑話:如果時光倒流一個月,你帶著病毒肆虐的真相,能夠回去拉響警報、拯救世界嗎?答案是不能,你只會成為第九個被懲處的「造謠者」。

這個黑色幽默的笑話,透露三個信息:1. 人們都知道,有警報,但沒有響。2. 人們都知道,有警報,但不會響。3. 當警報機制失靈,災難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別林斯基說:「偶然性在悲劇中是沒有一席之地的。」這大概是悲劇最強烈的能量:個人在其中,眼睜睜看著系統如寫好的劇本一樣崩解,生靈塗炭,卻幾乎無力改變。

發源於武漢,肆虐整個中國,乃至蔓延世界的這場瘟疫,毫無疑問是這樣的人禍。

人禍而非天災

從12月1日,首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發病,到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中間經過了整整54天。在封城之前,包括武漢在內的中國各城市街頭,幾乎還無人戴口罩。公眾的警覺,是從一座千萬人口的城市突然被封鎖,才被喚醒,意識到「出事了」的。

當然已經遲了。1月24日是華人的除夕,1月10日就啟動的「春運」,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十幾億人次在中國境內外遷徙,已經整整14天。武漢官員後來承認的數字是,僅僅武漢一城,在封鎖之前,已經有500萬人隨著春運離開,其中一大部分回到了湖北各個市鎮縣鄉的老家,另外近一半,去到中國各省,乃至世界各地。

而在1月23日封城之前,在極為嚴苛的新冠肺炎確診條件下,僅僅是武漢的醫護人員,就確診了22例,更不要說醫院裡早已人滿為患的發燒患者。

1月23日之後發生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

武漢城內,生靈塗炭。新冠病毒本身的致死率之外,還因為疫情高密度爆發帶來醫療資源擠兌,長時間陷入短缺絕境;軍事化封城停止物流交通,又帶來大量慢性病人群藥物短缺,各類重症致死人數,遠超官方可以統計和公布的數字。

武漢城外,人人自危。從城市、到地區、到國家,相繼封鎖,交通停運,航班取消,活動暫停,全球化社會如毛細血管般運作的所有人流、物流,猛地按下暫停鍵,但也擋不住仍在不斷攀升的感染數字。

病毒一旦失控成為瘟疫,就自有其生長與擴散邏輯,一刀切的軍事化措施,效用已然有限。而在集中爆發的疫區,如何在持久戰中,既維持生活,也盡力降低死亡率,更是考驗國家的醫療基礎工程,與政府深入基層的組織及治理能力。

可惜,我們目睹的是,武漢封城之前54天,預警機制層層失靈,病毒最終失控爆發。而瘟疫封城之後至今三週,疫區之內,醫療資源迅速透支,各方補給卻無法送達,一刀切的政策之下,內部管理極為混亂,行政效率低下,而各級官僚還忙著推諉責任。

不僅是極權政府常常犯的錯誤在重演:沒有確保公眾監督的言論自由,沒有對人民負責、而不是對領導負責的民主政府,導致可控的危機演變為失控的災難。甚至是,中國模式一向被認為有優勢的地方,舉國體制、集權效率、國家實力好像都在失靈。到底發生了什麼,令病毒演變成瘟疫,瘟疫又發展至此?

封城之前,預警系統層層失靈

中國大陸的新聞記者在嚴格的審查機制下,衝破封鎖,不顧病毒的威脅,十幾家媒體、幾十名記者不停歇地接力,從第一線帶回了疫情復盤的關鍵資訊。這些來自醫生、病患、家屬與科學家的證詞,儘管都被包裝在軟性的人物與救災故事中講述,有心人仍然一眼就可以辨認,那些揭開系統失靈原因的關鍵時間點。

正常的預警機制理應是,當一線醫院發現病例,一方面通報政府衛生主管部門,一方面通報醫學科研機構,前者做出公共衛生安排,提前部署醫療資源、部署對內對外的響應和通報機制、部署資訊公開和公眾預防教育,防止疫情擴散;後者追查病毒源頭,研究醫學專業應對方案,聯合國際力量試驗藥物、突破疫苗,以科學控制疫情。

