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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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是我对这个社会最激烈的反抗。

高耀洁一二

【一】

去往高耀洁追思会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位曾经照顾她的护理员。每一个跟高耀洁打过交道的人对她的评价都高度一致,阿姨也不例外,大家都能在她的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和信念感,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指引:人可以活得如此正直、纯粹和无畏。做不到她这样的境界没关系,至少我们可以朝这方向去努力。

我问阿姨老太太在纽约居住期间被骚扰过吗?她说有的,家里的锁曾经被撬过。是谁撬的不得而知,事后怎么处理的她也不清楚。即便没发生实质性伤害,撬锁也是警告。

我问她见过老太太的子女吗?她说见过。我以为子女跟老人已经不来往了。

阿姨说不是的,首先子女要经过领导批准才能来。看过老人子女后其实难以苛责他们。很压抑,大家都很压抑。子女从小到大受到的打压已经把他们都吓傻。她的儿子13岁就被连坐坐牢了,同为妇产科医生的女儿也因她失去工作,被迫移居。她的子女们都懂伤害源头在哪,只是因为长期打压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你们的确可以说他们没有传承到母亲的无畏,可是又有几个人能不计任何代价去做?

在追思会上她的子女泣不成声。他们感谢的每一件事都很具体,他们对老人的状态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在悼词里小心翼翼地提及和感谢希拉里,这种敏感正是长期打压后的条件反射。这一家人都太苦了。

她的妹妹说了当年带着姐姐离开郑州的经过。

(背景信息:那时候老人已经寸步难行,子女无法上门探望,且有4个监控对准家里)

最后她只带了一个装满毕生研究资料的硬盘,跟着妹妹从郑州出发,途经洛阳,成都。在成都和香港朋友的帮助下,最后来到纽约。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以最快速度离开,不得不半夜一点多互相搀扶着赶路上车,一整天几乎不吃不喝不睡。只是这些事比起她们的经历都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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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记好医生高耀洁》著名历史学者朱学勤为高耀洁著《我的防艾路》所作序言。[蜡烛]节选:”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跛,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挨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地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

她是一个母亲,文革中儿子受她牵连,13 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生都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愤。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2007年,为了保全中原的脸面而不是中原的生灵,有关方面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最后竟把她那少年时期受其牵连,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动员到她面前。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喊“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辩明,中原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官场“前现代”,是官员疯狂追逐GDP,不择手段,这才造成这场旷古奇闻、人间惨祸。

她说穿了艾滋病的“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却又顶住压力守口不改,终于得罪有关方面,最终竟不能见容于这块土地。

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 年8 月9 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关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

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地”,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960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所谓“中原血祸”,只是一个隐喻:华夏早有“国殇”,老人只不过说出国殇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场病在多年,无声无息的血殇——“殇”不在肘腋,而在血脉,在种族命脉所系之血液。她无情刺穿某些知识时人“后现代”“现代性”之神话,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还有前现代血殇。

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中原故国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处能畅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

CC BY-NC-ND 4.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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