但人們看到的是,在醫院第一時間上報,科研人員也第一時間知情之後,中國政府的衛生管理部門,一方面的確啟動了內部調查,一方面,在「新增確診人數」、「人傳人」、「醫護感染」三個關鍵指標的通報上,向公眾持續隱瞞、說謊。

12月1日,武漢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發病。1月7日,首例醫生感染確診。1月9日,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死亡。到了1月19日,確診感染的醫護人員已經去到18例。這期間,從12月底到1月初,專門做口罩和防護服的廠商早就聞風而動,取消了在湖北召開的會議(12月20日);國家衛健委很早就抵達武漢調查(12月31日);中國政府早早向美國通報了疫情(1月3日);派人去過武漢調查的香港啟動了嚴重級別應對(1月4日)。

(參考第一財經整理的時間線:https://m.yicai.com/news/100495596.html)

但從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開始對外通報「病毒性肺炎」,他們公佈的「新增確診人數」一直遠低於真實數字,而且在1月,最關鍵的防疫期,正逢武漢市和湖北省「兩會」召開,會議期間,新增確診人數維持在「零」的奇蹟。一直到1月19日,武漢市衛健委都沒有改口的說法是:「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沒有醫護感染」。

甚至到1月19日,武漢的百步亭社區,還舉辦了「萬人宴」。半個月後,這個社區集中爆發的疫情證明了,這一萬人同坐同吃的宴席,正是大型交叉感染的現場。

1月20日,SARS時期的專家鐘南山出面,在央視接受採訪,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才第一次由官方媒體釋放信息,確認疫情的嚴重性。

2天之後,湖北啟動了「突發公共事件二級響應」,3天之後,武漢突然封城。

1月19日,武漢百步亭社區舉行萬家宴

封城之後,公衛治理級級失效

千萬人口的城市突然封閉,進入戒嚴狀態,所有人都意識到,疫情爆發已然發生。但接下來三週,在武漢、湖北省、乃至各個省市發生的局面,仍令許多人大跌眼鏡。

在武漢,不僅進出封鎖,城市公共交通服務也全停,進而停止所有私家車通行,整座城市僅安排6000輛計程車,承擔緊急交通功能。於是,醫護人員上班要靠步行,或者志願者集中接送,病人去醫院也要在寒風中靠自行車接送。醫院的物資迅速透支,所有醫院,一床難求,病人睡在、甚至死在走廊上的畫面頻頻傳出,最基本的口罩、防護服、醫用手套,全部告急。多日過去都沒有補給的情況下,武漢各大醫院開始直接在網絡上跟社會求助,希望社會捐助,列出的清單裡,很多醫院的口罩、防護服早已是「零」。武漢協和醫院甚至在微博標題上直接寫:「不是告急,是沒有了!」

還來不及追問國家的物資調配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在12月政府已經知情的情況下,沒有提前準備,為什麼在決定武漢要封城之前,沒有從各省調撥,為什麼在封城之後,沒有看到官方調配資源的努力(哪怕不夠)——在網絡上,心急如焚的民間社會行動起來,人們自發組成無數的志願小組,有人在城內冒著被感染的風險接送醫護上下班;有人成立物資組,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廠商捐款購買大量口罩、防護服,送往武漢和湖北各縣市醫院的前線;有人成立病患幫助小組,想方設法幫助病勢兇猛卻無法入院、在網上求救的個人及家庭,協調稀缺的醫院資源,或者提供心理支持。

然而一週時間過去,人們發現,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捐贈物資,不被允許直接送達任何一家醫院,而是堆在武漢紅十字會和武漢慈善總會的貨倉,堆滿了整整一個體育場,需要他們分配。而醫生到了貨倉門口也拿不到物資,醫護人員只好反覆戴已經穿戴過的防護服、口罩、手套,甚至自製口罩,醫護感染的數字迅速上升。

民間沸騰了:時間就是生命,為什麼在如此緊急的時刻,武漢上空好像出現了「黑洞」,吸走所有物資?又過了近一週,武漢紅十字會才在壓力下出來道歉,說自己能力不足,而主管政府才姍姍來遲地說要查辦,引入企業能力幫助調配貨源⋯⋯

如果抗疫如同作戰,醫護就如戰士,醫療物資就如糧草。在武漢這個中國的抗疫最前線,人們看到的是,作戰指令剛下達,前線就已經糧草不保,戰士病倒,甚至不是因為資源耗盡,而是官家調配不力,又不開放社會自救。與此同時,從武漢市、湖北省、科研機構、紅十字會、慈善總會,乃至中央,開始了一場大型的官員推卸責任表演。令病毒爆發成為瘟疫的責任鏈條中,每一個中間環節的負責人,都出來接受媒體採訪,試圖隱晦地把責任往上推:我在12月時已經上報,我沒有自行決定的權力⋯⋯

醫生說我告訴疾控中心了,疾控中心說我告訴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說我上報了,省政府說我也上報了,那一層層往上,責任在誰呢?

北京直到除夕過後,大年初一,才成立了防疫小組。宣布成立小組時,作為責任人的組長竟懸空了一天,才宣布由李克強擔任。而後,在防疫戰中露面很少的習近平會見WHO秘書長,為了穩住局面,公開說,這是我「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防疫戰。 

而此時,武漢當地的至少13家主要醫院,已經爆發了院內感染。根據官方數字,武漢定點醫院一共有病床8254張,已全部用滿;有20629人被要求居家隔離;有5425名輕症或疑似患者,搬入賓館或體育場集中隔離。在武漢,新冠肺炎的致死率高達4.3%,重症死亡率直逼15%,遠高於中國其它地區平均水平的0.2%。更不要說,這只是官方統計,有許多人,在確診之前已經病逝,無法被統計入死亡名單。

漫畫家鄺飆作品

舉國體制因何失靈?

中國一向被認為擅長「集中力量辦大事」,因為舉國體制,在緊急動員上有民主國家沒有的效率優勢,這種優勢常常體現在救災,比如水災、風災、地震,甚至短期的金融危機(不計長期後果的話)。但這一次發生了什麼?

病毒不比地震,瘟疫是病毒長期、動態與社會緊密互動的過程,不是一次大災害,而是一連串無止盡的次生災害。地震、海嘯當然都有次生災害,但破壞程度遠遠低於主體災害本身。對地震來說,救援重點在震後72小時,軍事化的組織動員可以在這樣短時間內發揮高效。但瘟疫不同,病毒如水蔓延,無邊無際,有潛伏期,無法簡單提前標記隔離,有治療期,症狀可輕可重可反覆,這樣的災難,真正考驗的是這個國家毛細血管般綿密的社會組織網絡是否功能良好,考驗的是醫療衛生、社會福利體系這樣無形的基礎建設,考驗的在資訊公開與恐慌管理之間的公民素養。

但中國模式的發展,恰恰是忽略上述三點的:中共一向扼殺社會組織化的任何苗頭與可能,自2012年習執政以來,對基礎本就薄弱的中國公民社會打壓,尤其是對NGO、媒體、律師、宗教團體等組織要件的清洗可謂「斬草除根」式的嚴酷。第二,中國GDP的增長,投入在公共醫療、社會養老福利這樣的基礎設施比例少之又少。第三,嚴格的資訊審查機制運行多年,以維穩為目的的欺瞞已經成為宣傳體制的身體本能,而民眾在這樣機制之下,不僅難以獲得準確資訊,對資訊的辨別識讀能力也很低。

就算以中共自身來說,中共自我定位為全能型政黨,瘟疫考驗的不是這個政黨自上而下調動資源的能力,而是它自下而上,把資源協調與分配到「最後一公里」去解決問題的基層組織實力。網友形容武漢上空出現的「黑洞」,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的失敗。調集資源並不難,而資源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就是組織的失敗;一刀切封鎖城池並不難,而在與病毒的持久戰中,困死了本不該困死的人,就是管理的失敗。

社會已然在長期的打壓中被掏空,但中共自己的基層組織為什麼失效?這個問題可以反過來問:一個有八千萬人的龐大組織,到了基層,如何還能有效?基層做事的動力是什麼?為什麼今天沒有了?   

簡單地歸納,基層動力主要來自三點:第一,信念,強烈的意識形態信仰是支撐一個共同體到了末端依然不解體的重要原因。第二,選票,如果你的生死由選票而不是領導決定,也就意味著你的每一個決定需要對下負責,而不是對上拍馬。第三,利益,在領導看不見的地方依然願意勤懇做事,動力之一來自利益分享。

在習時代,與此前胡溫、江李時代,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中共在走出革命年代、進入穩定執政階段時,維繫各派系均衡乃至基層組織的「分贓體制」被打破了。習的運動式反腐打破了傳統官僚階層的利益分贓結構,但同時,權力並沒有以民主改革的方式下放到基層,反而更加往上收攏,在黨國體制之上,形成高度的個人獨裁。至於信仰,自共產革命破滅以來,並無法通過習推動的「黨建」重新建立起來。

結果,今日中國地方官僚系統的懶政、怠政早已成為公開的現象,既然做事無利可圖,那麼多做多錯,不做不錯,一切跟領導指示,多磕頭,少說話,成了習時代的官員,尤其是基層組織極為普遍的基本心態。

從武漢到湖北,瘟疫演變至此,所暴露的中國地方官僚系統、治理體系的失能、空心化,只是冰山一角。

時代雜誌封面

講真話與無權者的權力

回到文章開頭:如果時光倒流一個月,你預知真相,會回去拉響警報嗎?

李文亮醫生去世之後,有網友重新提起這個笑話,並改變了原來黑色幽默的答案:「如果謠言是他的罪名,我們唯有以真話悼念。」

12月30日,34歲的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曾在自己的醫生同學群組提醒大家小心,懷疑有新型肺炎病毒開始流傳,已經有多例確診。聊天記錄被公開後,他因為「造謠」遭到了當地警方的約談、警告,還簽了「悔過書」。李文亮沒有離開崗位,因接觸患者自己也感染了新冠肺炎,並在2月1日才最終確診。確診的同一天,他在重症監護病房,以實名接受媒體採訪,披露了自己見證疫情發展的過程,還公佈了自己曾因「造謠」簽署的「悔過書」。2月6日晚上,李文亮醫生去世。他生前所簽署的悔過書,在網上流傳,刺痛了無數在這場瘟疫中煎熬的人。

警方的悔過書上印著:「我們希望你冷靜下來好好反思,並鄭重告誡你:如果你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你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你聽明白了嗎?」李文亮手寫了答案,並按下手印:「明白」。

李文亮並不是英雄,他做了每個普通人都會做的事,走出警察局,乖乖聽話,不再多說什麼。但人們都知道,一個月後他又實名接受採訪,實在是「沒有明白」。

「不明白」的力量有多大?哈維爾說,如果每個人做的每一個選擇,都從「活在真實中」出發,而不是無意識地盲目服從,人們就在從根本上瓦解權力可以正常運作的紐帶,如果這個紐帶上的每一顆螺絲釘,都自覺這樣做,這台看似龐大無可阻擋的機器,就有失能的可能。這是哈維爾說的「無權者的權力」,正如李文亮所做的——在自己的位置,沒有更多,也沒有更少,講了該講的真話。

這樣「不明白」的力量,隨著疫情帶來的悲憤在民間無聲傳遞,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人道危機仍未緩解,接踵將至的經濟危機,又是更大的考驗。2020年冬天爆發的這場瘟疫,將是一場獨立的危機,還是一連串多米諾效應的局部?

北京通惠河畔,市民悼念李文亮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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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曉明武漢日記1:我也用電鍋煮口罩,不然又有什麼辦法呢?

艾曉明武漢日記2: 疫城内的永别时刻

艾曉明武漢日記3: 乍暖還寒,方生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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